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大将军挂帅，战将云集，独臂将军贺炳炎、胡子将军王震、儒将许光达……他们的部队兵强马壮，跃跃欲试，解放大西北的时机终于到了。

    1949年1月，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力量。我军力量已具有优势，全国的战略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敌100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19个军64个师约41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署余汉谋部共17个军57个师36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约20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6个军28个师17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6个军14个师7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10个军31个师约24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我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也很迅速。 1943年，西北野战军以6.8万人的兵力向优于己数倍之敌进攻，共消灭敌军约16个师11.5万人，收复了延安，解放了黄龙地区，并一度解放了渭河以北及关中东府、西府等20余县。

    整个战略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在内的求和声明，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加强对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控制，并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企图把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 万至500万人。

    依据全国的战略形势，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

    1949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我们要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稳步前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要有一套城市政策；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员。野战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每个军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各军编有直属炮兵团、工兵团及警卫分队。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原第三五八旅改编），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第二师（原独立第一旅改编），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原独立第七旅改编），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该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编。

    第二军：工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郭鹏、顿星云任副军长，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师（原独立第四旅改编），师长顿星云兼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五师（原第三五九旅改编），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原独立第六旅改编），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该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编。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朱明任副政治委员，李文清任参谋长，邓家泰任副参谋长，江勇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师（原独立第二旅改编），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原独立第三旅改编），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原独立第五旅改编），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该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编。

    第四军：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刘拧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改编），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改编），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该军由原第四纵队改编。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徐方清任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陈海涵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六师（原教导旅改编），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原新编第四旅改编），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该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编。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旅改编），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第二十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二旅改编），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该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编，仍留山西作战。

    第八军：姚喆任军长。下辖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一旅改编），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四旅改编），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该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编。

    第一野战军直辖骑兵第一师（原骑兵第一旅改编，仍留晋绥作战），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二师（原骑兵第二旅改编，西北军区建制，随第一野战军作战），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第一野战军共15.5万余人。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彭德怀是一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指挥员。他指挥作战的艺术，毛泽东主席十分信赖和赞赏。毛泽东曾亲笔题写过一首诗，赠予彭德怀：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如今仍被人们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彭德怀，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他的一生，既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曲折坎坷。

    他曾说过：“我一生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之时，他当然没有时间去讲他的故事，因为战场上需要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需要他。

    彭德怀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不得不失学砍柴卖钱，以补助家用。他为别人放过牛，当过车水工、堤工。

    1916年，彭德怀到长沙投军，编在湘军第二师第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当过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1928年7月，同滕代远等率领独立五师一团发动平江起义，随后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同年底，率红五军主力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指挥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105 天的战斗过程中，总计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 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大批战利品。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彭德怀还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共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高贵品质，题诗相赠：

    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1947年3月，他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彭德怀以后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与他1947年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有很大关系。

    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从金盆湾、茶坊、临真镇等地检查边区防务后回到延安，前往毛主席的窑洞汇报有关情况。

    彭德怀推开门，只见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围坐在火盆边。毛主席见彭德怀进来，欣喜地说：“快来，快来，你真是神速啊！”

    彭德怀径直走到火盆跟前，在朱德给他让出的地方坐了下来，伸出两只冻僵的手搓了两下，放在火上烤着。

    “部队情况怎样？”毛泽东重重地吸了两口烟，边弹烟灰边问。

    “习政委他们的情绪如何？”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很关切地问。

    “打阻击的部队士气旺盛，指战员信心足，决心大，总的情况很好。只是部队缺乏弹药，一挺机枪还不到50发子弹，有的迫击炮也只有20发炮弹，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谈了些部队情况后，大家又对《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把卖国贼的血爪斩断在延安门外》谈了各自的看法。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的神情严肃起来，他似乎鼓足了勇气，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我有个建议……”他好象又有些犹豫，怕说出来引起误会，所以刚开了个头就顿住了。此时，大家都注视着他，心想：这个心直口快的彭大将军今天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彭德怀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活：“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应该有一个统一指挥。”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为了革命利益，他没有顾及可能引起的怀疑和猜测。

    窑洞里很静，大家都在考虑彭德怀所说的话，都在思考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德怀说的有道理。晋绥正在整党、整军、土改，贺龙同志正忙那边的事，一时抽不出身，再说，作为陕北的大后方，晋西北也需要他。”毛泽东自言自语，声音比较小，不过在场的人都能听到。

    彭德怀见主席认为有“道理”，但大胆而带试探性地说：“在贺司令员未来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是否由我暂时指挥一下？”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朱德，接着望望周恩来、刘少奇，算是征询大家的意见。由于共事时间很长，主席从大家的目光中已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便说：“危难受命，勇挑重担，德怀同志，你可是又为我分忧哇！”

    任弼时接着说：“好，好，刚才主席还让我这个秘书准备一个腹稿，先国际后国内，再讲到中国命运，党员的责任，动员你挑起保卫延安的重担，没想到你彭大将军主动请战！”

    就这样，彭德怀挑起了保卫延安的重担。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从此彭德怀就一直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

    张宗逊1908年2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赤水镇堰头村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幼年受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立志拯救人民，振兴祖国。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奉命离开国民党军队，到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工作。后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十连副连长、连长。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张宗逊率十连随团一梯队行动，担任尖兵连连长。起义部队进攻受挫后，张宗逊被迫带领全连转移到文家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三团会合。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团部任参谋，后任特务连副连长。在一次行军休息时，毛委员走到张宗逊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张宗逊坐到他身边。随后亲切地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张宗逊感到心中特别豁亮，他好象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0月24日，张宗逊护卫毛委员到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的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张宗逊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生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张宗逊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929年，张宗逊随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先后任红四军三纵队九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红十二军代参谋长，参加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来，红十二军以教育队为基础，扩编为三十六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委，参加了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1月3日，张宗逊率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干部队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当天中午会见毛主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对张宗逊说：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1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到职后立即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1月13日张宗逊随军委纵队进驻延安城。1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兼任富县、甘泉警备司令。他赴任新职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毛泽东主席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张宗逊上任后，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阻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进城工作。

    8月上旬，张宗逊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政委是李井泉。

    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出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遵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在敌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袭击、伏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在我军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张宗逊指挥三五八旅协同兄弟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9次，毙伤日军220人，俘日军10人，攻克一个据点，破坏铁路20里，公路15里，桥梁两座，完成了师部交给的作战任务。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1940年10月30日在兴县组成晋西北军区，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军分区的领导机关。张宗逊出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在反对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备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战斗中，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在晋西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组织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并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寻歼小股敌人，或转到外线断敌交通，袭敌据点，在多种形式的打击下，“扫荡”的日军整日不得安宁。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增调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抵延安以南、富县以西的葫芦河地区，和新四旅、教导旅呈弧形布防在南边通往延安的要道隘口上。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八路军预有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电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此结束。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突然事变，张宗逊奉命率领三五八旅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

    1945年7月，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胡宗南部奉蒋介石密令，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袭击旬邑、耀县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习仲勋任政委，抽调了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8月8日午夜，张宗逊指挥反击部队向爷台山发起总攻，战至10日，歼灭顽军胡宗南部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战斗结束后，临时指挥部撤销，张宗逊随三五八旅开往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绥野战军成立后，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张兼任晋绥军区下属中的吕梁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军分区。张宗逊指挥五个分区的部队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革命力量。

    1947年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张宗逊任司令员。随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在延安、安定、瓦窑堡、清涧之间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为稳定西北战局，促进敌我力量对比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寿山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杨虎城的部下，是国民党的爱国将领。

    他1894年12月生于陕西省户县。青年时期，他很钦佩杨虎城的革命爱国精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不满，因而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他积极主张抗日，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指挥孔从洲的部队负责解除西安反动武装，维护西安社会秩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被任命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

    杨虎城回国被逮捕后，赵寿山公开表示不满。当时军统局西北区情报站转报蒋介石说：“杨虎城旧部的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赵寿山是“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

    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7月21日，赵部十七师从三原出发，8月2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 10月，赵部十七师1.3万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溃逃。赵部第十七师也疲惫不堪。共产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建议赵部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赵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先后到绥德、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共同合作抗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赵寿山感到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决心投向共产党，并获准入党。而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一直不放心。 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使他与部队脱离。 1944 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调赵寿山至甘肃武威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第三十八军军长，实行“抽梁换柱”。

    赵寿山临行前向旧部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率一部在河南洛宁之故县起义，投奔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并参加了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

    贺炳炎是位独臂将军。他是湖北省松滋县人。 1928年秋，贺龙率部打到松滋，对当时的贺炳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1929年春贺龙率部再到松滋时，贺炳炎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革命。刚入伍时给部队喂马，后来当了勤务员，不久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班长。

    1930年底，贺龙部在松滋杨林市地区遭敌重兵围攻，贺炳炎和手枪队的战士护卫贺龙、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突围，与尾追不舍的敌人奋力拼杀，但仍难以摆脱危境。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落地，敌人见钱果然眼红，顿时你争我抢，顾不上追赶红军。待敌人主力扑来时，贺炳炎等早已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川军乘红军主力已开赴襄北作战之机，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良，分兵三路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扑来。为保卫分局和军委会，军校学员奉命参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了身边的学员，而自己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就与学员们一起投入了战斗。

    他学着当年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样于突入敌阵，左砍右杀，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毙了命。接着，他又捡起敌军的枪支，勇猛地向敌人射击。军校学员越战战勇，扛得川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的勇敢行动轰动了军校，学校给予他嘉奖，说他胆大顽强，而学员们则赞许地称他“贺小龙”。

    贺炳炎听到这个称呼，感慨地说：“谢谢大家送我的这个绰号。和贺龙总指挥比，我不敢；但学总指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却是我的座右铭。”

    1935年12月22日，贺龙部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此时，贺炳炎已成为红军红二军五师师长。贺炳炎站在一块大石后观察着战斗态势，他发现敌人虽占据有利地形，但未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下令：“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

    贺炳炎亲自带领特务连展开攻击，顿时枪声、喊声漫山遍野，刚登上山顶的国民党军满以为占了上风，没想到红军从侧翼攻了上来。

    “快，快，调转枪口，打山后的红军。”陶广急忙调整部署。

    贺炳炎见敌人被吸引过来了，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

    突然，“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贺师长身边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贺炳炎抹了抹脸上的尘土，发现身边的机枪手牺牲了。

    红军的机枪一停，国民党军已冲过来了。贺炳炎一纵身跃起，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本来就怕死的国民党军见碰到这样一个强硬的对手，只得边战边退。

    贺炳炎见敌人在撤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时，突然一梭子弹从侧面飞来，贺炳炎右臂中弹，鲜血从厚厚的棉衣袖上的弹洞中涌出。开始，他神志还清，挣扎着想去包扎，但没走几步就一头裁倒在地，晕了过去。

    贺炳炎被送到战地临时救护所后，经紧急抢救，伤口不再流血了，人也清醒过来。他见贺龙在身边，忍着巨痛说：“没……关……系，只……是……挂了……点花。”

    卫生部长贺彪心情很沉重，因为作为医生，他心里十分清楚：贺炳炎的伤很严重，右臂的骨头被打碎了，必须截肢！他只得如实向贺龙做了汇报。

    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急切地问：“你看清楚了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贺彪理解贺总的心情，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样，贺炳炎失去了右臂。他含着眼泪，担心地问贺龙：“我还能打仗吗？”

    “为什么不能！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贺龙握着贺炳炎的手，鼓励他说。

    手术后，贺炳炎仅在担架上躺了六天，就又骑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在长征途中，贺炳炎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适应了“一把手”的生活。

    后来在贺龙麾下的红军十八团中又出了一位名震西北的独臂将军，他失去的是左臂，他就是余秋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采访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时曾这样描述他：“他长得矮胖结实，宽宽的脸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声音爽朗，举止粗犷，挥动着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手势。”

    贺炳炎任团长，与贺炳炎同在十八团的余秋里任团政委，不知是命运的巧合，还是战争的捉弄，在团长失去右臂后不到一年，团政委失去了左臂，于是两个“一把手”成了最好的搭档。正是这一对搭档，带出了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个部队成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的基本骨干。

    1937年8月，红二军、红六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零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贺炳炎、余秋里团改编为三五八旅七二六团，在冀中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第二年，一二零师组建八路军三支队，以原红二军十八团为骨干，贺炳炎任支队司令，余秋里任政委。于是，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告捷，敲了日军一闷棍；二战朱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二支队的叛乱……

    1940年4月，贺炳炎调往延安军事学院学习。11月，八路军三支队缩编为第八团，归三五八旅建制，余秋里任团政委。西北野战军成立时，由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贺炳炎先后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

    第一野战军成立时，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一军，原三五八旅改编为第一师。贺炳炎任第一军军长，余秋里任第一师政委。

    王震，人们都称他“胡子将军”。他是一位从湖南走出来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战将。

    他1908年出身在湖南浏阳，是毛泽东的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王家十个子女中，王震是老大，因此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年9月12日，对于王震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天。由于红一方面军攻击长沙失败，决定全线撤退，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在这一天正式转为正规红军，而且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王震说：“这是王震，湘鄂赣边区浏湘特区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

    “王震！”毛泽东高兴地说：“久闻大名哟！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那些传单和布告设计得很不错。”

    王震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住地方、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我是个粗人，没喝过多少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

    “我看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之手，倒像经过你所说的粗人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毛泽东赞许地说。

    接着，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二攻长沙的情况，并告诉王震，中央决定抽调湘东各地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

    此后，王震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红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委、红二军团政委等职。

    在长期的征战途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缌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就是他的胡子，也引出不少传奇故事。

    抗战爆发后，王震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1938年出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从此，他与三五九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五九旅在华北前线是一支能打仗的部队，然而陕甘宁边区严峻的形势，令这支英雄之旅较早地离开了前线抗战的大舞台。人们提起“三五九旅”，更多的是与南泥湾联系在一起。南泥湾开荒，三五九旅一万多名勇士创造了奇迹！

    中原突围，王震及他率领的部队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正是三五九旅的艰难征战，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打乱了敌人的围歼部署，使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有人就这一行动写了一首打油诗：

    李郑大军进鄂陕，王震将军入秦川。

    南北形成磨两扇，磨死老狗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王震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在彭总指挥下作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的前身就是三五九旅。

    许光达善打硬仗。他原名许德华，是湖南长沙人。1926年1月，这位农民的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广州黄埔，被编进了黄埔五期炮科十一大队学习。在黄埔军校，许光达听过周恩来等人的演讲，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当见习排长。当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奉命率领部队，经过连续几天的爬山涉水，终于在宁都城里找到了起义军第二十五师。许光达在师部见到了师长周士第，周师长把他安排在七十五团当排长。

    七十五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在攻打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许光达不久升任十一连连长，在一次阵地战中，被炮弹炸伤。他在一农家养好伤后，又跋山涉水去寻找组织和部队。1928年8月，许光达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不久，许光达任红六军参谋长。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二军、红六军，许光达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1931年5 月，红二军团整编，许光达任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三军召开了庆功大会，庆祝二十二团凯旋归来。不久，许光达任八师师长。在一次攻坚战中，许光达被敌人机枪扫中，负伤后送往上海治疗。恢复健康后到莫斯科学习。

    1937年回国后，许光达历任抗大教育长、西北军区独立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在八年抗战中，他的指挥素质和军事理论素养更加成熟，已成为军内外公认的一员儒将。

    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任第三纵队司令员。 1949年，全军统一编制后，许光达纵队改编为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

    在一野部队中，还有许多战将，如第四军军长王世泰、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第八军军长姚喆、师长黄新廷、王尚荣、唐金龙……

    他们和他们率领的部队都有辉煌的战绩，都有不平凡的经历。

    中央军委在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的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也作了明确的安排：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其中给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十八兵团）则准备入川。

    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等到了歼灭其生死对头——胡宗南集团和马匪集团、胜利解放大西北的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