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宝珍连的全部阵亡，北门的第一线没了工事，也没有了人。杜鼎团长于是就要亲自率部去挡，团长离开团部是要向师长报告的，余程万知道后表示不同意，他认为那样牺牲太大，而且于事无补，就命令杜鼎转退稍南数百米，驻守法院街北口的十字街，那儿还有一个比较完好的碉堡和一条石砌甬道，这条甬道一直顺着法院街下去，和几条重要的市区街道连成一片，并且，那儿的民房，工兵已利用颓墙和瓦堆，作成了临时工事，足够形成比较坚固的抵挡阵垒。

    杜鼎团长接到师长的命令后，就把团指挥所移到了玛瑙巷临近法院街的中心点，他又令吴鸿宾营长在十字街口的那个碉堡里布防扼守，布置停当，他就去视察石砌甬道的工事。

    这种甬道军事术语叫覆廊，两面是街上石板夹筑起来的石墙，有一人多高，中间宽约三尺，容得下两人并肩行走。它顺着街延伸但并不是笔直的，在修建时工兵就有意在四五丈路一段作了弯曲，在每一个弯曲里，就用几个士兵做屯守点，这样，纵然前面的一个弯曲里的人和工事都已损坏，上一个或下一个的弯曲，照样可以保存据守，就是两头都打坏了，孤立起来，还可以继续守下去。在这种符合巷战的甬道两边，每隔四五丈路，国军还用砖石桌椅木料沙土，做成了横断路面的障碍，尽量的与街两边的房屋墙壁或废墟的砖瓦堆连接起来，使之更加坚固。杜鼎在甬道里侧身而走，他边看边想，尽管日军有强大的炮火优势，但凭这样的工事，再坚持数天没问题，不是说援军已到达城边已经两天了吗？难道今天还不冲过来？无论如何，这工事支持到今晚，是可以有保证的。

    这是北门的一个间隙，一个停顿。

    马上，日军已全部移到城里来的山炮、迫击炮、平射炮，将把炮弹朝杜鼎铺天盖地的倾泻下来。

    西门。

    大西门的国军部队已承受日军的猛烈攻击达10个小时以上了。

    攻击大西门的日军，是和攻击小西门的日军联成一气的。他们把炮火轰击点分作两处，一处在小西门正面，一处在大西门南角，每处的炮都有十六七门，照例都是炮轰连续半小时之后，就用波状部队发起猛扑进攻。

    国军第171团第3营代营长宋维钧，是这次常德守城战中最能打的基层指挥官之一，他亲自在第一线阵地指挥抵抗，一刻都没有退缩过。军炮团的炮兵经过十几天的作战，也已伤亡过半，残余的官兵，因无炮和炮弹可用，已改编成步兵，由营长何增佩督率，在西门内阵地帮助宋维钧代营长拼杀。

    西门内一带的城基比较结实，经过日军炮火日日夜夜的轰击之后，虽然城墙下的防御工事多数被毁，但城基还屹然壁立。有了城基，宋维钧心里就觉得防御比较有把握，每当日军炮弹把城基炸开一道缺口时，他就一面用机枪手榴弹，和日军进扑而来的部队作战，一面派士兵迅速将城基堵死。

    29日，日军的数十门火炮向城基作交叉轰击，烟火之中，石子弹片四处纷飞，炮弹所毁坏的工事旁边，到处躺着成仁的国军弟兄，他们面部都保留着愤怒和紧张的神情，这些尸体却已来不及运到后方去掩埋。宋维钧站在沙袋垒成的阵地上，正指挥士兵肩挑箩筐盛满的泥土，和城里运来的石头，去堵塞城基一个两丈见方的缺口。去堵缺口是在日军炮火停歇的当儿抢做的，但炮火停歇，也就意味着敌人的步兵要进攻，堵缺口的国军刚到城基，日军的冲击部队也到了城基脚下。“打呀！”宋维钧大声喊叫着命令，缺口两侧的国军机枪，就向扑上来的日军波状部队“嘎嘎嘎”地猛扫，其余的弟兄，听到宋代营长的喊叫，也抓起手榴弹向跑到城基下的日军一颗接一颗地掷去，“轰轰轰”一股股黑烟冲天而起。日军见国军的火力依然凶猛，便站立不住，退了下去。日军刚退，他们后面的山炮、迫击炮就见缝插针地又打过来，一颗迫击炮弹落在缺口的斜侧，尘土黑烟涌起来两丈高，把国军机枪射手的眼睛都迷蒙了。就在缺口被日军的炮火盯着不放，炸烟迷蒙时，国军士兵仍然一如既往地往那儿搬运沙土石块，就像平时修工事似的，一路排上去往前跑，一个倒在炮火中，后一个眼睛都不眨，接着向前跟进，犹如一条牢不可断的铁链。

    “咚——咣”一声，一颗日军的重炮弹在缺口那儿炸开，宋维钧离爆炸点也就只有六七米远，响声带了一阵热风扑来，把他忽地震晕了。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心里骤然紧缩起来，想到那些奉他令去补城的弟兄，一定是全完了。

    等到烟尘散了，宋维钧睁眼一看，只有3个弟兄躺在缺口的碎石堆上，其余的竟都还活着，不仅活着，而且都在继续拼命地往缺口那儿填沙包石块。他被感动了，“刷”地两道热泪就滚落下来，他跑上阵地，露出半截身子在外指挥，子弹射到身边，他就稍微一蹲，没有子弹的呼啸，他就舞动手臂朝补工事的弟兄们喊：“右边行了，左边再并排堆上3个沙包，对！再把正面这块长石板抬上去，慢一点，使把劲，往上、往上……”

    弹如雨泄，硝烟弥漫，来去奔跑的士兵，各种情绪的吼叫，一片紧张忙碌，与死神作搏斗的气氛，在这气氛中，西门的阵地稳定住了。

    到了下午5点钟，日军又接上了黄昏攻势。因天色阴黑，国军在城基抢修工事和防守的活动使日军难以辨清虚实，所以他们的冲锋也就多了几分盲目性，这样进攻自然就减弱了许多威胁。到了夜晚的10点钟以后，日军就只得作罢。

    在浓厚的夜幕中，懂得体恤士兵的宋维钧抓紧这个空档前去慰问苦战一日的部下们，他手头连一根烟、一杯酒、一口水都没有，拿什么去慰问呢？他也真绝，他摸着黑，去找每一个士兵握手。他握遍了全营活着的士兵的手，甚至有几个牺牲了的士兵，他也毫无察觉地把手紧紧攥在一起，使劲地摇了摇。别小看这握手，战士的最后一把劲，就可能因为这握手而调动起来。

    宋维钧握完手，就登在城基上向城里观望。只见城圈内外，三面都是日军攻进城来的部队，奉岩永旺师团长的命令在烧城的火光。究竟有多少火头，他已没法去数清楚，仿佛所有的火焰已连成了一个大火圈，把第57师指挥部完全圈在火焰深处。着火的地方，紫红色的火焰格外浓，火焰头上的浓烟格外黑。而不着火的地方，上空一律是片色调古怪妖冶的红光。日军的山炮弹迫击炮弹轻重机枪弹，各种带了长尾巴短光芒的火花、火球，穿过了这红色光层向城中心钻烧着，城中心到处是光，到处是火，断墙颓壁电线杆，一齐在火光的闪耀中颤动着。大声哄咚，中声哗啦，小声劈啪，尖锐的声啼嘘，柔和的声呜咽，再加上一片此起彼落的冲锋喊杀声，几乎让宋维钧不相信是置身在人类生活的宇宙里。他走下城基，心情既沉重，又坦然，沉重的是常德城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危在旦夕，坦然的是他守卫的大西门至今未被日军攻破，名副其实地成了固若金汤。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政协委员，出版过《抗日时期常德会战》文史专著的周询先生告诉笔者，大西门没有被日军突破，一直到常德守城战结束，日军都没能越过它。他的话无疑是在向我证实，当年宋维钧代营长足踏的这段城基的丰碑性和史诗性。

    笔者到常德采访时下榻在市招待所，这间招待所听起来好像是市一级的规格，其实它与几幢现代化的宾馆，比如芷园、桃林、德晖宾馆相比，简直是大客栈。我到了那儿就找周询先生，但周询先生不好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我在了解到鼎城区政协的位置后，就只好去他的原单位寻找，我想那儿总会知道他的行踪。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常德，但我肯定可以估计到，这座城市和几十年前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鼎城区在沅江南岸，原来从南岸到北岸，只有轮渡，而现在已经架起了一座宏伟的沅水大桥。

    这座桥把我引到了武陵路口，顺着武陵路再走大约三站地，就到了鼎城区政协。

    没进大门，门房的老倌子就给我指引，“你找周询哪？周询在旁边的鼎城路开了间书画店，你到那儿去找他吧。”

    我和周询先生就是在他的书画店里相见的。要写常德会战，不找周先生不行，他简直就是部常德会战的活字典。周先生说，1943年，他刚好12岁，在常德后乡离城约60华里的天门岗高小读书，每天敌我双方的飞机，轮番在城区上空轰炸、扫射，隐约的枪炮声，不时随风传入耳际，这正标志着当时常德城区的战斗非常激烈。次年春，周先生考入湖南私立隽新中学学习，该校校址在城北15华里的白鹤山，是当时疏散乡下离城最近的一所学校，校内学生多来自城区，他们常向周先生绘声绘色地谈及第57师与日军血战的故事，这使他听了以后非常激动。这可能就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导致周询先生日后大量地收集常德会战国军将士的忠勇事迹素材，并成为了这方面史料的颇有影响的专家。

    一边谈着，周先生一边邀请我去他家喝酒，准备大侃它一晚上，我欣然答应，就跟他前往。

    当我们坐上轮渡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刚才从沅水大桥来鼎城区是绕了个大弯子，轮渡是一条最短的直线，它驶向对面的停靠码头，就是昔日大西门的官码头。

    听周询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顿时有些激动，我知道大西门是常德的神圣之门，也知道大西门在这么多年后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名影响着常德人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大西门在常德的六座老城门里，独有它还留有遗址和实物，也就是说，大西门至今还能看到当年血战的痕迹，这完全打破了我以为大西门名存实亡的遗憾想象，我能不激动吗？

    事实上这是我在常德看到的唯一一处战争在建筑物上留下的印记。

    夕照的残阳，辉映在蓝中透绿、绿中透蓝的沅江水之中，像一汪汪震颤人心的血色，我想，1943年国军守城士兵流淌进江中的鲜血，大概也就是这般颜色的吧？

    我站在客运大楼的舞厅阳台上观察过沅江，觉得它虽然水很清，很静，但不够宽，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有多少能迷倒日本将军横山勇、岩永旺的地方。可我现在乘船行驶在江心之中，就感到它不仅宽，而且深，这从它涌起的波浪峰头高度就可以推测出来，它的难以琢磨，它的神秘多端，也许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我忽然想到，无论是余程万的国军守城，还是横山勇的日军攻城，两国军队在这一场恶战中，谁都没能制服过它——沅江。

    这只是我对沅江这道天然屏障的断想，我当然更关注的是国军士兵曾用血肉誓死捍卫过的人工屏障——城门，人工的屏障才能更显出我们中国军队的威武和不屈。

    一切都像慢镜头：船在官码头靠拢，我和周询先生随着乘客鱼贯下船。我们踏着石坡拾级而上，身旁的行人脚步匆匆，我们却在一步一顾盼。周先生的手向前指去，我的眼睛十分肃穆地凝望过去。满布疮痍的大西门老城墙向我一遍遍地把镜头推过来，放大、放大、放大，定格。

    周围的人群对我的这种感情的流露丝毫未加注意，他们像潮水般地从我和周询先生的两侧流过去，也许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心里打下“格愣”，这两人在这里寻觅什么呢？

    是的，我们寻觅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