(四)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周振甫冀勤 本章:(四)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

    竟陵出于公安。《列朝诗集》丁十二《谭元春传》引金陵张文寺云:“伯敬入中郎之室①,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斋近集》②卷三《花雪赋引》亦谓:“伯敬论诗,极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翁覃溪《复初斋诗集③卷七十《俪笙和予白斋之作、因论白诗、兼寄玉亭协揆》:“白苏斋渐启锺谭”④,则误伯修为中郎,欲与“初白庵”、“白庵”凑合耶⑤,抑于公安、竟陵家法道听途说也⑥。观谭友夏《合集》卷八《东坡诗选序》、《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则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⑦;小修《珂雪斋近集》卷二《答须水部日华书》、卷三《蔡不瑕诗序》、《花雪赋引》皆于乃兄几如阳明于朱子之作“晚年定论”⑧,亦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矣。中郎甚推汤若士⑨,余见陈伯玑《诗慰》选若士子季云诗一卷⑩,赫然竟陵体也,附录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锺谭”。中郎又亟称王百穀⑾,《诗慰》选百穀子亦房诗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盖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众”。

    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勒⑿;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惑。(417—418页)

    竟陵、公安,共事争锋,议论之异同,识见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⒀。凡袁所赏浮滑肤浅之什,谭皆摈弃;袁见搬弄禅语,辄叹为超妙,谭则不为口头禅所谩,病其类偈子。盖三袁议论隽快,而矜气粗心,故规模不弘,条贯不具,难成气候。锺谭操选枋,示范树鹄⒁,因末见本,据事说法,不疲津梁⒂。惊四筵而复适独坐,遂能开宗立教矣。

    (425页)贺子翼《诗筏》颇左袒竟陵⒃,一则云:“《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⒄,锺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⒅。二书皆足长人慧根。”即谓沧浪、竟陵冥契同功。徐电发釚《南州草堂集》⒆卷十九《云门厂公响雪诗序》云:“自严沧浪以禅理论诗,有声闻、辟支之说⒇,遂开锺谭幽僻险怪之径,谓冥心静寄,似从参悟而入。一若诗之中,真有禅者。”尤为发微之论。焦广期以渔洋比锺谭(21),窃疑邓孝威已隐示斯意(22),《尺牍新钞》(23)二集载孝威《与孙豹人》:“竟陵诗派诚为乱雅(24),所不必言。然近日宗华亭者(25),流于肤殻,无一字真切;学娄上者(26),习为轻靡,无一字朴落。矫之者阳夺两家之帜,而阴坚竟陵之垒;其诗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也。”“华亭”、陈卧子也,“娄上”、吴梅村也,皆七子体而智过其师者也;“夺两家帜”者,岂非王阮亭耶。计子发《鱼计轩诗话》载凌缄亭《偶作》第二首亦云(27):

    “新城重代历城兴,清秀赢将牧老称(28)(自注:时谓王阮亭为‘清秀李于鳞’,钱牧斋亟称之,何耶)。细读羼提轩里句(29),又疑分得竟陵镫(自注:新城有绝似锺谭者)。”

    然渔洋作诗,讲究声调,自负盗古人不传之秘;竟陵于此事却了无解会,故《尺牍新钞》二集卷十五雷士俊《与孙豹人》云:“大抵锺谭论说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仅见,而略于音调,甚失诗意。诗以言志,声即依之。锺谭《诗归》,譬之于人,犹瘖哑也。(30)”则渔洋说诗堪被“蕴藉锺伯敬”之称,而作诗又可当“响亮谭友夏”之目矣。(425—426页)①《列朝诗集》:清钱谦益编,明诗选本,八十一卷。附作者小传。在《锤惺传》里附见《谭元春传》,有张文寺说:“伯敬入中郎之室。”即明代诗歌流派竟陵派(锺惺字伯敬,与谭元春均为湖广竟陵人。)是从明代诗歌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中出来的。

    ②袁小修:明袁中道字。有《珂雪斋近集》四卷。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称三袁,湖广公安人(今属湖北)。为公安派创始者。文学上强调抒写“性灵”,于诗文不满明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主张。企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三袁中袁宏道成就较大。

    ③翁覃溪:清翁方纲号。有《复初斋诗集》七十卷。

    ④白苏斋:袁宗道书斋名,字伯修,因好白居易、苏轼诗,故名。是袁宏道启锺、谭,这里说成袁宗道,所以说他误了。

    ⑤与“初白庵”、“白庵”凑合:把袁宏道误作袁宗道,是不是要把白苏斋同初白斋(清查慎行,号初白)、白斋(清陆绍曾)凑合呢?

    ⑥竟陵:明代诗歌流派,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于诗文反对摹古,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为轻率,倡导幽深孤峭,追求形式上的险僻,作品因而流于冷涩。

    ⑦谭友夏:明谭元春字。有《合集》二十三卷。《谭友夏合集?东坡诗选序》:

    “斯选也,袁中郎先生有阅本存于家,予得之其子述之。”又《袁中郎先生续集序》:

    “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续集而属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学,学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为先子者,实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叙先子。”从这两段话看,袁中郎子述之已化为竟陵派了。

    ⑧小修:袁中道字。又有《珂雪斋集》二十四卷。《珂雪斋集?答须水部日华书》:

    “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又《蔡不暇诗序》:“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神,则善矣。”又《花雪赋引》:“友人竟陵锺伯敬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袁中道在这三篇文里,完全肯定竟陵,把公安变成竟陵。好比王守仁(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把朱子晚年之说说成与陆九渊理论相同了。

    ⑨汤若士: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字。

    ⑩陈伯玑:清陈允衡字,评选《诗慰》初集、续集。

    ⑾王百穀:明王稚登字。

    ⑿前后七子:明代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三派鼎立,并驾齐驱。

    ⒀列眉指掌:指眉毛、五指排列极清楚。

    ⒁锺惺与谭元春合编几种《诗归》选本,可以作为示范。

    ⒂不疲津梁:犹架桥引渡,不懈地将作品流传下去。

    ⒃贺子翼:明贺贻孙字。有《诗筏》一卷。

    ⒄《沧浪诗话》:宋严羽撰,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对汉魏以来诗进行评论。《诗辨》:“大抵禅道惟在妙语,诗道亦在妙悟。”

    ⒅《诗归》:明锺惺、谭元春编选,五十一卷。锺惺《与高孩之观察》:“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

    ⒆《南州草堂集》:明徐釚(字电发)撰,三十卷。

    ⒇严羽在《诗辨》里讲到禅家有大小乘,上乘具正法眼,悟是第一义;小乘声闻、辟支乘,皆非正也。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谓:佛家有三乘:菩萨乘、辟支乘、声闻乘。菩萨乘普济众生,称大乘;辟支、声闻仅求自度,称小乘。辟支,梵语独觉之义,非由师承,独自悟道;声闻,乃由诵经听法而悟道者。

    (21)焦广期:清焦袁熹字。渔洋:清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22)邓孝威:清邓汉仪字。有雅颂领袖之称。

    (23)《尺牍新钞》:清周亮工辑,十二卷。

    (24)乱雅:雅指正声,即乱正声。

    (25)“华亭”、陈卧子:明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

    (26)“娄上”、吴梅村:清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

    (27)计子发:清计发字。撰有《鱼计轩诗话》一卷。

    (28)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历城:李攀龙,历城人。指王士禛 代李攀龙兴起,不过是清秀李于鳞(李攀龙字),得到钱谦益(牧斋)

    的称赞。

    (29)羼提轩:王士禛的斋名,指王士禛。

    (30)瘖哑:哑人。

    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坛上的几个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反对杨士奇、杨荣、杨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饰的台阁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拟古。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更把复古拟古推向高潮,严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满意七子的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文体,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对机械摹拟,又反对俚俗文风,自认为是在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险怪的途径。

    这里三则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时间上后于公安。钱谦益选辑《列朝诗集》,撰《谭元春传》引张文寺的话说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说锺惺论诗极推中郎,这说明锺惺的诗论是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里来的,清代文学家翁方纲也认为袁家“渐启锺谭”。再看三袁的后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坚守公安派的主张;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戏曲家汤显祖,其子季云“酷嗜锺谭”,诗亦“赫然竟陵体”;王稚登之子亦房诗,亦与谭诗难分难辨。这些例证说明竟陵诗论是从公安来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后人也不满意,所以多化于竟陵。因此,袁中道称锺惺论诗极推宏道的话:“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不尽符合上述例证的事实,应当注意后来的发展变化,已是愈来愈转向竟陵。

    (二)以往论明诗,总是说公安、竟陵与七子三足鼎立,论其贡献、弊端和影响不相上下,这个说法似也不准确。因为竟陵诗论出自公安,后来超越公安,便成了与七子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谈艺录补订》),而“公安无足比数”。清邓显鹤在《岳归堂全集序》里云:“有明之诗凡三变”,“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后”,而其中一变是七子的拟古体,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学诗,非七子,则竟陵。”

    (《通雅》卷首)王霖也云:“聚讼纷纷堪一笑,谩推王李折锺谭”(《读唐宋元明人诗》),将王世贞、李攀龙与锺惺、谭元春对举;贺贻孙《诗筏》也是将竟陵与七子相提并论,“度长诘短”,参之以公安者极少。这是就诗论说的。这些清人的言论,反映了竟陵的影响确实比公安深远。

    (三)为什么公安派反对七子最为猛烈,反而没能成为七子的对手,而让位于竟陵派,这里指出有几种原因:第一,锺谭合作编选过风行一时的《古诗归》、《唐诗归》,凡是公安派欣赏的“浮滑肤浅”之作和搬弄禅语的超妙之作,锺谭一概摈弃不选,通过选诗和评诗,亮出自己的主张和识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公安派多是发议论,没有树鹄示范,后人又多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所以“规模不弘”,“难成气候”。

    第二,在文学观点上,清人贺贻孙极推竟陵,将其与宋代诗论家严羽的诗论相比;在创作实践上,世称雅颂领袖的邓汉仪称“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指出其诗风的特点;晚明陈子龙、吴伟业,于七子与竟陵之中,期望能矫其偏,补其失,实则仍是未离竟陵,陈吴的诗不过是“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这也就是说竟陵诗风后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与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诗坛上有一代宗匠之称,善为古文,兼工诗词,著述丰富,诗论与诗作均可“夺两家帜”,还有选本《古诗选》、《十种唐诗选》、《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等,是兼学士与文人于一身的大家。实际上,他只是“清秀李于鳞”,“响亮谭友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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