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五章 科学 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本章: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五章 科学 1

    我们绝不要忘记,早在我们之前很久,科学和哲学便已进行了反暴君的斗争。其持续不断的努力造成了这场革命。作为一个自由而且知恩图报之入,我们应当让两者在我们当中扎下根来,并永久地加以珍爱。因为科学和哲学将维护我们赢得的自由。

    ——国民公会议员

    歌德说:“科学的问题,常常是使人发迹的问题,一项发现就可以使一个人一举成名,并为他奠下成为公民的财富基础……每一种新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一项发现,每一项发现都是财产。只要涉及到财产,他的热情便会立刻被激发起来。”

    ——《歌德谈话录》,182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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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艺术和科学类比总是危险的,因为艺术和科学各自与它们昌盛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大为不同。然而,科学也以它们的方式反映了工业和社会的汉元革命。部分是由于革命造成了对科学的特殊新需求;部分是由于革命为科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为它带来新问题;部分是由于革命存在的本身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我并不想说, 1789-1848年间的科学发展,能纯粹从其周围的社会运动角度来加以分析。大多数的人类活动都有其内在逻辑,它至少部分决定了这些活动。1846年发现海王星一事,并不是由于天文学之外的任何事物推动了这一发现,而是由于1821年布瓦德(Bouvard)的图表显示,1781年发现的天王星轨道出乎意料的偏离计算数据;由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偏离已大到足以假定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天体干扰所造成的;也由于众多天文学家开始着手计算这一天体的位置。然而,甚至最狂热信奉纯科学之纯洁性的人也体认到,只要科学家、甚至最远离尘世的数学家,生活在一个比其专业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话,那么,科学思想至少会受到学科专门领域之外的事物所影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前进,每一个阶段都解决了此前隐含或明显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接着提出新问题。科学的进步也得益于新问题的提出、对旧问题的新看法、处理或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或研究的新理论和实践工具的新发现。在此,外在因素便有着广大的空间可对科学思想发挥激励或塑造作用。如果说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学都是依单纯的线性路径前进,就像基本上仍处于牛顿体系之内的天文学那般,那么,这一点可能并不非常重要。但是,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所论时期是一个在某些思想领域(如数学领域)里有着全新发展的时期,一个蛰眠的科学纷纷苏醒(如化学领域)的时期,一个实际上创造了新科学(如地理学)的时期,一个将革命新观念注入到其他科学之中(如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时期。

    在所有造成科学发展的外在力量之中,政府或工业对科学家的直接要求是最不重要的。法国大革命动员了他们,让几何学家兼工程师卡诺负责雅各宾的战争工程,让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蒙日(Monge,1792-1793年任海军部长)以及一个数学家和化学家小组负责战时生产,就像它早先曾请化学家兼经济学家拉瓦锡负责国家收人的估算一样。像这样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进入政府做事,也许在近代或任何时代还是头一遭,但是,这对政府比对科学更为重要。在英国,这个时代的主要工业是棉纺织、煤、铁、铁路和船运。使这些工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技艺,是那些有实际经验(太有经验了)者的技艺。英国铁路革命的主角是一位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能觉察出什么东西能使机器运转的史蒂芬生——一位超级匠人而非技师。那些像巴贝奇一样的科学家,试图使自己对铁路有所贡献;那些像布鲁内尔一样的科学工程师,则试图使铁路建立在合理而非纯经验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的企图却毫无结果。

    在另一方面,科学却从科技教育的大力推动以及稍嫌逊色的研究支持当中,获得极大的好处。在此,双元革命的影响是相当清楚的。法国大革命改造了法国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这项工作主要借助于综合工科学校的设立(1795年,以培养各类技术人员为宗旨)和高等师范学院(1794年)的雏形——该学院是拿破仑中等和高等教育总体改革的中坚部分。法国大革命也重振了衰败的皇家学院(1795年),并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创设了(1794年)第一个名副其实不局限于物理科学的科学研究中心。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科学的世界优势地位差不多都要归功于这些主要基地,特别是综合工科学校,那是贯穿后拿破仑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骚动中心,也是伟大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无与伦比的摇篮。在布拉格、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在圣彼得堡和哥本哈根,在德国全境和比利时,在苏黎士和马萨诸塞州(Massacts),都仿效法国而建立了综合工科学校,只有英国例外。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也把普鲁士从死气沉沉的教育当中震醒了。在普鲁士复兴运动中建立的新柏林大学(1806-1810年),成为大多数日耳曼大学的楷模,而这些大学接着又将为全世界的学术机构树立典范。这类改革同样没有发生在英国,在英国,政治革命既未取得胜利又未达到突破。然而,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使建立诸如卡文迪什(Rumford),于1799年建立了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该机构的名声主要来自其著名的公共讲座,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为戴维(on)这位原子理论的奠基者就来自后者。伦敦的边沁学派激进分子建立(或毋宁说是接管和改变)了伦敦机械学院(London Mecitution,今日的伯贝克学院),将它发展成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建立了伦敦大学,以作为沉寂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的另一选择;建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以取代如没落贵族般死气沉沉的皇家学会。这些机构成立的目的都不纯是为知识而知识,这也许是专门的科学研究组织迟迟未出现的原因。甚至在德国,第一个大学化学研究实验室(李比希[Liebig]在吉森[Giessen]建的实验室)也要到1825年才得以设立(不用说,那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像在法国和英国一样,有些机构提供技术人员,如法国、英国;有些机构则培养教师,如法国、德国;有些机构则旨在灌输青年人一种报效国家的精神。

    因此,革命的年代使科学家和学者的人数以及科学产品大量增加。并且,它还目睹科学的地理疆域以两种方式向外扩展。首先,在贸易和探险的过程当中,便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领域,并且带动了相关的思考。洪堡是本书所论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思想者之一,它最初便是以一位不倦的旅行家、观察家以及地理学、人种学和自然史领域内的理论家而作出贡献。尽管他那本综合一切知识的杰作(Kosmos,1845-1859年),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别学科的界线之内。

    其次,科学活动的地域,也扩及到那些在当时仅对科学作出极小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举例来说,在1750年的大科学家名单上,除了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之外,几乎见不到别的国家。然而,19世纪上半叶主要数学家的最短名单,却包括了挪威的阿贝尔(y,1831年)、《自然科学院报告》(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837年)、《美国哲学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y,1838年),或者新的专业刊物,比如克列尔(Crelle)的《科学院统计报告》(Journal fur Reine und Angee Matik),或者《化学物理学年鉴》(Annales de C de Physiqu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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