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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与徜徉于城郊校园或城中校园的大学学子不同，当时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一直迟至80年代，工人人数才开始呈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甚至早从50年代开始，人便高谈阔论，交口相谈都是人类将如何进入一个“后工业的社会”。在这个后工业的社会里，革命性的科技更新转化，不但将使生产达到新的经济规模，而且完全无需人工操作。凡此种种对工人阶级的不利预言，自然使得以工人群众支持起家的政党及政治运动，在70年代以后开始大起恐慌。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普遍以为工人阶级将逐渐凋零的印象，其实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误，至少从全球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

    虽然自1965年开始，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开始下降，到1970年后，下降之势愈趋明显。但是除了美国外，整个黄金年代，全球各地的劳动工人阶级其实相当稳定，甚至连老牌工业国家也不例外。平均约占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1国当中，有8国的工人人数——即8大最先进国家的超级俱乐部——在1960－1980年间继续增长。在新兴的非共产党欧洲工业国家里，工人自然更是有增无减，到1980年才进入稳定状态。日本的增长更为快速，进入70和80年代，开始保持相当平稳的数字。至于那些全速工业化的共产党国家，尤以东欧为著，工人阶级的人数更以前所未有的倍数激增。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在第三世界全力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等等。简单地说，直到黄金年代结束，全世界的工人数字不但大增，在全球人口当中，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也比这以前高出很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英国、比利时和美国——1970年时各国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比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社会主义党派激增的19世纪90年代为高。只有到了20世纪80和90年代，工人阶级的数字才开始出现大量萎缩的现象。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会产生劳动阶级正日趋解体的错误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而非由于工人人数实际的大量减少。如今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的旧工业已经渐走下坡，当时这些工业代表着一切工业活动的综合，给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败落的现象愈发显著。以煤矿工人为例，一度号称以数十万计，在英国更以百万计，如今却比大学生的人数更为稀少。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而一些传统工业即使未曾消失，也由旧工业重镇移往新兴的工业国家——纺织、成衣、制鞋等工业均出现大量外迁的现象。西德境内，纺织及成衣业的工人人数，在1960-1984年之间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国成衣业每雇100名德国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过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却还不到3名。至于钢铁和造船工业，根本便从早期工业国的土地上消失，纷纷转移地盘，改在巴西、韩国、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列尼亚等国冒了出来。旧有的工业带，如今变成了“生锈带”（rust belts）——这个名词首先发明于1970年的美国——而原本与旧工业如同一体的老工业国家，如英国，多数却走了工业解体的路，工厂旧地，不是变成现身说法的活博物馆，就是快要垂垂欲死，记录着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商场上的新兴冒险家借此招徕游客，生意还颇为兴隆，在南威尔士一地，二战之初原有13万人以采煤为生，当最后一处煤矿在此地消失，硕果仅存的老煤矿工人开始充当导游，带着观光客下坑一窥他们当年工作的黑暗深渊。

    于是新兴工兴取代了旧有工业，两者的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现的地点经常有异，在结构上也往往大异其趣。80年代的流行术语，如“后福特时代”，便透露了其中玄机。由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工业老祖宗的“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劳工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的汽车业联合工会（United Autoorkers）和钢铁业工会（Steel orkers unions）的兴起，是由1937年的大罢工而发初。于是旧工业进入90年代继续存活下来，只是如今均已进入自动化，并有其他一些改变。相反的，新型工业与旧工业却完全不同。在标准的“后福特”工业地带——如中北意大利一带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等地——均不见旧工业特有的大型工业城市，独霸一方的厂家，或巨大工厂的踪影。这些新工业地区，往往是由散布乡内及镇上的厂家组成，其网络从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极不起眼（却属高科技）的工厂到处都是。某家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即曾问过博洛尼亚（Bologna）市长，可否愿意考虑让该公司一大工厂进驻该市。对此建议，市长很有礼貌，却断然地敬谢不敏。他表示，他的博洛尼亚，繁荣进步——刚巧也属共产党的治下——很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以农业性工业为主的社会及经济：还是让都灵米兰这些大城，去担心它们这类工业大城必有的问题吧。

    于是工人终于成为新科技之下的牺牲品——进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产线上缺乏特殊技术及半技术的男女工人，更难逃这个命运；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轻易便可取代他们的地位。随着50和60年代全球大繁荣进入尾声，70和80年代便成为世界普遍不景气的年代。回想当年极盛时，生产作业虽然愈来愈节省人力，工人人数却不断膨胀（见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40年不见的大量失业状况重现人间，至少在欧洲尤为严重。

    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国家来说，一场工业大屠杀于此开始。1980-1984年仅仅5年时光，英国制造工业损失了25％。欧洲六大老牌工业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1973年到80年代后期之间，减少达700万之众，几乎等于四分之一；其中半数在1979－1983年间消失。到80年代末期，旧工业国的劳工阶级更见减少，新工业国却日渐兴起。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就业总人口当中，从事制造业者只占四分之一；美国损失更重，已不到20％（Bairoch 1988）。原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里，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势必日趋工人阶级化，以至绝大多数都将成为（体力劳动）工人。这种臆想，与事实的发展变化相去多远！其实除了英国是最显著的一大例外之外，从事工业的劳动阶级始终在各国居于劳动人口的少数。然而，至此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已出现，在旧工业世界尤为严重。它的败象，远在其问题趋于严重，转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现。

    这个危机不是阶级本身的危机，却属阶级意识的危机。在19世纪末叶（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的已开发国家中，各行各业工人大众在出卖自己的力气以求糊口之余，发现众人原来可以结成一个工人阶级。他们也发现，原来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他们生而为人，在社会上求生存奋斗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至少，他们当中有相当数目的人得出这个结论，便起而支持以工人为主体的党派及运动（这些党派及运动的意向宗旨，从其名称即可一览无遗——如工党等），数年之间，便成为声势浩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工人们不但结合在一双双为劳动弄脏的粗手及微薄的工资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更属于完全缺乏经济安全感的贫苦大众。虽然劳工运动的主干人物并不至于苦到贫无立锥之地，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朴素的，离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远。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与耐用消费品的享用完全沾不上边，即使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也只有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地的工人享有这个福气。英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曾于战时被派往考文垂（Coventry）的兵工厂进行考察。只见考文垂军火生意兴隆，市面繁荣。这位同志回去之后，张大着嘴巴对伦敦友人——作者本人正在其中——惊讶地道：“你想得到吗？在那里，连同志们也有车子呢！”

    工人阶级之所以自成一体，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大量隔离所致。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人生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与白领阶级相比，虽然后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感到拮据，在社会的阶梯上却享有较大的流动性。工人子女从未想进入大学深造，事实上也鲜有人跻身学府，一旦达到停学的最低年龄（通常为14岁），多数便不打算继续求学。实行君主制的尼德兰，在战前10至19岁的年龄层中，过此年纪继续进入中等学校者只占4％。至于实行民主的瑞典和丹麦，比例甚至更低。工人的生活、工人的住家、工人的预期寿命，均与他人不同。当50年代工人阶级与众不同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之际，最早几位由（英国）工人家庭出身，有幸获得大学学位的少数幸运儿当中的一位，曾如此表示：“这一类人的住家往往有一定模式，……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往往是租房子住。”（，1958，p.8）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劳工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隘，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囚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家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困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数幸运国家的妇女有此福气。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质的小聚会之外，各种形式的娱乐都是以公众的方式——在某些贫穷国家里，早年连电视也放在公共场所供民众共同观赏。于是从足球大赛、政治集会，一直到假日出游，生活中的娱乐，往往均以众人“共襄盛举”的方式进行。

    从各种层面综合来看，在已开发资格较久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澳新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无须再亲临球场看比赛；有了电视和录像机，不必再挤进电影院看电影；有了电话，不用上广场或市场也可以与朋友闲扯淡。在过去，工会会员或政党成员往往好出席支部会议或政治集会，因为开会时除了讨论正事以外，也是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如今娱乐方式都变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极端好勇斗狠者外，众人开始把时间转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与民众面对面的接触，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这种活动之所以继续实行，只是基于传统，并为了给愈来愈趋少有的党团活跃分子打气而已）。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解体的缘由，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面目难以辨别——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下一章将介绍的新兴青少年文化，其独特之处，不论服饰音乐，都是向工人阶级学的（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真正原因，在于富裕如今已是多数人能力可及之事。说起来，拥有一辆“甲壳虫”大众轿车，比之拥有一辆奔驰轿车，两车车主的差异，显然远胜有车无车的分野——更何况就理论而言，甚至连昂贵轿车，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进入婚姻生活，必须把开支全用在柴米油盐之前的最后单身阶段里，也可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对这个现象，60年代兴起的时装和美容用品工业立刻做出反应，紧抓住这个趋势不放。于是在新开发出来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场上，从最高价位到最低价位，其间的距离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如最贵的哈苏（hasselblad）相机，与最便宜的奥林帕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机之间，两种都能拍出相片，不同处只在地位象征而已。总之，从电视打先锋开始，以往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的个人用品及服务，如今在最普通人家里也可见到。简单地说，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量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

    更有甚者，当时尚有其他几项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部门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现象，要到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结束，在70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在新自由主义向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施压之际，方才转趋明显。此前工人阶级中较弱的一环，已经在福利政策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庇护。一旦经济景气转劣，工人阶级中的最上一层——即技术工人及领班管理阶级——往往比较容易适应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事业。他们所在的地位，事实上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自由化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尽管另一群运气比较不佳的兄弟，却从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若将最下层五分之一工人群众的生活与其他工人比较，相去之远竟比一个世纪以前还要严重。英国的例子虽然极端，也可见其转变之一斑。而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而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关心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劳工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度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级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更何况传统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极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加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劳工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劳工一族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与此同时，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心里潜存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然而，除去纯粹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传统上——甚至于19世纪——外来的劳工移民很少引起工人阶级里不同族裔之间的直接冲突。因为各个特定的移民群在整个经济中都有其特有的专门行业，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进一步扩大势力，甚而有独霸之势。多数西方国家里的犹太移民，均大量从事于制衣业，却从来不曾进入——比方说——汽车制造业。再举遍及世界的印度菜为例，其从业人员来源集中特殊之处更为罕见。伦敦和纽约两地，以及全球各处印度餐馆里的人手，多数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区域的移民圈锡尔赫特地区（Syl）；这种现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独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区隔化的劳工市场”之中（套句时髦的流行行话），个别族裔工人内部便油然产生坚强的团结意识，并得以长期维系。既然族裔团体之间没有竞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本身境况的好坏自然难以归罪于他族他群。

    但是时移势迁，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加上战后西欧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导，以应付劳工匮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开始进入移居国原居民从事的行业，并拥有同等同样的工作权益。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官方特意将外来劳工与本国工人正式隔离，使前者自成一级，作为短期且地位也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压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权利劣于他人的外来男女工人，对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与那些享有优惠地位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两国的本地工人，一方面虽然不介意与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岛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并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绝不愿意看见这些外国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认为集体上先天便属于劣等的国籍之人——升级加薪，爬到自己的头上指挥。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存在，虽然他们都共同憎恨着移居国对外来者的态度。

    简言之，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劳工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在使得前此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松动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