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驾崩于洛阳时，王后卞氏以及太子曹丕都不在身边，他们和曹植都在邺县，曹彰在长安。经过各方面商议之后，大家共推谏议大夫贾逵主持丧事。

    据《典略》说，曹操驾崩的消息对各方面震动都很大，有人认为应该秘不发丧。贾逵认为不可，他主张立即公开发丧，并让大家前来瞻吊魏王遗容（令中外皆入临），之后命令大家各返岗位不得擅动。

    只有青州军不听指挥，他们擅自击鼓离去，有人认为应该命令他们不得妄动，如果不从就派兵征讨。贾逵知道这支最早改编自黄巾军的队伍，一向军纪最差，独立性最强，除魏王之外，只有于禁能镇住局面，现在魏王驾崩，于禁身陷孙权，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们。贾逵认为对青州军应该安抚，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檄文，告诫青州军自我约束，同时命人继续给青州军发放给养，局势才稳定下来。

    青州军的骚动给大家提了醒，有人建议把各地的郡太守、县长都撤换成沛国或者谯县的人，对于这个愚蠢的建议，魏郡太守徐宣给予严厉驳斥，他认为：“如今大家同舟共济，每一个人都怀有忠义之心，如果全用沛谯人士，将会让那些忠臣们心寒！”这条提议才没有实行。

    没几天，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他一到就向贾逵询问魏王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贾逵一脸严肃地说：“魏国有指定的继承人，魏王的印信不是你该问的。”

    据《魏略》说，曹操临死之前曾急召曹彰来，但曹彰未到曹操已经驾崩，曹彰认为父亲肯定有什么大事给自己交代，所以很关心父亲印信的去向。对于父亲要对自己交待哪些事，曹彰认为是有关继承权的大事，后来他见到曹植时说：“先王召我，是想立你为接班人。”曹植赶忙说：“不可，没见袁氏兄弟吗？”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说明曹植还算清醒，袁氏兄弟的教训倒在其次，关键是他的哥哥曹丕在这一两年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异己势力的清除。曹植明白，纵使父亲临死前把他本人找到跟前，亲手把印信交到他的手上，这个班他也接不了。

    在贾逵等人主持下，魏王的灵柩运回邺县。

    魏王突然驾崩的消息传到邺县时，太子曹丕及文武官员无比悲痛，曹丕号哭不止，无心过问任何事。担任太子府总管（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劝道：“大王刚刚去世，正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料理，不能效法普通百姓们的孝行。”曹丕才止了哭泣。

    臣属们也聚到一起放声痛哭，正常的办公秩序完全被打乱，司马孚喝斥大家：“大王去世，天下震动，你们应该赶紧拜见太子，安定人心，难道只会在一块儿哭？”大家才停下，赶紧忙正事。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他们的大哥司马朗已经去世。在司马孚等人主持下，在魏王灵柩没有到达前，邺县已经开始筹备丧事。

    对于太子何时继位，大家有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太子继位应该先有天子的诏书，尚书陈矫认为：“大王在外面驾崩，现在人心惶惶，太子应该立刻即位，以安天下之心。”陈矫更直言不讳地说，曹彰就在魏王的灵柩前，随时可能有变化。

    曹丕于是决定提前即位，只用一天时间就做完了各项准备（具官备礼，一日皆办）。第二天早上，宣布了由王后卞氏发布的诏令，命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大赦天下。

    没过几天，献帝的诏书也来了，御史大夫华歆亲自送来丞相和魏王的印信，诏令新魏王仍兼任冀州牧，尊王后卞氏为王太后。

    为了向新魏王表达祝愿，献帝下令改元为延康，使用了二十五年的建安年号结束。这样，公元220年现在便有了两个年号，正月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以后是延康元年。

    延康元年（220年）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是上天哀悼已故魏王的离世，还是魏国新政权的不祥之兆？每个人都作着不同的解读。

    二月二十一日，曹操被安葬在他生前指定的寿陵。在去年发布的《遗令》里，他对陵寝的位置已经进行过详细交待，即邺县城西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岗上，那时候地方确定后，曹丕等人就开始修建陵墓，现在可以使用了，此处即高陵。

    曹操的后事均按照他临终前的遗嘱办理。除了一年前曹操正式颁布的《遗令》外，曹操临死前还留下了遗嘱，这篇文献正史没有提及，它保存在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中。这部书里有陆逊的孙子、晋朝著名文人陆机所写的《吊魏武文》，对这份遗嘱的大概内容有过记载。

    根据陆机的记录，加上《太平御览》《宋书》等史籍补证，曹操的临终遗嘱（如今收录在《曹操集》中，被称为《终令》）大致如下：

    “半夜里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天明时喝粥出了点儿汗，服用了当归汤。我在军中坚持依法办事，这是对的，至于因为一时之怒而造成大的过失，这些不应当学（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古代的葬仪不必完全遵守。我有头痛的毛病，很早就开始戴头巾，我死后，丧服跟平时穿的一样就行，这个别忘了（勿遗）。

    “文武百官来吊孝的话，只要哭十五声就行（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礼完毕即脱去丧服。驻守在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各级官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入殓时不必再换衣服，不要用金玉宝器来陪葬。

    “把我葬在邺城西边的高岗上，与西门豹祠紧邻（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我身边的婢妾、歌伎等，都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好好对待她们。在台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帷幔，一早一晚供上祭物，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从早到晚向着帷幔歌舞。

    “你们要经常登上铜雀台，远望我西面的陵园。我留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香料来祭祀。宫人们如果无事可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做些鞋子卖。我一生为官所得的各种绶带都存放在库房里，我留下来的衣物可存放在另外一个库房，不行的话你们兄弟就分掉吧。”

    这篇遗嘱很不完整，中间可能佚失了不少内容。从语气上看，它是写给曹丕兄弟们的，中间既有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有如何安排后事的具体交代，有些地方说得很细，有点婆婆妈妈，让人感觉跟雄霸天下的曹操无法联系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善、也真，后世对曹操颇有争议，但对他之前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这篇临终遗嘱，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真性情的流露，是曹操本色的体现，这篇遗嘱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分香卖履”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