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不是一般人。

    当他还是小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做大商人；当他是大商人的时候，想着要当大官；当他已经是大官的时候，他便开始考虑身后之事了。

    所谓身后之事，不是给子孙留多少财产——当然，如果嬴政是他儿子，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而是在历史上书写重墨的一笔。

    吕不韦最大的野心，是超越诸子百家的门户之见，编著一本“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百科全书，名字就叫《吕氏春秋》。

    这在当时是前无来者的大事。之所以原来没人做，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读的书多，也不是因为别人不如吕不韦的见识广，而是因为别人的条件不如吕不韦好。

    只有在秦国这种强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都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加上主事者具备掌握国家命脉的权力，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去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动手编撰《吕氏春秋》这样的皇皇巨著。

    吕不韦最初有编这本书的想法，主要是受到荀况的刺激。《史记》记载，当时诸侯多辩士，像荀况这样的人，著书立说，四海皆知。吕不韦认为，荀况不过是通一家之言，就能获得如此鼎盛的名声；而他手下门客三千，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为什么不能在“立言”这方面超过荀况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秦国现在兵强马壮，吞灭天下只是迟早的事。吕不韦认识到：“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力，坐天下则需要更为强大的思想武器。当时诸子百家争鸣，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相互攻讦，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比如说，荀况的儒家学说，其实就融合了阴阳家、名家和法家的思想，因而能够风行一时，成为显学。吕不韦从中受到启发，对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奉为圭臬的法家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该博采众长，加以融会贯通，从而消除各家的纷争，建成一套统一的理论。因此，他命令门客“人人著所闻”，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写下来，再进行编辑和加工。

    可以这样讲，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也是在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进行理论准备，可谓是未雨绸缪。

    按照吕不韦的构想，《吕氏春秋》全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纪”。按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十二纪，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六十篇。

    第二部分是“览”。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总共六十四篇。

    第三部分是“论”。根据不同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总共三十六篇。

    全书总计一百六十篇，写成后共计二十余万字，在那个用竹简书写文字的年代，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这部当时看来包罗万象的书中，编著者提到了自己对宇宙本原的认识。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根本是一种极其精细的物质，也就是所谓的精气，又叫作太一，或者叫作道。正是由于这种精气的运动和结合，才产生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难想象，吕不韦和他的门客们都是不相信鬼神，也不承认天命的。这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的延续，同时也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以此为出发点，《吕氏春秋》用大幅篇章谈到了他们的政治主张。

    吕不韦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就是“法天地”，只能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君道虚，臣道实”的理论。

    天无形而化生万物，君主就应该如同天一样，养性保真，实现无为而治。这自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可是君主为何要无为呢？因为君主也是普通人，也会受到外界的制约和影响，容易产生判断失误。要克服这种不足，就必须充分发挥臣民的才能，让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君主有所为，就会让臣民找到缺点，对他喜欢的事物阿谀奉承，对他讨厌的事物口诛笔伐，这样就很容易成为臣民的玩偶。因此，君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戴上面具默默观察，不要乱说话乱表态，不让臣民有任何机会钻他的空子。

    换而言之，吕不韦心中的理想社会是这样：谁来当君主，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国家总会在既定的轨道上正常运行。这就有点类似于法家的思想了。

    当然，君主也不是什么都不干的。为了无为而治，君主其实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最根本的，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治其身，反诸己。这基本上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其次是求贤用贤，君主的任务是用人，而不是做事。把人用好了，事情也就做好了。第三则是“知百官之要”，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设立不同的官职，使百官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为君主服务。

    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提出，“乱莫大于无天子”。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也不存在了，必须要有新的天子来稳定局势，结束大乱。他认为，天下人民过得越是水深火热，越是“王者”救民、创建新王朝的绝好机会。而“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也就是要理解人民的意愿，顺势而为，用实际行动来获取民心。而他的《吕氏春秋》，就是为了“示民不可不异”，以便“王者”采用的。

    这位“王者”自然就是当时的秦王嬴政。

    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滑向儒家的“王道”之说，离秦国现行的法家政策大相径庭了。这种政治风向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对外战争的具体细节上。

    上文提及，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按斩首的数量来计量军功，因此每次大战都会留下斩首多少万的记录，甚至出现了白起这样闻名遐迩的“人屠”。但是，自吕不韦上台以来，这种情况出了比较大的改变。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蒙骜攻韩，设三川郡，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8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没有斩首记录。

    公元前247年，王龁攻韩，占领上党，还是没有斩首记录。

    《吕氏春秋》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谈论“义兵”。什么是义兵？就是要“诛暴君而振苦民”，因此在战争中要讲究对待敌军和俘虏的策略，要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吕不韦反对在战争中杀害俘虏，认为这是“无道与无义”的行为。

    对外尚且如此，对内就更是讲究德治与仁政了。吕不韦主张统治者要爱护人民，适当减轻税赋，减少刑罚，争取民心。可以说，吕不韦统治时期，是秦国自进入战国以来少有的政策宽松时期。生活在咸阳的人们，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与舒适。

    除了吕不韦的政治主张，《吕氏春秋》中还有很多富含哲理的故事，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比如，有人从江边走过，看到一位父亲正准备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水里，便上前制止。那位父亲说，没关系，我是这村里的游泳健将！《吕氏春秋》由此感叹，难道父亲善于游泳，儿子就一定也善于游泳吗？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事物，是不是太荒谬了呢？

    且先别笑这位父亲的无知，事隔两千多年，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逻辑，不照样大行其道吗？

    还有一个故事说，楚国人打算渡河袭击宋国，预先派人测量了河水的深度，并且在水浅的地方做好标记。但是没想到，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楚国人还是按照原来的标记渡河，结果淹死者不计其数。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界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你还抱着原来的老黄历不放，迟早是会摔跟头的。

    据说，《吕氏春秋》完稿之后，吕不韦曾经将其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上，请天下学子来挑毛病，说如果有谁能够改动一字，即赏千金。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所谓“不能易一字”，说的就是这样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