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志愿军胜利北撤的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灾难正降临到他们头上！险！三兵团被敌人切断退路。关系到一八零师命运的最宝贵的时间，在混沌的大脑中消失了。军长韦杰眼看着一八零师被围，施出浑身解数，却仍爱莫能助。一个个士兵瘫倒在敌坦克的履带下……郑其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完了！一八零师将从志愿军的编制序列中被一笔钩销。当年的六十军军长悲叹不已话当年……

    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奉命北撤。

    此时，我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勤保障跟不上。由于敌人空中轰炸，交通不便，部队所需的弹药和粮食供应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在如此恶劣的战争条件下，志愿军战士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高度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了更多地消灭敌人，宁可饿着肚皮，也不愿“饿”着枪支，每次行军参战，总是“子弹多些再多些，给养少些再少些”。然而，即使这样，部队所带的粮弹也仅仅勉强维持7至10天。

    美李军在屡吃败仗之后，开始将视线移向志愿军的后方供应。美第八集团军统帅李其微在研究了我志愿军的后方供应问题后，即以“礼拜攻势”之名，制订出一个新的战术：在我军进攻的时候，他凭借其汽车、坦克，故意边打边撤，以消耗我军弹药。而大约一周过后，待我军粮弹匮乏之际，他则以其机械化部队像磁铁一样把我军紧紧粘住。对此，李其微美其名曰“磁性战术”。

    此时，五次战役刚刚打完，我志愿军大举北撤，于是李其微盯准这个机会，脸上露出了狰狞得意的一笑：OK！实施“磁性战术”的机会来到了。

    5月23日晨，李其微集中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大量的航空兵和远程炮兵的支援下，开始有计划、有部署的疯狂反扑。

    本来，我志愿军向北转移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此时，由于各级指挥员对敌人有计划地实施猛烈反扑的规模和形势估计不足，加之我军当时是胜利后的班师，全军上下普遍存在着麻痹思想，导致部队北撤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更糟糕的是，由于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三兵团的电台又被敌机炸毁，所属部队失去指挥达3天之久，在第三兵团的中部战线一时出现混乱。加之一些指挥员缺乏现代兵种知识，在前沿布置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没有很好地用火力封锁道路，结果敌人一旦突破我前沿，就可长驱直入，3天之内竟向我纵深推进50至80公里！

    严峻的形势出现了。

    5月24日，志司总部接到报告：我第十二军军部和下属的2个师、第二十七军主力和六十军所属的第一八零师被敌切断退路，拦截在“三八”线以南地区，已呈为敌三面包围之势……

    26日夜，第六十军指挥部。

    六十军也是华北军区的一支老部队，入朝以后临时配属给三兵团。

    此时此刻，军长韦杰心情十分沉重。在此之前，他刚刚获悉一八零师被围的消息。一八零师三面受敌，背后就是北汉江，真可谓是背水一战，一八零师处境危急！不行，必须让一八零师冲出重围！韦杰不容多想，立即指示报务员给一八零师发报：“拟令一八一师自华川以东接援你们。令你部坚决向西北方向突围……”

    一八一师于当晚23时30分接到韦杰的指令后，便立即向各团下达接援一八零师的部署。然而，此时一八一师至各团的电话线中断，只好徒步向各团传递命令。由于部队分散，加之天下大雨，迟至27日2时30分各部队方接到出发命令，4小时后才到达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然而，为时己晚，敌人已先我一步占领了这一地域。

    一八一师遂组织部队从正面攻击，终不可能，至此，六十军接援一八零师的计划遂告破产。

    一八零师陷于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的险境。

    战前刚由师政治部主任提升为师长的郑其贵，面对部队眼前的处境已是无可奈何。

    其实，在一八零师刚刚被敌人切断退路的时候，如果郑其贵能够沉着冷静地组织部队积极突围，目前这种境地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时的情况仅仅是敌人的摩托化步兵超越到一八零师的前头，后面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有敌人，利用夜间完全可以突出来的。然而，郑其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果断地临机处置，在当时的危急时刻，还犹豫不决地向六十军指挥部发电请示：我们是否可以向北汉江撤退？军指挥部的回电是：接兵团指示，令你部在北汉江以南原地防御，以掩护伤员后撤。

    当时，志愿军尚未转移的伤员多达8000人！

    此时的郑其贵始终格守着党的政工干部特有的准则：上级的命令就是一切，违背上级命令是决不允许的。很显然，他缺乏军事指挥员应有的干练和果敢，尤其缺乏随机应变的处事能力。于是，关系到一八零师1万多人命运的最宝贵的时间在他混沌的大脑中永远消失了。

    面对敌人强大炮火的冲击，一八零师涣散了。到现在为止部队已经3天没有粮食了，只有靠山上的野菜聊以充饥。而许多人由于辨不清有毒的野菜，误食后中毒……

    部分战士开始开小差。敌人利用一八零师的被俘人员，在飞机上向一八零师阵地喊话，作劝降宣传。

    一八零师指挥部开始焚烧文件、密码本，师直、五三八团、五三九团和五四零团也开始焚烧文件……

    郑其贵指示报务员向军指挥部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一八零师将分散突围，各自为战。尔后，将电台毁掉，将武器投向滚滚逝去的北汉江……

    在凄凄淫雨中黑夜来临了。司号员最后一次吹响了军号，呜咽低沉的号声回荡在一八零师阵地上空。郑其贵通知一八零师自动解体，官兵们自愿结合，分成多个小组朝各个方向寻找出路去了。

    师长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等带数百人从东北方向突围。他们支撑着饥寒交迫、困乏无力的身体，一步一滑，艰难地越过一座座山岗，走进一条很长很深的山沟，他们在这遍布乱石荆棘的深谷中，跌跌撞撞地向凶吉未卜的前方摸去。

    天至将明，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他们终于走出了沟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小树林，望着眼前平坦的地域，郑其贵长吁了一口气，随即又打了一个冷颤——他的全身早已不知什么时候被雨水淋得湿透了。这时，一种本能的求生的欲望重又爬上心头，浑身也来了劲，他招呼一下大家，便甩开大步向树林方向走去……

    突然，一阵低沉的马达的轰鸣声从树林中响起，尚未等郑其贵回过神来，几十辆坦克已经冲出树林，紧接着坦克开炮了。隆隆的坦克和着履带转动的嘎嘎声左冲右撞，一个个士兵瘫倒在坦克的履带下……

    郑其贵绝望了，他嘶喊着发疯似的向树林深处跑去，此时，郑其贵才清醒地意识到：完了，一切都完了！一八零师从此即将在志愿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了。

    ……

    截止到5月30日，一八零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一些零散人员归队，总共不到千人！

    一个整编师，全员11000人，此役一八零师竟损兵折将多达万余人，其中有5000余人被俘！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人员被俘最多的一次。

    对此，彭德怀非常痛心，也非常生气。事后，他在志愿军总部召开的军以上领导会议上大发雷霆，并当面质问六十军军长韦杰：“你这个韦杰，军长是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知道照传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

    “还有，你们那个一八零师，本来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你们被包围了？敌人不就是从你们前面过去了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敌人白天过去了，可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哪有像你们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

    对此，彭德怀本人也深感内疚。他在总结五次战役后期失利的情况时，曾经这样说道：“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

    愧疚之情溢于言表。由此，我们看到了彭德怀元帅那光明磊落、敢于正视自己的高风亮节。

    的确，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情况变化，及时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在很多年后，韦杰在认真总结这次战役时，开诚布公他讲了自己的几点认识：

    一、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多占一些地区，有利于和谈，但在作战指导上有轻敌麻痹的思想，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

    当时敌军是机械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掌握了绝对制空权，而我军还是劣势装备，部队行动全靠两条腿走路，补充一次弹粮仅能维持7 天左右，对付敌装甲坦克，除了炸药以外，一个连仅有几发莫洛托夫手雷，各级炮兵数量甚少，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作战，每次战役的规模不宜过大，口张大了，势必兵力火力分散，纵深大了，在物资保障和兵力机动上必然力不从心，战役发起时间过早，反击的口张得过大，部队远离后方大幅度跃进，未能趋利避害，结果一、二阶段未能圆满实现预期目的，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对我方困难顾及不够，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没有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具体反映在战役初期，对付敌人撤退缺乏准确分析，只看到敌人表面上的败退，未能识破敌人撤退中藏有避我锋芒，诱我前出，待机反扑的阴谋，因此各级指挥员缺乏多手准备。如一八零师奉命于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伤员转移任务时，敌人已发起进攻，该师还以为敌人是“以攻为守”，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应付新的情况。再者，作战部队没有根据对象的变化进行充分的准备。

    我三兵团参加五次战役系入朝同美军第一次交手，一方面部队入朝仓促，各方面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对同美、李军作战缺乏经验，又没有对敌作战特点认真加以研究，因而对敌人机械化部队机动速度很不适应，在战斗中不能依照新的情况来判明敌之企图，立下正确决心进行处置。不能迅速转换战斗样式，不能迅速集中兵力，力争主动。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战役中我反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没有形成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

    5月23日敌乘我军转移之机全线反扑时，我军全线一度处于被动。战役开始，六十军为兵团左翼梯队，战役第二阶段发起后，兵团将我军的3个师分由兵团、十二军、十五军指挥，分散在3处作战，军部在战役过程中没有掌握机动兵力，战斗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在阻击敌人北犯时，3个师虽然奉命归建，但位置分散，相距甚远，客观上造成全军不能根据新的情况调整部署，全军仍一线配置于30公里正面上，军的防御缺乏韧性，一八零师被围时，其余2个师仍在春川东北地区，山高路窄，行动不便，不能及时救援。如能在战役结束撤离时迅速将一八零师、一七九师转移至北汉江以北地区并肩组织防御，将一八一师作为第二梯队，同时加强与友邻的联系，形势将有利得多。一八零师被包围之时，三兵团也无任何机动兵力，不能增援六十军，解围一八零师。兵团防御地段本身也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无力支援。

    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止阵地，实行重点防御。以劣势装备抵抗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有良好的阵地作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经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一八零师在北汉江以南阻止敌人，背水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一八一师某团防御伏主山阵地时，没有以高地主峰为重点进行防御，而使该主峰被敌占领，敌人居高临下，我守各部队被迫撤出。

    四、组织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这给部队作战行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兵团令我六十军采取防御，接到命令时，我军兵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各师虽奉命归建，但短时间内无法收拢。

    一八一师到军部120多公里，要走好几个晚上才能归建，一八零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伤员转运的任务由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兵团自23日至26日3 天与各军失去联系，只有一七九师后撤路线同军部一致。该师刚赶到军部附近，敌坦克部队已到了华川。军部当时令该师在马坪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挡住敌人沿公路北犯，把敌人的锐气打下去了，但一七九师亦遭受很大伤亡。后来彭总在总部开会时讲：“六十军机动灵活，能够将一七九师使用在这个方面上，把敌人挡住了，否则敌人沿春川这条公路插到元山港背后，后果将更为严重。”

    实践证明，大兵团作战，友邻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在一八零师遭受敌人攻击时，友邻部队事先未通报，突然后撤，使一八零师侧翼更加暴露，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使一八零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势。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通畅，其原因，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以致使重要任务下达、紧急情况上报不畅；三是经常遭空袭，加之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作战指挥受到干扰，兵团与各军失去联系达3 天之久，军部与各师电台联络也多次中断，有的整天失去联系，有的电报没有发出，有的收到电报没能及时译出，造成指挥失灵，贻误了战机，造成了被动。

    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在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封闭，战役中我军前出大远（六十军最远前出200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送，部队通常只能保持7 天的作战能力，给作战行动和阻击敌人反扑带来极大的困难。敌人对我们的这些情况摸得很清楚。前阶段他们采取后退，诱我前出，待我方弹粮耗尽再作反扑。这个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一八零师在向北突围中，有的部队弹尽粮绝，吃野菜，吃野草，中毒和饿死部分人员。

    七、一八零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指战员表现出英勇顽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但师主要负责干部却政治上动摇，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敢地、沉着地指挥部队坚决突围，因而使全师遭到重大损失。

    关于五次战役一八零师受损失的责任问题，军委总部首长早有结论。

    1952年10月，周总理当面对我说过：“韦杰同志，一八零师失利没有你的责任。”彭总在志司党委会上也说：“在五次战役中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置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总感到很有必要将这段真实的情况做个认真的回忆。

    我一生经历了43个战役，大小战斗525次。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真实地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八零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回忆总结，留给后人，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一个老兵的责任。

    作为当时第六十军的军长，韦杰的着眼点可能更实际、更具体一些。无论是非曲直，在此，我们不好妄加评论。然而，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一八零师所遭遇的那场灾难，韦杰所提供的上述情况，必定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