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阵营。在他婚礼当天，他的革命导师也在场。自此开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时为止，10年之问，他不曾与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钢铁纪律，就是远离女生……他常常告诉我，印度若能效法爱尔兰的方式奋斗，必将获得自由。我就是在与他共事之时，开始读到丹·布伦（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为爱尔兰自由而战》（My Fig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还依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把自己的组织也命名为印度“共和军吉大港支部（Ctagong）。

    ——社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员天生就有一种特性，他们不但容忍殖民当地贿赂贪污的恶质文化，并且还有意加以鼓励。因为这种现成的恶习，正方便他们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动，而且经常有异议的广大人口。在这种方式下，如果一个人有所企图（不论是想打赢官司、取得政府合同、获得英皇颁授勋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借着向握有权利之人行贿而达到目的。至于所行之“贿”，倒不一定都以金钱（此举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欧洲人很少愿意用这种方式弄脏他们的手）。惠赠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热情地款待，或对某些“善事大义”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则是对英国统治的忠诚。

    ——卡里特（M．Carritt，1985，pp．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