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重回东北，却正逢长春陷落。解放军围城四月有余，投降守敌超过1/7。曾泽生连夜召见手下的两名师长：突围和守城都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反蒋起义！郑洞国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寂寞，他无力地挥了挥手我与长春同在。萧劲光等摆下丰盛的宴席，郑洞国满怀感激。

    曾泽生的选择

    东北野战军攻陷锦州城，犹如一扇巨门从天而降，骤然间锁住了东北大地的一川秋色。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被锁在关外的国民党兵却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正在等待着镰刀的庄稼。

    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人心慌乱。

    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已进驻锦州，直逼锦西和葫芦岛。侯镜如心急如焚，蒋介石更是坐立不安。离开葫芦岛后，蒋介石赶往北平，立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杜聿明已转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正在拟定以三个兵团攻打山东的计划。见了蒋介石，杜聿明忙问那份攻打计划是否可行。蒋介石却面若冰霜：“今天先不谈这个问题，现在重要的是东北战局。”

    杜聿明便不敢多言。

    待三人到齐，蒋介石再次向卫立煌下令：“必须尽快收复锦州。”

    卫立煌立即重提自己的老意见：“我认为应迅速令廖耀湘兵团回师沈阳固守方为上策。如果不放弃西进收复锦州的计划，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固守沈阳将会使几十万精锐部队陷于共军重围之中。”蒋介石面有怒色，“只有夺回锦州，才能进可恢复东北，退可撤往华北。”

    但不管蒋介石说什么，卫立煌就是不让步，两人争了几个小时，仍无结果。蒋介石转而问傅作义的意见。

    傅作义当然明白收复锦州的危险性，只好搪塞着说：“这是关系国家的大事，要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好。”

    蒋介石又掉头问杜聿明。杜聿明实实在在地说：“廖耀湘兵团收复锦州的把握不大，如果想将军队撤出东北，不能强攻锦州，唯一的出路是走营口。”

    蒋介石见自己的两个老部下都不支持自己，气得拍着桌椅大骂卫立煌。卫立煌一声不吭，就是不同意打锦州。

    这次会议最终只好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一致。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再次召见杜聿明，开口就问：“东北事紧，你目前有什么看法？”

    杜聿明心中暗道：大事不好。嘴上却应付道：“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想收复锦州，必须先补充整训，然后再相机行事。”

    说到此，杜聿明转了话题：“现在徐州形势也不容乐观，我想立即返回前线去。”

    蒋介石摆了摆手：“徐州，还不用着急。现在的大事是必须夺回锦州。锦州不夺回来，我们就会被隔断在东北，只能等着共军来吃掉我们。”

    杜聿明沉思了一下，问：“可是，如果我们去攻打锦州，那会有几成胜利的把握呢？”

    “六成把握总有。”蒋介石略加思考后说道。

    杜聿明微微摇了摇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蒋介石不语。

    杜聿明接着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但是，我们失去锦州就会失去美国的援助，这是关系到全局的战略大计。”蒋介石提高声调，用拳头敲着桌子嚷道。

    杜聿明立即住口不再说话，看着蒋介石气呼呼地走来走去。

    转了一会儿，蒋介石突然停了下来，改成一副很平静的语气对杜聿明说：“我看这样，还是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从现在起，廖耀湘兵团由你指挥，抓紧机会，越过黑山，夺回锦州。好了，你先去准备准备吧。我任命你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保安司令，指挥部可以先设在葫芦岛。”

    杜聿明满脸无奈，自恨命运不济，欲待再辩，可蒋介石早已独自离开了。

    杜聿明只好收起行装，奔赴沈阳。可刚到沈阳，就受到致命一击：长春陷落！

    蒋介石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辽沈战役刚一打响，蒋介石就曾电令困守长春的郑洞国要相机撤退，向沈阳靠拢。

    然而，退出长春谈何容易？

    自1948年5月30日起，林彪屯兵长春，令李天佑一纵和黄永胜六纵把偌大一座长春城早已围个水泄不通。6月15日，林彪初战吃力，决意挥师南下，继而对围困长春做了重新部署，令肖劲光和肖华全面负责，改派钟伟十二纵的34、35师和黄永胜六纵的18师担负具体封锁任务。

    郑洞国带着新7军和60军被困城中，处境日益艰难。

    锦州之战打响不久，长春外围的六纵、十二纵也奉命开往开原前线。长春围城的任务转交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六个独立师手中。

    “这是天赐良机，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郑洞国见长春周围的正规军纷纷撤离，突率军于10月4日起，连续发起两次突围，经过三天多的激战，突围部队先后被打回城中。

    郑洞国黯然神伤：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城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么多的活人，粮食从何而来？

    为了保证军队的供给，郑洞国在解放军围城之初就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全面进行市区人口普查和余粮登记，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的按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粮食被征缴一空。一些奸商乘机勾结不法军人囤积居奇，导致粮价暴涨。从6月至9月，粮价整整上涨了700倍，且有价无市。

    国民党的飞机日日出动，靠空投来维持这座城市的喘息。可到了7月以后，解放军配备了高射炮火，控制了长春上空，国民党军飞机再也不敢低飞慢飞，只能在离地2，000米以上的高空乱投一气，然后仓皇逃离。空投物资常常随风飘落在城外的阵地上。大米、四川榨菜、猪肉或牛肉罐头，经常成为围城战士的额外美味。

    越是物资稀少越是容易发生争端。进入秋季以后，西北风增多，长春空投的物资随风飘落在60军防区的比落在新7军防区的机会增大，两军因此经常发生冲突、械斗。郑洞国早就下达命令：凡收集的空投粮食，一律交兵团仓库集存，而后统筹分配。但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会将到了手的粮食再交出去？甚至每当空投飞机到来时，有些部队便立即烧火，粮食落到附近马上捡来倒进锅里，待收集者赶来时，生米已煮成了熟饭。

    但缺粮的不仅仅是长春，东北的每一座孤城都缺粮。秋深了，而来长春的飞机也越来越少了，空投由数日一次变为基本停止。国民党军的存粮日趋减少。部队由过去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减到半斤、四两，最后连二两粮也难以分到。

    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地浮出了水面。新7军因为是嫡系部队，而且久驻长春，以前就存有大量储备。60军却是当初曾泽生带着从吉林撤进来的，毫无根基，粮荒严重。所以，虽然两军同驻市内，但给养供应却有着明显的差别。60军大米与高粱米供应各半，后来则全是高粱米，到最后大部为黄豆，少量高粱米，数量也减少了一半。而新7军却吃的全是大米白面。60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一些杂牌军、地方武装更是牢骚满腹。有些甚至乘机出城投降。仅从6月25日至9月底，城外解放军就接收了投诚官兵13，500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1/7。

    长春城内军心动荡，投诚之风四起。这股风从地方武装吹到正规部队，从下层士兵吹到高级军官。

    60军的高层也在这股风中动摇了。

    60军来自云南，原是龙云的部队，1946年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因其不属于嫡系部队，处处受到歧视。60军军长曾泽生，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后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和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进入东北以后，转战两年多，看透了蒋军内部的勾心斗角，也受够了非嫡系部队的不公待遇，早已心存不满。

    如今，长春被困，各种矛盾交织杂乱。曾泽生弃暗投明之心越来越坚决。

    9月22日的晚上，同样是一个萧条的秋夜。曾泽生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决定把手下的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找来做初步的商量。

    可人都到齐了，曾泽生却突然犯起难来，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开口说起。他给每个人递了一支烟，自己却陷入沉思。

    白肇学感到军长有难言之隐，当即表示：“我们共事多年，平日推心置腹，有何难事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解决嘛。”

    曾泽生这才缓缓地说出：“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现在请你们来，就是想要商量决定究竟怎么办？”

    陇耀意识到曾泽生既然主动约见大家可能已下定决心，紧接着说：“还商议什么，军座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低头不语，又说：“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曾泽生于是详细分析了形势和部队的危险处境，说：“现在，突围和坚守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反蒋起义！”

    陇耀一听到“反蒋起义”，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早想军座会这样决定的。我们60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唉！”叹气的是白肇学，“我少年从军，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一直是自相残杀。我早就厌倦战争了，我们可以反蒋出城，然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曾泽生见两人都同意反蒋，终于放下心来。相互间又进一步交流了意见。时间转眼到了23日凌晨的2点钟。

    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洞国命令曾泽生配合新7军突围出城，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几个人磋商多日，却一直未能正式与城外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下属军官和人员绝大多数目前对此事尚一无所知；配属60军的暂52师态度不明；新7军内部情况如何也不知道。

    曾泽生摇了摇头。“我们先出城吧，趁机探探新7军的口风。”

    结果这次突围连战四日未能成功。曾泽生借机找到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

    李鸿面带憔悴地说：“士气低落，大概都差不多吧。”

    曾泽生试探着问：“我们现在已没有突出去的希望了，估计最后能突围的只有贵军了。”

    “我们？”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现在全军之中，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哪还有突出去的可能？”

    第7军也已灰心丧气了。曾泽生看明白了。他更加坚定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0月10日，一架国民党飞机突然出现在长春上空，盘旋不久投下一份信件来。

    郑洞国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写给他和李、曾二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要立即突围。

    李鸿当时突感伤寒，郑洞国找曾泽生和新7军副军长史说来商议。三人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因为谁都知道，城外解放军兵力雄厚，城内国民党军兵无斗志，如何突围？

    郑洞国挥了挥手：“你们先回去吧，容我再仔细想想。”

    曾泽生回到60军后，深感事情紧急，蒋介石不断地催促长春突围。如果不能尽早起义，恐怕都会被郑洞国赶上战场，那样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3日晚上，他找来白、陇两位师长，经过商议，决定派出手下曾跟解放军有过来往的两个团长，迅速与城外取得联系，定于16日夜里正式起义。

    这两个团长穿小街，爬城墙，几经辛苦终于将曾泽生的起义信送到了解放军手中。由于事出意外，解放军中对曾泽生是否为真起义意见不一，几经争论，最后肖劲光拍了板：欢迎曾泽生起义。待两个送信的团长返回60军时已是16日的下午。他们不知道这几天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情。

    曾泽生原本让二人15日返回，但由于至夜尚无消息，他内心中感到非常不安。

    16日10时，曾泽生正吃早饭，突然郑洞国来电话叫他马上到司令部，有紧急事情。曾泽生以为起义之事泄密，顿时紧张起来，迟迟不敢动身。后经郑洞国再三催促，才勉强前往。一见曾泽生神色异常，郑洞国忙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没什么。”曾泽生结结巴巴地说。

    “没什么就好，现在有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郑洞国边说边拿出刚收到的蒋介石手令：“现共军各纵队均被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通令即刻开始行动。如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此时，曾泽生才如释重负，坦然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郑洞国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开始行动，明天出击，后天即18日就突围。你们看如何？”

    曾泽生用低沉的声调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60军没有希望。”

    一旁的史说也接过话来说：“新7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但如果总司令决定突围，我们服从。”

    郑洞国看到大家愁眉苦脸，也很无奈地说：“好吧，突围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们先回去准备一下，下午开会拟定突围计划。”

    曾泽生无意在此滞留，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匆匆离去。

    曾泽生感到时间紧迫，他坐立不安地等着出外联系的两个团长回来。直到天将黄昏，才终于接到了好消息。

    曾泽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精神振奋。他立刻派两位副师长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具体行动，然后，他赶到暂21师师部地下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正式宣布起义的决心，并命令暂21师马上行动，对新7军布防。同时令暂52师师长李嵩带所属三个团长夜里11时到军部开会，准备强迫他们就范。

    李嵩一直蒙在鼓里，还以为要突围，等到了军部才知道60军的其他两个师都已决定起义了。自己知道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服从命令。暂52师的问题轻松解决了。

    肖劲光已调动各路兵力，在城外作好了接应准备，同时派出解放军代表夜赴60军商议下一步的工作。

    16日这一夜，郑洞国也没有睡好。他布置完突围行动计划后，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反而觉得空虚和沉重。他明白，突围是凶多吉少，明天很可能就是他们全军覆灭的日子。

    夜色已深，郑洞国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说：“司令官吗？不好了。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

    “什么？”郑洞国大吃一惊。他立即通知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马上调查60军的动向。随后，他又给曾泽生打电话，但整个60军的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

    郑洞国无力地放下了电话。

    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等都跑来了，紧张地报告：“刚才新7军军部附近遭到乱枪射击，60军防区对新7军加强了警戒。”

    郑洞国摆了摆手，长叹一声：“算了，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

    曾泽生的起义完全打乱了郑洞国的安排，突围是不可能的了。他只能向卫立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众人面面相觑，然后惶惶不安地散去了。

    17日早晨，杨友梅、史说、龙国钧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等人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探听消息。正说话间，60军一位军官送来了曾泽生的亲笔信，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劝说郑洞国断然起义。

    郑洞国看后，冷冷地对来人说道：“信，我留下，请恕我不能回复。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是不会的。”

    他把曾泽生的信递给在场几个人轮流传看，沉默了一会说道：“你们回去把重要的档案文件全部销毁，然后跟我前往中央银行地下室。我要誓与长春共存亡！”

    谁还能比郑洞国更顽固

    曾泽生率领60军在10月17日上午向全国宣告起义，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与60军比邻而居的新7军更是上上下下人心大乱。

    史说、龙国钧等回到军部，马上召集军官会议。他们也必须得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确定自己的计划了。

    会议在一片激动的气氛中开始。当有人站出来仍力主突围之时，立即遭来强烈的反对声。

    一些军官激忿地说道：“我们的部队已饿了将近半年，体力太弱，就是徒手行军，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公里，何况是在战斗中的急行军呢？再者，我们退往沈阳，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我们仍然成了沈阳退兵的后卫，这不明明是当替死鬼吗？还有3，000多伤员和1，000多户家属，他们怎么办？”

    吵吵嚷嚷地争论了两个小时，会上还是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史说与龙国钧只好宣布散会。会后，二人反复商量：现在，突围已没有任何希望，要起义，也必须靠郑洞国领导才行，因为新7军不同于60军，这个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想形成一个反蒋的统一意见，简直是难上加难。眼下只有全军放下武器投诚这条路可走了。

    随后，两人与杨友梅通了电话，说明了新7军的打算。

    杨友梅焦急地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劝说郑洞国。只要司令官同意了怎么办，就什么事情都好说了。”

    当日下午，龙国钧来到中央广场西北角的兵团总部大楼。这里已是一片紧张气氛，大楼前堆着大大小小的沙包，每个楼窗里都架上了枪。

    杨友梅把龙国钧一直领进郑洞国的卧室。

    郑洞国正在蒙着被子睡觉。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问龙国钧：“有什么事吗？”

    龙国钧犹犹豫豫地说：“请司令官去新7军军部主持军官会议。”

    郑洞国略一思考，反问道：“李鸿军长和史副军长为什么不来呀？”

    “军长正病着，起不来，副军长在主持会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司令官去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龙国钧道。

    郑洞国立即明白过来了，高声痛斥道：“你们想挟持我？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

    龙国钧一声不吭，见郑洞国都到这种形势下了，还如此顽固，几乎肺子都气炸了，伤心地立了几分钟，扭头就走。

    走过中央广场，他不禁向60军的防守区望了几眼，那里已经被解放军接管了。

    曾泽生带着60军26，000多官兵扛着枪、拉着火炮，秩序井然地开出长春城。到18日天亮时，赶到了兴隆山的解放军驻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早已作好准备，把热炕让出来给60军的官兵住，各家煮熟一锅锅的白米饭，炖了喷香的猪肉粉条白菜给他们吃。

    看着属下们狼吞虎咽的吃相，曾泽生流着热泪向各部下达指示：“我们在半饥饿中过活已有数月了，肠胃消化力差，今日有了好饭好菜，万万不可过量。”

    这一天，肖华带着曾泽生以前的部下潘朔端等人来到村中，热情地慰问60军的官兵们。肖华握着曾泽生的手说：“你率部起义，我代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你抗日时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

    当天晚上，曾泽生笑着对部下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电告中央：“长春的60军已经举义，曾泽生本人已到我军。我们正在派人奉劝郑洞国投降。现长春城中尚有新7军在，若其不降，我时刻准备将其消灭。”

    毛泽东在西柏坡看了林彪发来的电报，很是高兴。“现在长春已剩半壁。我看这个郑洞国，可以争取嘛。”

    周恩来连忙介绍道：“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

    当夜，周恩来在油灯下专门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

    此时的长春，自60军的防守区交接给解放军后，各围城部队已纷纷逼近，进入战前状态。

    新7军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一场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但郑洞国却依然顽固，拒不投降，他放出话来说：“既然我已经失败了，那么，除了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让我放下武器，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新7军将领听了郑洞国的话，人人不满，但谁也不敢挑起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年轻的记者却突然间打破了这个僵局。这个记者名叫杨治兴，他与郑洞国私交很好，经常出入于郑洞国的住所。

    见郑洞国如此顽固，就假借他的名义找到了史说。杨治兴说：“我从司令官那来，目前突围和死守都已经没有前途了，您是否有意率部退出，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忙问：“我早有此心，可不知司令官意下如何？”

    杨治兴立即撒了一个大谎：“你怎么这样糊涂，停战现在是最好的选择，谁人不知呀？司令官早有此意，可是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

    史说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专门派来暗传信息的，立即大喜过望。

    18日早晨，史说匆匆派出使者去与解放军联络。解放军方面很快有了回应。史说忙去找卧病在床的李鸿军长商议，二人决定于当晚派出两名师长前往解放军指挥部，进行正式谈判。

    新7军的代表很客气地向解放军提出：如果像60军那样起义，存在着很多困难，但只要解放军答复了新7军提出的条件后，放下武器是可以的。

    双方经过一夜会谈，顺利达成了协议。19日早晨，新7军谈判代表返回军部，向李鸿、史说汇报了情况。史说听后异常高兴，当即下令将军官和家属都集中到军部地下室，各部队则以连为单位，在原地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新7军22，000人也放下了武器。

    郑洞国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得知新7军放下武器的消息，赶紧向司令官报告。他也早就不想打了，当史说与他商量劝郑洞国起义的事时，他就表示赞成。可由于郑洞国的态度，到了此时，只剩下这个光杆司令还守在银行大楼里。

    杨友梅急匆匆地叫醒正在睡觉的郑洞国，怯生生的说：“刚才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说了，语气里充满期待。

    郑洞国的眼眶慢慢地湿润起来，他彻底绝望了。在长春苦苦支撑了半年，没有人来救他，也没有像在四平那样拼个你死我活，十万大军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失败了。对一个将军来说，比在战场上被打死还要难受。

    他无力地摆了摆手：“我与长春同在！”

    一场并不存在的激战

    前所未有的孤独紧紧地抓住了郑洞国。

    他转身又躺到床上去了，却无法入睡。窗外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也没有喊杀声，但长春城却在一片一片地陷落。

    郑洞国爬起身来，迅速将所有情况向沈阳作了汇报。

    时间不长，沈阳发来了回电：“蒋委员长拟派飞机前来迎救司令官，请告知降落地点。”

    在解放军围城之时，蒋军飞机即已无处可降，如今城近全破，还哪有降落地点？郑洞国看着这份充满虚情假意的电文，却忽然生出无限感激。

    他摇了摇头，以沉痛的心情答复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10月20日的白天，银行大楼一带非常平静，解放军没有向郑洞国发起攻击。实际上，杨友梅也决定不再顽抗下去了，他瞒着郑洞国正在与解放军联系放下武器的事情。

    杨友梅是左右为难的。顽固的郑洞国死活不愿背上投降的罪名，必须给他一个体面的结局。

    “我请求贵军给我们一点面子！”杨友梅道，“21日早晨，就让我们象征性地抵抗一阵子，然后再让卫队投降。在此之后，贵军可向外界公布郑洞国受伤被俘。”

    这一天的夜是一个最漫长的夜，郑洞国彻夜未眠。

    他在给蒋介石发出最后的诀别电报：“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等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现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根曷己。职当凛遵训悔，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这个要面子的郑洞国，居然在如此静寂的夜晚，挥墨编造了一副绝境苦战的悲壮场景！

    21日凌晨4点，银行大楼内外突然枪声大作，仿佛我军正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最后的“战斗”。岂不知这全是杨友梅一手导演的闹剧。他带着卫兵不断地向天上打空枪，在场之人毫发未伤，其枪枝流弹反倒伤了正从远处赶来的肖劲光的司机。

    此时，肖劲光的司机正送潘朔端前来迎接郑洞国，不意却被流弹伤了腿。

    大楼里的郑洞国以为解放军就要冲进来了，转来转去地找武器准备自杀，却被卫士紧紧抱住，一直拥到一楼大厅。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早已在那里恭候。没有别的选择，郑洞国放弃挣扎，被推上车送出了城外。

    长春完全解放了！

    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长春失守，却异常平静。“长春的丢掉是迟早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却不禁又拿起了郑洞国的电报。

    23日起，国民党各大报刊纷纷报道，郑洞国在长春“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在后来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手持电文，声泪俱下地号召全军将士，都要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

    岂知就在此时，郑洞国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已安全抵达解放区。

    肖劲光、肖华等特意摆下丰盛的宴席招待郑洞国。郑洞国初上餐桌，神情沮丧，闷头喝酒，一言不发。二人见他稍显拘谨，连连为他夹菜斟酒，笑脸相对。

    酒过数巡，郑洞国略有感慨地说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肖华说：“这个放心，这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

    郑洞国点了点头。

    肖劲光接着问道：“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

    “我还有什么打算？只想当个老百姓。”郑洞国摇了摇头，“我有两个请求，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

    “好！好！好！”二肖爽快地答应了。

    宴会结束时，两人建议郑洞国到哈尔滨去休息学习一个时期。郑洞国满口答应，并感激地说道：“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

    长春解放后，全市进入了紧张的恢复工作。曾泽生的60军编入东北野战军序列，后改称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新7军官兵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为了援救市民，10月21日，解放军安排列车，紧急调运30万斤救济粮，连夜发给饿得奄奄待毙的老百姓。

    长春，数月的封锁解除后，终于又见炊烟在城市的上空袅袅升起。

    未到一周，长春的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均恢复正常，27日，全市商店开业，29日，中小学均已复课。

    一个新的长春在曙光中迎来了新的生活。

    长春的解放实出很多人的意料。锦州战役结束后还不到三天，毛泽东即于10月17日向林彪发来电报：你们的下一步行动，宜打锦西和葫芦岛，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在11月内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长春重回人民之手。针对这个新情况，毛泽东立即认识到：国民党失去长春后，沈阳守军必然会感到危急，蒋介石为求生路，或者西下锦州，或者南走营口，而相比之下，走营口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

    毛泽东马上电令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以防止其反复外，其他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进驻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军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林彪手持电报，分析了半天，忽然自语道：“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廖耀湘，必须死死咬住廖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