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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解放及各地的革命，将地表的政治地图全然改观。在亚洲一地，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今一下子跃增5倍。1939年时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非洲，此时也暴涨为50国左右。甚至在19世纪第一次殖民解放风潮下出现了20多个拉丁共和国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浪又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员。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则不在此，却在这些新国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代表的分量和压力。

    二战之后，依赖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也许是始自16世纪——人口增长的重点一向多以“已开发”的世界为主，即欧洲本地或源自欧洲的地区；其人口总数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跃几乎达到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虽在“大灾难时期”暂告中止，可是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级跳大量增加，而这一回增加的来源，和集中在以前受少数帝国治理或征服的地区。我们若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会员国作为“发达世界”的代表，其人口总和到 80年代，已经仅占全人类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势，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幸亏还有移民人口撑场面），因为其中好几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减到来不及补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们假定，世界人口最终将在21世纪某段时间于100亿大关（姑依目前的推算估之）稳定下来，贫穷国家人口暴增的现象，也堪称20世纪最根本的一项改变，并在“黄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国际人士一片忧心。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于40年间激增两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间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长，实属空前现象，引起的实质问题，自然也无先例。试想，在一个60％人口均为15岁以下的国家里，会有何种样的社会及经济状况，问题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贫穷地区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动及关心，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与“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较，如今穷国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来保持人口稳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来开始直线下降——比起19世纪的欧洲，下降速度达4～5倍（Kelley，1980，p．168）。当初欧洲地区死亡率降低甚缓，有待生活和环境逐步改善后方才奏效；可是“黄金年代”则不然。现代科技像飓风一般扫及贫国。在这股现代化药物及运输革命的大风之下，自40年代以来，医药上的种种创新突破开始挽回大批人命（比方DDt及抗生素）。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力仿佛可以回天（过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拟）。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繁荣时更持续上升），死亡率则直线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后的25年之间减半），人口数字开始急遽增加，可是外在环境的条件、经济，以及各项制度，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应改变。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距离也愈加遥远——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同样是比30年前增加两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来说，若与另一个人口同时也暴增两倍的国家如墨西哥相比，两者之间，国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了。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促二十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强制节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数（其中最著名者即数70年代印度的绝育政策，以及中国大陆的“一胎化”政策）。可是，这种手段显然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