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该打塘沽和天津的时候了。邓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打塘沽困难重重。罗荣桓亲自到西柏坡汇报平津形势。陈长捷自夸天津城防固若金汤，林彪却要用三天时间夸下天津城。刘亚楼担任攻城前线总司令，决定先吃肉后啃骨头。538门大炮一齐开火，霎时间，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从发起进攻到夺下全城，仅用了29个小时。侯镜如率五万残众逃离华北。

    暂放塘沽打天津

    对于华北孤立的五座城池，毛泽东的策略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新保安和张家口已经攻下，接下来必然是塘沽和天津。而塘沽尤为重要。

    塘沽，地处天津以东海河的入海口，是华北重要的海运口岸，也是华北国民党军海运南撤的唯一出海口。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划为一个防守区，由蒋介石嫡系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任防守司令，陈长捷任副司令。侯镜如守在塘沽，陈长捷则守在天津。由于塘沽对华北国民党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1948年10月以来，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为首的“先遣指挥部”即进驻这里，督导修筑平津间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

    侯镜如的第17兵团原本包括林伟俦的第62军和黄翔的第92军，12月初由于平张线上战事紧张，92军调守北平，62军活动在天津以北及塘沽西北地区，此后，唐山的87军又撤入塘沽，使得塘沽守军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外来的87军，一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天之骄子”，他们对侯镜如的命令根本就不服从，烦恼得侯镜如一筹莫展。

    而且，面对国内局势，侯镜如内心也是焦虑不安的。他本是河南永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在起义军贺龙部任教导团团长。后来在河南搞兵运工作时被捕，出狱后同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联系，只好委身于国民党军队之中。1948年8月起，侯镜如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曾给他带去中共中央的信件，欢迎他能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伺机起义。这封信在侯镜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条件尚不成熟，他未敢在部队中有任何流露。

    但是，毛泽东不能坐等侯镜如的时机成熟，西部胜利就意味着东部必须马上动手了。由于12月20日前，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各纵队，已完成了对天津和塘沽的隔离包围，毛泽东电令林彪：要调查从大沽口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果能用大炮封锁塘沽口岸，即使我军不夺取塘沽，塘沽之敌也无法跑掉，因此，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岸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若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

    林彪派邓华的七纵负责主攻塘沽。但邓华经过多日的观察却不禁摇头，原来这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季不结冰，既不便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正面展开兵力。

    调查情况报告给林彪后，林彪也深有同感，便立即转交中央军委。12月26日，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最后决定：攻击塘沽似可推迟到1月上旬为宜。特别是目前平津敌人突围象征甚多，攻击大沽和塘沽又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时间，同时还应考虑将迫近这两地的我军向后撤退，以免逼迫敌人加速逃跑。

    12月28日，罗荣桓亲自抵达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平津形势，一个战前会议就这样悄悄地召开了。2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就是要大力准备先攻天津，对塘沽之敌可采取隔离监视的方针。

    战火在风中一抖，转而又向天津烧来！

    天津，不仅是华北重镇，更是北平的门户。这里西距北平120公里，东距塘沽40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进军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军事基地。1947年4月，为加强天津的防御，国民党保定绥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道主持构建了“天津城防工事线”，这条工事线南北长24.5公里、东西宽5公里，形成一个斜长的峰腰形碉堡线，共有大小碉堡1，000多个，沿此环城线又构筑了一道土墙，土墙外挖一条护城河，土墙高4米，宽2米，护城河水深3米。该工程共历时8个月方才建成，花费资财800亿元法币。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于1948年6月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

    陈长捷一到天津，就对杜建时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陈司令大可安坐指挥。”杜建时说。

    “共军装备，今非昔比。几年交战，已掠我大炮无数……现在，共军要攻城，主攻方向必是西面。3年前，日军败走后，共军曾从该方向突入天津市区。”陈长捷觉得自己很有主见，所以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在城防西北角一带加强工事，增构碉堡，以求巩固。”

    这样，陈长捷又花费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增建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1948年12月中旬，由于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陈长捷更是大兴土木，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并在城防线前沿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构成一道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公里长的地雷区，在主要道路和主要阵地前沿阵地埋设的更多，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但陈长捷对此还是不甚满意。虽然天津已有94军第43师、1个警备旅、1个宪兵团、2个保安团、5个警察大队担任守备，他仍于12月13日请来了第62军共守天津，15日，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又率领3个师从芦台进入天津。这时，整个天津已有国民党守军第86军的3个师、第62军的2个师、第94军的1个师和战中新建的第317、第184、第333、第326、第318师、宪兵第20团及后勤部队共计13万余人。

    “我看可以将天津市分为3个防守区，以新开河至大直沽的海河为东北防守区，由新开河至南开大学附近为西北防守区，以南开大学附近至灰堆的海河边为南防守区。”陈长捷在兵力部署会议上从容说道。

    “至于各区的防守工作，西北区由62军担任，林军长指挥；东北区由86军担任，刘军长指挥；南区由94军43师担任，我兼任指挥；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每晚7时，在司令部开碰头会，各军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各师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也每晚派1人轮流参加；司令部各处长每晚参加会议，这样就会让所有的必要命令，可以迅速直接地传达到位。就这样布置，总之一句话，必须守住天津。”陈长捷一甩手，宣布散会。

    各军首脑在散会后纷纷进行战前动员，人人显得决心冲天。林伟俦召集62军连以上国民党军官说：“我们防区如果被突破，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会被杀头的。谁的防守阵地没有命令也不准随便向前冲，也不准向后退。我们一定要守住各自的阵地，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刘云瀚也不甘落后，散会后召集86军军官们宣布：“此次防守天津，任务很重。上面要求必须守住天津，战斗一打响，所有临阵退缩者，杀无赦！”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进攻即将展开，枪声已经零零星星地在响起了。

    陈长捷带领部下们亲自登上城墙，信誓旦旦地说道：“你们记住，如果我战死了，由防守副司令林伟俦代替我继续指挥战斗。我希望你们各级主官也应该预先指定继承人。”

    看来陈长捷的确要死守天津城了。

    最后通牒

    1949年元旦到来了，解放区的人民正在庆祝节日。但平津前线的将士们却无暇顾及了。刘亚楼司令员在杨柳青召集各纵队首长参加作战会议。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战役包围。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17师位于杨柳青；第二纵队位于王庆坨；第七纵队位于李明庄；第八纵队位于欢坨；第九纵队与第十二纵队第34师位于大任庄、双港；炮兵纵队位于杨村；天津前线司令部则位于杨柳青的东桑园。此外，第十二纵队位于军粮城，正在严密监视着塘沽国民党守军的动向。

    刘亚楼环视了一下到会人员，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我们马上就要对天津发起进攻。根据调查，城内守敌部署以护城河为重点，层层布防。目前，北面的兵力最强，同时还有北洋大学、法政学院、中纺七厂、火车站等高大坚固建筑物，且河流多，不易发展；而南面也同样工事坚固，有较大的开阔地和较多的独立建筑物，并有南开大学、跑马场等高大坚固建筑物，困难也较多；相比较而言，东南郊区多坟地，便于接近，南运河以南及东局子以北多平房，并且，除海河外，没有别的河流。市区东西窄，守敌兵力弱，易为我突破和发展。据此，我野战军确定以中部为主攻方向，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接下来，刘亚楼详细地为各个纵队分配了任务。

    各纵队的首长刚走，立即有人进来报告：“司令员，据攻城部队报告，天津城外护城河河水暴涨，现已溢出河面，北起大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津保公路两侧侯家台、玉顶堤一带全部被大水淹没……”

    “迅速排除水患！”刘亚楼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原来，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陈长捷为阻止解放军攻城，偷偷地派部队将天津西部三元村附近的水闸关闭，使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同时又将护城河下游陈塘庄附近的水闸关闭，使积水不能流入海河。3天之后，护城河水暴涨四溢。攻城部队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一片汪洋。

    “立即从一纵派出几个人寻找水闸！”刘亚楼在电话中焦急地向李天佑下达了命令。

    一纵战士几经辗转，沿着南运河四处打听，终于在唐官屯附近找到了水闸。虽然沿途雨雪交加，但陈长捷的第一个小伎俩还是被轻松地识破了。

    “看来，这个陈长捷倒是心计不少，我们要尽快展开进攻。”刘亚楼暗暗想到。

    1949年1月3日，东北野战军各攻城部队开始扫除天津城的外围据点。时断时续的枪炮声响到1月12日，曾新窑、万新庄、灰堆、张八坟、东局子、营盘、李七庄、赵兴坎、凌家庄、三元村、丁字沽、王串场、四台窑、范家堡、王家坝、北新庄、吴家咀、姜家砖窑、浙江公墓、山东义地等等外围据点先后肃清，共歼灭国民党军4，800余人。

    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已下，陈长捷虽然大呼仍要死守，可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却坐不住了，他洞察民情，深知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乃至普通市民，都担心天津会遭到炮火的摧残，生命财产难保，希望陈长捷罢战，或者双方讲和。于是，一面召集十几名参议员选派四名代表与解放军联系，一面自己亲自上阵，前去找陈长捷疏通。

    “求和？”陈长捷看着杨亦周冷笑，“你说的都是民间的事情，我们军方不予过问。”

    但杨亦周的四名代表还是去找刘亚楼了。这一天是1月6日。

    “我们只有五点要求，”刘亚楼利落地答复，“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生命安全；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我们对天津停止炮击七天，若12日前仍无明确答复，炮击即开始。”

    四位代表住宿一夜，次日回到城里，向议长杨亦周报告出城经过和刘亚楼所提出的五点意见。杨亦周当即驱车去天津警备司令部，见了陈长捷。

    陈长捷听完杨亦周的转达后，沉思良久，然后明确地说：“我的军队可以接受五点，但是中央直系部队我指挥不了。如果能让出一条路来，让中央军去塘沽，我就可以照办。”

    杨亦周苦笑一下，谁都知道，陈长捷在天津根本就没有嫡系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营。所以说，他的这个答复实际是拒绝了刘亚楼的五点意见。

    1月11日，距刘亚楼限定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天了。林彪、罗荣桓正式向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将领发出了劝降信：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天津城内，国民党第62军军长林伟俦最先接到了这封信，读罢后便匆匆来到天津警备司令部。

    陈长捷持信读了一遍，思考片刻，才说道：“叫建时来。”

    杜建时来了也没表态，却转而问道：“几位有何意见？”

    无人回答。

    杜建时只好把陈长捷拉到一边，低声问道：“司令，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看咱们不能自作主张，不如问问北平方面的意见。”

    此时，傅作义正在犹犹豫豫地与解放军联系着和谈的事情，因此，这一仗究竟是打还是不打，陈长捷的确不敢私自作主，他必须顾及傅作义的大局。

    电话打到了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仍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天津是他与共产党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他相信凭着他对天津的多年经营，解放军攻下这座坚固的城池绝非易事。

    “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你们一定要记住。”傅作义的回答令陈长捷有点不知所措。

    倒是杜建时及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共军发动总攻，你们到底可以顶住多久？”

    “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回话的不是陈长捷，而是林伟俦。

    刘云瀚却紧接着说道：“一个星期？恐怕不是很容易。”

    陈长捷摆摆手，“算了，不要再争了，守得住守不住也得守。这是北平的命令，只能执行。”

    最后，几人几经商定，终于“出台”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

    林彪得到这一消息，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略作思索后，轻描淡写地说道：“传令刘亚楼，14日攻击天津。”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正在与林彪等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傅作义自恃天津的坚固仍然不肯松动要价。几天来的忙碌，估计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看出了点问题，他们抽空问林彪说：“你们是不是准备真的攻打天津了？”

    “是。命令已经下达。”林彪答道。

    “你们准备打多少天？”

    “三天。”

    “三天？恐怕你们打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那个代表很得意地说。

    这时候，陈长捷也正在城内大肆叫嚷：“我们要仿效斯大林格勒，逐屋抵抗，决心坚守三至四个月！”

    看来国民党军方过于看重天津城的坚固了，却忘记了估计一下他们的对手，东北野战军，那是在东北已经锤炼出来了的、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活捉陈长捷

    1949年1月13日，林彪致电刘亚楼及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纵队：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反而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原定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共538门大炮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着天津城一齐开火。一霎时，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

    千万发炮弹倾泻在陈长捷的坚固阵地上，大地在颤抖，整座天津城都在颤抖。

    仅仅轰炸了30分钟，西面的和平门城墙就已被炸毁了，成了一溜斜坡，碉堡、暗堡均已倒塌，地雷一片一片地被引爆了，炸成一段一段的铁丝网，东倒西歪，形若盘蛇。守军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根本无法还击。

    10时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开始，信号弹穿过正在散去的晨雾，在空中划出几道灿烂的光痕。

    津西攻城部队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看到空中的信号，立刻传令：打！

    天津城西的坟地里顿时喷吐出数万发炮弹，呼啸不已，几辆坦克隆隆响动着冲向阵地最前沿。

    一队队架桥分队迅速冲出隐蔽地点，转瞬间，后续部队已突破护城河。

    一纵第2师尖刀连“红三连”一马当先，率先越过和平门，冲上天津城垣，于10时50分将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天津城上。

    一场惨烈的肉搏巷战在各个突破口处展开了。

    与此同时，刘震率领着第二纵队也正在南运河北侧激战，他们先后牺牲了24名爆破手才炸开了一处城墙。刘震红着眼睛吼道：“立即记下这24名爆破手的名字，战后要为他们记大功！”

    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鲜血冲进了天津城。

    几个小时后，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也纷纷攻进了城内深巷之中，枪声，拼杀声响彻街头巷尾。

    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天亮。

    15日凌晨2时30分，李天佑接到战报：一纵已占领金汤桥。

    拂晓时分，一纵第1师一路攻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但这个时候，陈长捷却并没有在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指挥所对过的地下室里。

    这个地下室的上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似庙非庙、似亭非亭的怪东西，正面刻了三个汉字：忠烈祠。

    陈长捷搬进地下室是在14日的晚上20时，那个时候，天津东、西、南三面都在激战，解放军的远射程大炮已向纵深伸延，轰击市区的核心工事的隆隆炮声近在耳边。

    陈长捷坐在地下室里，枯木一般。来自各方的紧急报告不断地送进来。“西营门被共军突破！”“西边自来水公司被共军占领！”“东边民权门主阵地失守！”“津南正在激战中，共军攻势凶猛，我防守部队无力支撑！”

    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声让陈长捷一跃而起：“立即接通北平。”

    电话终于通了，“天津危在旦夕，”陈长捷不安地说道，“总司令，我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你一定要顶住，顶住。”傅作义的口气中也隐隐地透着不安。

    陈长捷不甘得到如此的命令：“可是，我的四面城防，已经有三面被敌人突破了。”

    “那就要设法调兵恢复被突破地区，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无兵可调啊！”

    “那就坚持住。”

    “难以坚持呀，总司令。”

    “一定要坚持。”傅作义似乎有些激动，“再坚持三天，一切就会好了。”

    “我不可能坚持三天。”陈长捷嗓音有些嘶哑，急切地说，“总司令，共军兵力多于我三倍，炮火那么猛烈，他们会一鼓作气打下去的，是不会等三天的。”

    “再坚持三天！”傅作义扔下这句话后，就挂机了。

    陈长捷慢慢放下电话，沉思地呆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对身边人说道：“通知林军长、刘军长马上到这来。还有杜市长。”

    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应陈长捷的召唤，相继来到陈长捷的指挥所。

    陈长捷默然一会，才说：“傅长官要我们再坚持三天。”

    “三天？”林伟俦惊讶地叫道，“共军冲进城防以后，已经有4，000人到了西营门监狱附近，现在正与我预备阵地对峙着。几个小时内必将突破我们的阵地。”

    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

    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

    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一纵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一纵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党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

    一纵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新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20多个敌司令部的参谋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1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1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5时，天津守敌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敌13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