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

    西伯利亚寒流掠过鄂尔多斯草原到达陕北后，黄土高原又恢复了它本来的颜色。彭德怀端碗野菜糠粥，在一个土围子上足足蹲了一个小时。他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峦，心里也油然而生出一种荒凉。两次攻打榆林都没成功，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疙瘩。4，300余人的伤亡，这个数字是彭德怀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3月初西华池一仗伤亡1，300人，他就拍过桌子骂过人。而今天，一下子搭进去4，300多人。彭德怀认定，这是自己犯的一个大错误。在后来《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他说：“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休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在20年后他写自述的时候，对榆林一仗还是不能忘怀，还是坦言这是一个错误。榆林两攻不克，说明榆林非急功能下！

    这一仗，彭德怀在感情上打得也很痛苦。当时粮食奇缺，西野战士都是饿着肚子扛枪上战场的。11月22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军委说：三纵队，4、6团，五日来未得一顿，战士们饿得哭。为了充饥，马杀光了，骡也杀光了，战士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天气也已经冷下来，好多战士只穿一件单衣，冻不过了，就从死尸上扒下衣服来御寒。这等状况，让彭德怀心里难受极了。用“饥寒交迫”来形容当时西野战士的状况，一点也不为过。

    彭德怀蹲在土围子上，苦涩地回忆着这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啥滋味。不过，真正令彭德怀寝食难安的，还是这支部队的人员素质和阶级觉悟。近9个月的作战，没有补充解放区的新兵，补充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由于俘虏的大量补充，使俘虏兵在整个野战军中的比重急剧上升，普遍达到70％，个别团营甚至达到80％。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

    当时对俘虏兵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叫“解放战士”。余秋里说他们旅714团2营4连有个解放战士，叫路新理，是蟠龙被俘解放入伍的。见夜行军走山路，他就说“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一顶新帽子，因为式样不大好看，他见没人就扔在地上踩，边踩边骂“他妈的什么破烂玩艺，老子不戴”。发的津贴是边区票子，他转身就撕了。打环县时见了国民党的俘虏，他上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他妈拿的是枪，又不是木棍，为什么不抵抗就投降？”打榆林时，他畏缩不前，头埋在泥土里，不瞄准就乱放枪……

    余秋里说这件事的时候，彭德怀一直皱着眉头：“还有这种事啊！？”

    “当然有这种事，路新理还仅仅只是‘解放战士’中的一个典型。部队里解放战士思想不稳定，‘吃谁家粮就当谁家兵’的雇佣思想特别严重，贪生怕死、违反纪律、喊苦喊累，甚至阳奉阴违、打滑头仗。现在，不听班长指挥的多了，新老战士吵架的多了，解放战士和子弟兵不和气的也多了。还有什么谣言，‘共产党先甜后苦，打起仗来拿俘虏兵顶头阵’。打榆林的时候，滑头兵多得不得了……”

    彭德怀突然想到了“乌合之众”这个词，但没有说出口。是啊！80％的国民党俘虏，怎么会没有问题呢？要是哪个国民党军官混在里面，串通一些国民党俘虏战士，来一场“兵变”都是有可能的呀！

    彭德怀心事重重，问余秋里：“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有！”余秋里响亮地回答：“我们旅714团2营就是一个典型。在山西打下卓资后，他们营补充了一批解放战士。开始这些解放战士狂妄得很，被我们俘虏很不服气，说我们‘打仗不正规，总是偷偷摸摸地干’，还说‘要是摆开阵势干，还不知道谁俘虏谁呢！’为这些问题，经常和子弟兵争论，有些时候甚至还动手，很不和气。营教导员夏伟同志很关心解放战士，问寒问暖，行军中还让老兵和子弟兵帮他们背东西。一个解放战士很感动，很动情地对夏伟说，‘我们在家里受地主老财的欺负，在国民党队伍里，又受长官的打骂，还挨过拳头，也挨过鞭子。没想到，共产党队伍里的长官这么好。虽然缺衣少食的，但我们心里舒服！’夏伟从中受到启发，立即在全营搞了一个诉苦活动，让大家把心里的苦，在家的苦、在国民党队伍里的苦说出来。一诉苦才知道，几乎所有战士都出身贫寒，在家里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负折磨。解放战士大部分都是被国民党抓丁抓过去的，都挨过国民党军官的耳光和皮靴，重的还挨过鞭子。而到我们这里后，不仅没挨过打，还经常受干部的照顾。这样一对比，一诉苦，效果就出来了。解放战士战斗积极性上来了，和子弟兵关系也好了。后来2营的经验在全团推开，效果非常好。在后来的历次战役战斗中，714团都冲锋在前，屡立战功。”

    彭德怀不断地点头，连说：“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要在全军推广！”

    这一天，他躺在床上思考了一夜，决定搞一次长时间的整训，就根据358旅的经验，从国共两军的对比教育入手，以诉苦的形式，引导战士挖掘造成他们苦难的根源，再结合土改的纪律教育，搞一次轰轰烈烈的整军运动。

    11月29日，彭德怀把西野旅以上首长叫到一起，把任务布置下去了。

    余秋里心里沉甸甸的，他们旅解放战士的问题最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诉苦运动，也是他们旅首先搞起来的。整训刚刚开始，他就带着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杨浩到了714团。刚刚坐下，团政委就告诉他，诉过苦后，就在昨天晚上，那个有名的“解放战士”路新理趁其他战士睡着了，半夜里悄悄爬起床，拿着一大包东西往外跑。连指导员以为他开小差，就悄悄跟上了。跟到一个山沟里，只见路新理掏出一个木牌牌插在土坑上，又点燃几根蜡烛和供香，磕了3个响头，又是喊爹，又是喊娘，一边痛哭一边诉说起自己的那本血泪史。路新理的哭喊声触动了指导员，也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血泪史，再也忍不住，上去与路新理抱在一起，哭了大半夜。后来路新理告诉指导员，他平时在连里表现不好，又是国民党的俘虏兵，他怕把自己的血泪史说出来得不到同志们的同情，才跑到外面来哭的。

    “好呀！走，到2营去，我们都去听路新理诉苦去！”听说路新理都被感化了，余秋里兴致特别好。

    余秋里一行赶到路新理所在部队时，诉苦会正在进行当中，轮到路新理发言时，还未开口，路新理眼泪就跑出来了。战友们同样的遭遇早已经触动了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段伤痛。路新理的老家在山东曹县，有一个小妹妹。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自己稍大点后也帮着打短工。父子俩一年累死累活还养不活一家人，后来父亲硬是被活活累死，死后穷得连买草席送葬的钱也没有。草草掩埋了父亲，就和母亲、妹妹一起逃命到了晋南的夏县。为了活命，他去给一家盐场晒盐。因为穷，连鞋也没有，常年光着脚干活，时间一长，脚就被盐汁沤烂了，痛似万箭钻心。但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致饿死，他还是咬着牙干下去了。母亲饿病交加，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从此，他就和妹妹流浪乞讨，相依为命。一次拾破烂回来，路过母亲的坟头时，内心的伤痛再一次爆发出来，就和妹妹趴在母亲的坟头痛哭流涕。正在这时，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兵路过，不由分说把他抓走了，从此当上了国民党的兵。

    路新理泣不成声地说：“现在我还记得，国民党兵把我抓走的时候，我妹妹又喊又哭的情景。我给他们下跪，给他们磕头，但国民党兵根本不理不睬。现在几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我的妹妹在哪里，她是不是还活着……”说到这里，路新理再也说不下去，嚎啕大哭起来，嘴里直喊着“妹妹，我的妹妹”！

    在场的所有同志都流下了眼泪，余秋里也不例外。

    哭了一会儿，路新理用袖子把眼泪一抹，抓起枪往上一捣，说：“我现在明白了，是谁让我这么苦！我也明白了，我手里的枪要打谁！以后我要好好打仗，为我的父亲母亲报仇！等打完仗，我还要去找我的妹妹！”

    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干部战士们都是穷苦人出身，都受过地主老财的欺负，解放战士也都挨过国民党的皮鞭。同样的出身，同样的遭遇，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深埋在心底的那些悲惨记忆，此时此刻也渐渐清晰起来。路新理讲完之后，干部战士们又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去发言，声泪俱下，痛哭流涕，内心深处那一段悲伤的情感，像火山爆发一样，无法阻挡。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因为不断打胜仗而欢欣鼓舞的话，那么，在此之后，整个西北野战军里就充满了一种别样的感情。

    一场使西北野战军精神面貌为之一变的整训教育运动，就在这样“句句血、声声泪”的控诉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查”

    毛泽东边抽着彭德怀送来的“战利品”边听着彭德怀关于西野整风运动的汇报，他的眼角也湿湿的。显然，他也被感染了。良久，他把那还剩半截的烟猛吸一口，吐出一团浓厚的烟雾，狠狠地掐灭烟头说：“诉苦，诉什么苦？就是诉地主阶级给予劳动人民的剥削之苦，诉国民党反动派给予士兵群众的压迫之苦。通过诉苦，达到深入的阶级教育之目的。”说完，又点了一支烟，转头对彭德怀说：“老彭，这种教育形式很好，激发了同志们的阶级感情。但还要深入下去，把诉苦作为一个切入点，让干部战士们彻底认识到反动派的剥削本质，并自觉地拿起武器跟反动派作斗争。”

    认识反动派的剥削本质是从算帐开始的。

    716团战士张学成边说边算：“我和另一个长工给地主种了140垧地，每垧地大概产粮7斗。”其他战士帮他一算，140垧地每年产粮98石。每个长工生产49石，折合细粮24石5斗。

    有战士问张学成：“你一年工钱多少？”

    张学成说：“我一年的工钱在当时可以买7斗米。”

    “那种子、牛工及其他开支呢？”

    “大概10石。”

    一算，大家明白了。张学成辛辛苦苦干一年，被老财剥削了12石8斗米！张学成干了三年，一共被剥削38石4斗！

    连里的文书王生福接着说：“地主的剥削还不止这些。他们手里的钱又不是死的。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拿出去放高利贷。一石要还一石半，息钱也要算利。这样利滚利，息滚息，滚得长工根本就还不起。这样下去，老财们吃香的喝辣的，而长工一年累到头，不仅一个子儿赚不到，还欠下老财们一屁股的债。偶尔老财们开恩了，给长工一个铜板，长工还要下跪磕头，感恩戴德！把自己卖了还在给他们数钱！”

    这一帐算下来，气得战士们个个挥着拳头喊打，打死那些狗日的地主老财们。

    团领导不失时机地给战士们提了一堆问题。“为什么各处的地主都这么坏，心都这么黑？”“为什么天下的穷人都这么苦？”“为什么共产党要分土地，要打地主，而国民党蒋介石不让，要跟共产党打内战？”“我们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当时连里还有个战士叫刘四虎，他父亲受地主欺负，把状告到县里。但县里的老爷们却说刘四虎父亲是刁民，判他赔地主10石米。连里针对这个问题又提出“刘四虎的父亲为什么打不赢官司”？

    很简单的问题，却包含着穷人为什么受苦、地主为什么能作威作福的答案。战士们说呀，谈呀，讨论呀，分析呀，像剥树皮一样，把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层层剥开。说到动情处，他们抱头痛哭，彻夜难眠，终于把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挖到了。原来，蒋介石就是地主老财们的总代表，蒋介石的军队就是地主老财们的保护伞。不打垮蒋介石，穷人们永远翻不了身；不打垮蒋介石的军队，地主老财们就会永远作威作福！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再一次在战士们中间响起。但这一次响起时，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此时，它已经是战士们肺腑里喷发出来的强烈呼声，也是他们从心底里喊出的最迫切要求！通过诉苦，通过算帐，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终于被战士们彻底认识！

    这真是一场伟大的整军运动，惯于发号施令的反革命总头子蒋介石，是永远也学不来的！

    诉过苦，算过帐，彭德怀又出了一招：“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要查别人，也要查自己。一定要把以前存在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阳奉阴违、违犯群众纪律的问题查清楚！”

    一查，358旅就查出了问题。715团6连战士刘登旺和王金盛是清涧战中一起解放入伍的，王金盛表现不好，经常找刘登旺，还指使刘登旺暗中捣乱。听了战友们声泪俱下的控诉，刘登旺也想起了自己的苦难。他从人群中站起来，脸色发紫地说：“国民党把我抓了丁，像犯人一样被送到陕北。当官的怕我们开小差，白天像蚂蚱一样，10个人拴着胳膊连一串，拖着绳子走。从延安到清涧，当官的让我一个人挑4箱子弹，走不动，当官的就在后面一步一棒子。最后，我累得晕倒了，当官的……”说到这里，他发疯似地指着王金盛，说：“就是他，这个狠心贼，把我推到山沟里……”后来搞清楚，王金盛是国民党的排长，家是褒城县的大地主。在清涧被俘后，他要刘登旺串通几个解放兵拖枪投奔国民党，还说不干就杀了他全家。“共产党先甜后苦”的话也是他说的。

    刘登旺这一被“查”，查得原来思想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解放战士们心里不安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找到连长、指导员谈话，一边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一边作检查，有的还写下了请战血书。

    西北野战军的“三查”活动就从这里开始，后来一直查到工作、经济、纪律、领导、党支部的作用，等等，无所不查。查出了隐藏在队伍中的敌伪军官、阶级异已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和企图组织投敌逃跑分子……

    关于“三查”的作用，时任358旅政治委员的余秋里后来是这样说的：“经过群众自觉的三查，解决了许多长时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干部战士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新兵与老兵、子弟兵与解放兵、干部和战士、党员和群众之间更加团结；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部队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不少同志订出立功计划，写了入党申请……达到了审干和整党的目的。”

    “十大军事原则”

    一场大雪染白了整个黄土高原。

    彭德怀和张宗逊各骑一匹好马，踩着皑皑白雪，迎着12月的寒风向米脂杨家沟缓缓而行。他们去那里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中央是11月22日迁移到杨家沟的。杨家沟是米脂县东20公里外一个较大的山村，原来是一个地主的庄园。这里不通大路，偏辟安全，保密性好，房子又多，中央就在这里驻扎了下来。在陕北转战8个月，居无定所，到了这里，才得到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骑在马上，望着高山，彭德怀第一次发现平日里光秃荒凉、飞沙走石的黄土高原，在鹅毛大雪的覆盖下，景色竟然如此不同凡响。置身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彭德怀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也跟着纯净起来。我们的彭老总平时一直领兵打仗、南征北战，经历的都是暴风骤雨、刀光剑影，现在有这样的感觉，足见彭德怀意志能横刀立马、情感也能细腻如水。

    望着远处高低起伏的山峦，彭德怀不禁轻声念起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蟒蟒；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词写得好，祖国的河山也好啊！”彭德怀不禁发起感慨来。

    榆林战役的阴影在彭德怀心里已经散去，此时，他只记得四个字——“诉苦三查”。

    先前，彭德怀带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到了358旅，搞了三天的调查研究。他们听了战士们的诉苦，也看了战士们如何清算地主老财们的剥削帐，还参加了“三查”会。这个由358旅首先搞起来的整军运动，此时在彭德怀的心里已有了相当的分量。天气很冷，但他心里一点都不冷。战士们那些发自肺腑的检讨书、按着手印的杀敌请愿书，还有那些“声声血、字字泪”的诉苦场面，在他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他不曾想到，二败榆林后，在这个寒冷的冬季，西北野战军会有这么大的收获，会有这么一个泪洒陕北的场面。

    在358旅的三天，彭德怀一直心潮起伏，情感难抑。彭德怀也是穷苦人出身，受过地主老财的剥削，也挨过地主老财们的鞭子。听得动情的时候，他也是泪流满面。他扭头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过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

    回想着这些，彭德怀现在还有些情绪难抑，他与张宗逊走在人迹未至的雪地里，感觉自己正在走进另一片天地。

    那边彭老总为“诉苦三查”感怀，这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边烤火，一边也在说着“诉苦三查”。

    “听说西野的‘诉苦三查’现在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那个358旅，战士们诉苦都诉得痛哭流涕呀。”周恩来说。

    “是的。”毛泽东拿一根木棍，边拨着火边说：“老彭说，那个场面，谁见了谁都要哭。他就哭过！”

    “彭老总一向不苟言笑，严肃得很，他都哭了。要是主席您去了，那就哭得更厉害喽！”任弼时打趣地说。

    “哎！咱们中国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哪个穷人家里没有一本血泪史！逼良为娼、草菅人命，到处都是呀！1937年我们的老朋友斯诺到陕北来的时候跟我讲，他说他刚到中国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中国这个世界文明古国会是这个样子！我问，那在你的想像中，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说，中国应该很富饶，物产丰盈，可现在到处都是要饭和饿死的人。我说，中国是很富饶，但被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搜刮完了，我们穷人现在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当然只有要饭了，要不到就会饿死！你说，我们不革命，谁来救我们……”

    毛泽东的一番话说得周恩来、任弼时直点头。毛泽东又拨了几下，火烧得更旺了，映得他们三人脸颊红扑扑的。

    短暂的沉默中，彭德怀掀帘子进来了。

    “我们刚才还在说你呢！你就来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周恩来用棍子拨了一下柴禾，火扑扑地烧了起来。

    “说我什么？”彭德怀抖了抖身上的雪，脱了大衣。

    “‘诉苦三查’呗！老彭同志，你又立了一大功啊！”毛泽东侧过脸说。

    “主席过奖了！我们只起了批准作用，具体是358旅搞出来的。”每次受到表扬，彭德怀总会像个害羞的小姑娘，脸颊飘红，这次也不例外。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你们搞出来的！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泽东手一挥：“358旅情况现在怎么样？”

    彭德怀应声而答：

    “形势很好，教育正在深入。好多战士写了请战血书。我来的时候，黄新廷、余秋里跟我说，战士们热情很高，现在已经拉到外面搞起了战斗训练。战士们拿着刺刀战风沙、战大雪、战严寒，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这股子训练热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很好嘛！就要这种效果！”毛泽东比谁都兴奋。周恩来、任弼时也跟着鼓起掌来。

    这次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的中央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喜庆气氛下召开的。会议从12月25日开到28日。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长篇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回到住处，彭德怀把毛泽东的报告看了又看，尤其是“十大军事原则”这一部分，彭德怀为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所折服。毛泽东不愧是一位军事实践家，还是位军事理论家。彭德怀把这十大军事原则择其要点，写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这十条，就是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完全适合解放军当时的情况。蒋介石在这年的7月17日也发布了国军的“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这么个东西，早被中共地下党员搞到了手。“四大守则”是积极进攻、迅速行动、注意火网之构成和夜间行动；“六项要目”为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和观察。彭德怀翻出来看了看直摇头，与毛泽东的“十大原则”比起来，不知道逊色到哪里去了！

    出击陕中

    彭德怀收起各种文件，准备回野司去，这时候毛泽东来了。

    “老彭，就走啊？”

    “坐不住啊！你这个‘十大原则’要好好学习，好好研究，还要跟干部们传达。”

    “不着急嘛！还有时间呢！”毛泽东在彭德怀的窑洞里转了两圈：“你们还是开个会吧，把前几个月的作战情况好好总结一下，还有这个‘诉苦三查’运动，也一起总结。在这里的干部都参加。就叫‘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怎么样？”

    彭德怀转过身：“好哇，我正准备回去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个会呢！”

    “别回去了，就这里开，我们也参加。”

    “好！好！”彭德怀放下手中的东西，为毛泽东搬了把凳子：“搞这么隆重啊！”

    “你们立了大功，再隆重也应该嘛！不坐了，我还有事。”毛泽东转身出了门，又扭过头说：“就这么定了，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1948年1月7日，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这个会议后来又叫西北高干会议。

    会议从7日一直开到20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全国战争的形势》的报告，彭德怀代表西野前委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贺龙就后方动员与后勤供应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介绍了华东解放军一年来的作战情况和经验。

    会快结束时，毛泽东找到彭德怀：“老彭，你看‘诉苦三查’是不是也去总结总结？正好贺龙同志、陈毅同志都在，也可以学学经验嘛！”

    彭德怀说：“让余秋里去讲吧！‘诉苦三查’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的报告最有说服力了。”

    毛泽东手一划：“行！”

    一个旅政委在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上作经验报告，在建军史上，这可能是少之又少的。

    余秋里赶紧准备，写了厚厚的一沓纸。20日那天，他健步登上主席台，从教育的方针和目的、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以及经验和教训三个方面着手，用大量的事实说话，前前后后讲了好几个小时。整个会场的气氛和领导们的心情完全跟着余秋里的报告在起伏。悲伤处，他们黯然泪下；激动处，他们情绪难抑。358旅首先发起的这场整训，已经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此，“诉苦三查”的历史地位基本奠定，直到后来毛泽东给它正式取名为“新式整军运动”。

    1947年到1948年的冬春之交，在陕北发生着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时，蒋介石正风尘仆仆，飞北平、飞沈阳、飞汉口，对全国军事指挥机构和兵力配置做了一次大手术。12月撤销了华北的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任司令官，掌管晋、察、冀、热、绥五省的党政军大权。在东北，1月又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卫立煌接替陈诚掌管东北军事。在各战区之下，分设若干个绥靖区，由绥靖区司令官掌握辖区内的军政大权。蒋介石总的战略也调整为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并决定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的新战略。至此，蒋介石的战略经历了一个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全面防御、分区防御的转变过程。当然，历史证明：下一步蒋介石走的是一条由分区防御到重点防御、再到全面失败的不归路。

    胡宗南已经好久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了。自踏入延安之日起，他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当初执行《攻略陕北作战计划》的狂热，现在已经丝毫找不着痕迹。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蒋介石如万箭穿心，惶惶不可终日，立即要胡宗南抽出整1师、整36师和整30师到潼关及以东地区，与整65师组成裴昌会兵团，由裴昌会指挥先解军事重镇洛阳之围，再配合徐州顾祝同集团、武汉白崇禧集团进而争夺中原。

    胡宗南部本来就“气息奄奄，大病未愈”，抽兵组成一个裴昌会兵团东出潼关，无异于在他的“病体”上再捅一刀。胡宗南顿感全身发虚、通体无力。在陕北战场上，他只能一改往日骄横傲慢的姿态，放弃“寻中共主力决战”的进攻战略，采取“机动防御”的部署，以整编第17师和陕西保安第11团守备延安和维护延安到富县的公路交通线；以整编第76师24旅守备延安西南的宜川；以整编第24旅72团和陕西保安第6团驻守黄河边上的韩城和禹门口，控制黄河渡口；以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和陕西保安第3团等部驻守铜川、三原等地，以保护咸铜铁路及咸榆公路的交通补给线；主力整编第29军两个整编师为机动兵团，集结于富县、宜川以南的洛川、黄陵、宜君地区，向北可策应延安、宜川作战，向南可拱卫关中，保护西安。

    胡宗南的国民党军在与西北野战军的对垒中，虽然连吃败仗，但其主力仍在。所以对胡宗南，中共中央还是慎之又慎，规定西北野战军的任务仍然是钳制和打击胡宗南，继续配合刘邓、陈粟、陈谢经略中原；方法是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原则是“稳扎稳打，不求速胜”。

    彭德怀领受完任务，骑马连夜就赶到了野司，把野战军旅以上干部全叫到了吕家沟，讨论这个外线作战的问题。其时，“诉苦三查”的整军运动已接近尾声，从各部队反映上来的情况看，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并且经过大练兵，技战术也大大提高。

    屋里生了一堆火，暖融融的。彭德怀坐在靠窑洞里面一张没靠背的木凳上说开了：“中央扩大会议和我们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给我们定下了转入外线作战的任务。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外线作战的目标有3个，一是北面榆林的邓宝珊，二是西边陇东的‘二马’，三是南边一线的胡宗南。目前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起一个战略牵制的作用，就是把胡宗南牵制在陕北，配合刘邓、陈粟、陈谢经略中原。如果北上榆林或西进陇东，胡宗南就会腾出手来调兵东援，加强中原战场的力量，这样的话，战略上就没起到牵制作用，对中原战场不利。另外，在榆林、陇东作战，粮食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为了有效地牵制住胡宗南，我们一定要南下。南下也有几个目标，一个就是延安。中央也考虑过打延安。但考虑到对国民党而言，延安的政治意义重大，蒋介石、胡宗南会拼出老命来保延安的。这样的话，我们打延安一方面会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另一方面，也会给延安造成破坏。主席说，还是等将来时机成熟后，‘和平收复’延安为好。综合以上情况，前委的意见倾向于出击陕中，奋力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10月份王震曾一度占领了宜川，但后来刘戡带兵来援，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王震就主动放弃了，现在在河东待机。宜川是胡宗南精心经营起来的一个进攻我们的桥头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可过黄河，北可通陕北。出击宜川，胡宗南不会坐视不管的，这样的话，既能牵制住胡宗南，又能得到二、四纵队的配合，形势对我有利。如果得手，汉中到陕北的门户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延安也就悬在天上了。那个时候，延安的守军就会不战而逃。大家看看，对出击陕中有没有什么意见？”

    彭德怀简短的话把几个方案的利与弊已讲得再透彻不过了。还有什么说的，干呗！

    “既然没有意见，那就定下来了，出击陕中。时间暂定在2月中旬，你们回去后作好准备。”彭德怀最后作出决定。

    临散会时，彭德怀又补了一句：“这次是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各方面情况与在解放区内作战都不一样，尤其是群众纪律问题。整军运动刚刚搞过，你们都说部队斗志高涨、纪律观念强，是不是吹牛，这一次拉出去就可见分晓。你们把部队管好了，谁出了问题，我要打谁的板子！”

    各纵、旅首长们吐着舌头，散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