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在近代之前没有使用什么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但现在它正迅速增加，积累的能力也迅速增加。
在本章中，不需要区别把财富看作是消费对象的观点与把它看作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我们只是研究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注重财富作为资本的各种用途。
财富的最早的形态，恐怕是渔猎的工具和个人装饰品；而在气候寒冷的国家中，则为衣着和茅屋。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养驯动物；但是，最初动物之为人所爱护，恐怕主要是为了动物本身的缘故，因为它们形状美丽，养驯它们是愉快的事；像个人装饰品一样，动物之为人所要获得，并不是为了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是因为占有它们可得到直接的满足。逐渐地，成群的养驯的动物增多了；而在畜牧时代中，动物既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得到愉快和引以为豪的东西，又成为社会地位的表面象征，以及作为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积累的财富之最重要的储备。
因为人口渐密，人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耕地就在财富的目录中占了第一位；而在土地的价值中，由于各种改良（其中井占有显著的地位）而得到的那一部分价值，变为狭义的资本之主要因素。属于次要的是：房屋、家畜，而在有些地方是小舟和船只；但是，生产工具——不论是供农业还是家庭工业之用——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有些地方，各种宝石和贵金属早已成为欲望的主要对象和公认的储藏财富的手段；同时，帝王的宫殿固不必说，即在许多比较幼稚的文明阶段中的社会财富，大部分表现为公共建筑物——主要是供宗教之用、道路和桥梁、运河和灌溉工程的形态。
上述这些东西之为积累的财富之主要形态，已有几千年了。在城市中，房屋和家具诚然是占第一位，高价原料的储备也非常重要；但是，城市居民每人所有的财富，虽然往往比乡村居民为多，但城市居民的全部人数不多，因而他们的财富总额比乡村的财富总额少得多了。在整个这时代中，唯一的使用高价工具的行业，是海上运输业；织工的织机、农民的耕犁、铁匠的铁砧都是构造简单的东西，与商人的船只相比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开始了使用高价工具的时代。
英国农民的工具的价值在长时间中上涨很慢；但到十八世纪进步得到加快了。不久，首先利用水力，然后利用蒸汽力，使生产部门相继地以高价的机械迅速代替廉价的手工用具。正如以往最高价的工具是船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是供航行和灌溉用的运河一样，现在最高价的工具也是一般的交通工具——铁路和电车、运河、码头和船舶、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自来水厂：即使煤气厂差不多也可归入这类，因为它的设备大部分是用于分配煤气的。其次为矿山、铁厂和化工厂、造船厂、印刷厂以及其他有很多高价机械的大工厂。
不论我们看哪一方面，我们都觉得：知识的进步和普及不断地导致新方法和新机械的采用，如果在人类努力尚未达到最终目的以前很长时间内花费一番努力的话，则这种新方法和新机械就可节省人力。要正确衡量这种进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古代是没有与许多近代工业相同的工业的。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产品的一般性质没有改变的四种大产业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它们是农业、建筑业、织布业和运输业。在前两种产业之中，手工操作仍占重要地位：但即在它们之中，高价的机械也有很大发展。例如，可把即使现在的印度农民的简陋工具与进步的苏格兰低地的农民的设备比较一下；
并可考虑一下近代建筑业者的制砖机、制灰泥机、锯木机、刨木机、嵌线机、凿孔机以及蒸汽起重机和电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纺织业，或者至少是制造较为简单产品的纺织业的情况，我们看到过去每个工人对工具是感到满意的，这些工具的成本不过相当于他的几个月的劳动，而在近代，单是工厂设备所占的资本，以雇用的每个男工、女工和童工来估计，各占二百镑以上，即相当于每人五年的劳动。又如一条汽船的成本，也许相当于驾驶这船的那些人的十五年或更多的劳动；
同时，投于英国和威尔士的铁路之资本约为十万万镑，相当于铁路所雇用的三十万工资劳动者二十年以上的工作。
第二节续前。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也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快步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在各方面，进一步的机会一定会发生的，这些机会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工业的生活之性质，使我们能利用巨额储存的资本来提供新的满足，并将它用于预料遥远的欲望来提供节省人力的新方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的状态，在这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欲望要得到满足，把现在的努力有利地投于防备将来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再会有任何报酬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的欲望是随着他的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
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生产物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也不断增加，这种剩余产生了储蓄的能力。当生产技术落后时，剩余是很少的，只是在强大的统治民族以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迫使臣服的民族艰苦工作的地方，以及在气候温和因而生活必需品很少并且容易获得的地方，才有例外。但是，在生产技术方面，以及在为了帮助和支援将来生产的劳动而积累的资本方面每有增进，就会增加剩余，从这剩余中就能积累较多的财富。不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在寒冷的地方，文明就成为可能了；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不折磨工人因而也没有破坏它所依靠的基础之条件下，也成为可能了。这样，财富和知识就一步一步地增长了，而储蓄财富和普及知识的力量也随着一步一步地增大。
第三节续前。
清楚地预想将来和防备将来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得很慢而且时作时辍。旅行家告诉我们，如果有些部落只要预先应用一点他们的力量和知识所能及的手段，例如，将他们的小菜园围起篱笆以防野兽的侵入，他们就可使他们的资源和享乐倍增，而不必增加他们的全部劳动。
但是，即使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如与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见到的某些阶级的浪费相比，恐怕是不足为奇的。人们时而一星期赚两三镑，时而濒于饥饿，这种情况不是罕见的：当他们有职业时，一先令对于他们的效用，比他们失业时一便士的效用还小，但他们从不打算作万一之备。在相反的极端方面，就是守财奴，其中有些人的爱财近于疯狂的地步；另一方面，即在自耕农和其他某些阶级中，我们也常看到有些人是如此节省，连必需品也省掉了，以致损害他们将来工作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处处吃亏：他们从未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他们从他们所储存的财富所得到的收入，比从他们的赚钱能力的增加所能得到的收入还少，如果他们把以物质形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之于他们自己身上，则他们从赚钱能力的增加所得到的收入恐怕会较多的。
在印度，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节制目前的享乐，以极大的自我牺牲节省了巨额款项，但却把他们的全部的储蓄都用于婚丧的奢费的排场上，在爱尔兰也有这样的人，不过在程度上不及印度。他们只是为不久的将来作间歇的准备，而对遥远的将来，却不作任何永久的准备：巨大的公共工程使他们的生产资源有很大的增加，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由克己力差得多的英国人的资本来举办的。
这样，支配财富积累的各种原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中也大不相同。在任何两个民族之中，这些原因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在同一民族的任何两个社会阶级中，恐怕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很有赖于社会和宗教的制裁；当风俗的约束力稍有松懈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怎样会使得在相同条件下长大的邻人，在他们的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方面各不相同，比在差不多其他任何方面的不同更为普遍和更为常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节保障是储蓄的一个条件。
往代的不事节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保障的缘故，因为那些为将来作准备的人是要享有保障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持他们所积蓄的东西；勤劳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它被强有力者夺去，这种情况对他的邻人不断提出警告，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边境，只要抢劫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在十八世纪中法国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当时他们只有被人看作贫穷，才能逃避税吏的强取豪夺，爱尔兰许多田地的佃户们，即在四十年前，为了避免地主对地租的过高要求，也不得不照样行事。
这种没有保障在文明世界差不多已成过去了。但是，在英国，我们仍然受到救贫法的影响之害，救贫法盛行于上一世纪之初，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危险。因为，它规定：工人阶级的工资的一部分，要以贫穷救济金的方式拿出来；而这种救济金在他们之中的分配，是与他们勤劳、节俭和远见成反比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为将来作准备是愚蠢的事。由这种有害的经验所养成的传统和本能，即到现在，仍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之一大障碍；而且，至少名义上作为现在的救贫法的基础之原理，即国家只考虑贫穷而完全不考虑功绩，也发生同样的作用，虽然力量较小。
这种没有保障也正在减少：国家和私人对贫民的义务的开明观点之发展，足使以下一点日益明确：自力更生和努力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的人，比懒惰和不动脑筋的人，将得到社会的较好照顾。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仍是缓慢的，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五节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与奢费以新的诱惑；但它使没有经营能力的人能得到储蓄的好处。
货币经济与近代经营习惯的发展，的确因对于爱过奢侈生活的人产生新的诱惑，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要住一所好的房屋，他必须自己动手建造；而现在出租的好房子很多，只要付房租就能租到。从前他要喝好的啤酒，他要有好的酿造场，而现在他能买到比自己酿造的更好和更廉的啤酒。现在，他能向图书馆借阅书籍，而不必自己购买；在他准备购买家具之前，他也能以家具布置他的房屋。这样，近代的买卖制度、借贷制度以及新欲望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引起新的奢费，并将现在的利益置于将来的利益之上。
但是，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增加了用途的多样化，在这些用途之间，一个人能够分配他的将来的支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一个人储存了一些东西以备将来的需要，他也许觉得他对他所储存的那些东西的需要，毕竟没有像对他所没有储存的东西那样大：有许多未来的欲望，是不可能以储存货物来直接满足的。但是，如果他积蓄了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货币收入，他却能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
其次，近代的经营方法，带来了安全投资的机会，使得没有好机会从事任何经营——甚至没有经营农业的机会，在农业中土地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个可靠的储蓄银行的作用——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些新的机会已使有些人积蓄若干东西以供老年之用，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们恐怕不会这样做的。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结果，就是它使一个人准备死后供给妻子儿女以可靠的收入容易得多了：因为，家庭情感毕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第六节家庭情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的确有一些人看见他们所积蓄的财富在自己手下增多而感到强烈的愉快，但差不多没有想到由他们自己或别人从财富的使用中所能得到的幸福。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于追求的本能、胜过竞争者的愿望以及表现获得财富的能力和因富有而取得势力与社会地位的雄心。有时，在他们真正需要货币时所发生的习惯的力量，由于一种反射作用，在为积聚财富而积聚财富方面，使他们有一种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愉快。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和小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他们自己生活之用的舒适的年金，就不会更努力了；他们或是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或是安排好他们退职后每年花费他们的资本和其他一切收入的一部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身后就一无所有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留下从他们所希望的高寿中因早死而多余的那一部分储蓄。人们工作和储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他们退职之后，他们的费用很少超过从他们的储蓄中所得的收入，而宁愿把他们的储存的财富原封不动地留给他们的家庭；单单在英国，每年就有二千万镑以保险单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且只有在储蓄的人死后才能动用。
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无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希望，以及使他家里的人从比他创业时为高的社会地位开始的希望。这种希望甚至给他以一种压倒一切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使他对求得安逸和一切普通的愉快的愿望都毫不足道了，有时甚至破坏了他内在的优美感觉和高尚憧憬。但是，像现代美国的财富之惊人的增长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希望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的确，如果他不是急于攫取财富所能给他的社会地位，则他的雄心就会使他走上巨大的奢费之途，正像不顾将来和放纵自己的脾气所能引起的那样。
以下这种人才会有最大的储蓄：他们出身清寒，长大后从事苛刻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虽在企业上获得成就，但仍保持朴素的习惯，他们对挥霍加以鄙视，并抱有死后他们会比为人所预料的更为富有的希望。这种性格在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中较为闲静的地方是常见的，而受到重大的对法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税的压迫之后，历时一代以上，在英国乡村区域的中等阶级之中，这种性格也是很普遍的。
第七节积累的源泉。公共积累。合作事业。
其次是关于积累的源泉。储蓄的能力要看收入超过必需的支出的部分而定；在富人之中，这个部分是最大的。在英国，大部分的巨额收入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但小额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在本世纪之初，英国的商人阶级具有比乡村绅士或工人阶级都多得多的储蓄习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得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差不多完全是从资本的利润中得来的。
但是，即在近代英国，地租与自由职业者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中，它们是积累的主要源泉。而且，中等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为了把资本投于他们孩子的教育，自己总是非常刻苦；同时，工人阶级的工资的大部分，是用于他们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强壮。以往的经济学家太不考虑下一事实：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与他们相反，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财富分配上的任何变化，只要是给工资劳动者多些，给资本家少些，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大，而不会显著地延迟物质财富的储存。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实行，而使公共安全发生动摇，则其他情况就不会没有变化了。但是，对物质财富积累的轻微和暂时的遏制，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这种遏制是平静地实行而没有引起骚扰，并对大多数人提供较好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效率，在他们内心养成自尊的习惯，以便在下一代产生效率高得多的生产者。如果这样，这种遏制比大量增加我们现有的工厂和蒸汽机，毕竟更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
财富分配得很好和有高尚志向的民族，就会积累巨额的公共财产；有些富裕的民主政体单以这种形式所作的储蓄，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最好的财产之大部分。
各种形式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建筑协会、友谊会、职工会、工人储蓄银行等等的发展，都表明了以下一点：即以物质财富的直接积累而论，国家的资源用于支付工资也不是完全损失的，像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第八节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选择。财富的积累一般含有满足的某种等待或延期之意。利息是它的报酬。
在研究了储蓄方法和财富积累的发展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上去，在以前研究需求时，我们是从另一观点开始这种分析的。
在研究需求时我们知道：任何人如存有可作几种用途的商品，他就力图把它分配于一切用途以使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他认为把这商品的一部分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而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他所作的分配是适当的，他就停止在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刚好使他从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上得到多寡相同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他把这商品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使它在每种用途上都有同一的边际效用）。
我们并且知道：不论一切用途都是现在的，还是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延缓的，上述原理都同样有效；但在后一情况下，却有一些新的考虑，其中主要的是：第一，满足的延缓必然引起关于将来获得满足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照人类本性来看，现在的满足一般地——虽然不是常常地——比可望与它相同的、而在人类生活中是同样可靠的满足更为可取。
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一切阶段中，他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把他的财产平均地分配于他的一生：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减少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财作为将来之用。不但在他认为他的储蓄在他手中会增加时，他会这样做，即在他认为他的储蓄会减少时，他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以备冬令之需，因为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会缺乏，尽管它们不会由于保藏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收入投于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学我们有些祖先的榜样：他们积累了少数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退休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中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所增加的满足，对他们的帮助没有像老年时那些金币所能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不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的。
所以，我们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差不多不能作很好的使用；许多人要为将来作准备；而要借入财货的人很少能提出可靠的担保，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延期或等待，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而只能期望得到这样一种可靠的诺言：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人们也许如此渴望工作，以致宁愿受一些惩罚作为准许他们工作的条件，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差不多同样是可有的事。因为，正像延缓一部分财产的消费，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一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例如，政治犯如被准许做一点工作，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享受物质资源的等待所含有的牺牲之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大量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愉快，对这种牺牲经济学家称为节欲。但是，这个名词是被误解了：因为，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名词的同义语节俭的意义实行节欲的。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节制在他消费能力以内的任何东西的消费，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将来的资源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名词既易为人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我们说，财富积累一般是享乐的延期或等待的结果。或是，再换句话说，财富的积累依赖于人的先见，就是他的想像将来的能力。
财富积累的“需求价格”——就是环境使人从他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能得到的未来的愉快——表现为许多形态：但其实质总是一样的。一个农民建造了一所可防风雨的茅屋，而他的邻人们在建造他们的茅屋时却没有花像他那样多的劳动，因此，当风雪吹入他们的茅屋时，这个农民从他的茅屋的好处上所获得的愉快之增加，就是他的工作和等待所赚得的价格。这种愉快的增加，如与因一时冲动而攫取眼前的满足所能获得的愉快相比，是代表明智地用于防备遥远的祸患、或是准备满足将来的欲望的种种努力之生产力的增大。退休的医师把资本借给工厂或矿山，使它能够改良机械，而他从资本中获得利息，上述愉快的增加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利息相似；因为利息具有数字上明确性的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利息是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其他形态的利益之典型，并代表这种利益。
一个人等待享乐的能力，是由他直接从劳动中得到的——劳动差不多是一切享乐的最初的源泉，还是由他以交换或继承、合法的贸易或毫无顾忌的形式之投机、抢劫或欺诈的方法从别人处得到的，对于我们眼前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唯一问题只是：财富的增长一般是包含一个人在目前有（正当地或不正当地）力量支配的愉快之有意识的等待在内，和他愿意这样等待的心理依赖于他的生动地想像将来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习惯。
第九节报酬额愈大，储蓄率通常就愈高。但也有例外。
但是，让我们较为详细地研究以下的叙述：正像人类本性所生成的那样，由于现在一定的牺牲所能获得的将来的愉快之增加，一般就会增大人们所作的现在的牺牲量。例如，乡村居民如果必须到森林中取得木材来建造他们的茅屋，则森林愈远，从每天取得木材的工作上所获得的未来的舒适之报酬就愈小，恐怕由每天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而产生的未来的利益也愈少：由于一定的现在的牺牲所获得的未来愉快的报酬这样小，就会使他们不扩大他们的茅屋，而大体上也许会减少他们用于取得木材的劳动量。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因为，如果风俗使他们只熟悉一种式样的茅屋，他们离森林愈远，从一天工作的产物中所得到的利益愈小，则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日子就愈多了。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使用他的财富，而期望放款取得利息，则利率愈高，他的储蓄的报酬额就愈大。倘使稳当的投资的利率是4％，他放弃现在值一百镑的享乐，他每年可得值四镑的享乐；但如利率是3％，他只能得到值三镑的享乐。利率的下降一般会降低这一边际：在这边际上，一个人觉得为了以储蓄一部分财产所能获得的那些将来的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刚好是不值得的。所以，利率的下降一般是使人们略为增加现在的消费，而为将来的享乐所作的准备就较少了。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贾尔德爵士在二个多世纪前曾说，在利率高的国家中，商人“当已积有巨资时就脱离贸易”，而放款取得利息，“由此而得到的利益是如此容易、可靠和巨大。但在利率较低的国家中，他们世世代代继续做商人，使他们自己和国家变为富有。”有许多人，当他们还在壮年时，当他们待人接物的知识使他们能比以前更为有效地经营企业时，却退职不干了，过去有这种情况，现在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正像沙更脱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已决定继续他的工作和储蓄，直到他准备了一定的收入作为老年或死后他的家庭之用为止，他将感觉到，利率如低，他必须比利率高时储蓄更多。例如，假定他希望每年有四百镑的收入才能退职，或是每年保四百镑的险作为他死后妻孥之用；如果现行的利率是5％，他只要储蓄八千镑，或保八千镑的寿险；但是，如果利率是4％，他就必须储蓄一万镑，或保一万镑的寿险。
因此，利率的继续下降，世界资本每年增加额的继续增大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可能的事。但是，由一定量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得到的遥远的利益之下降，大体上会减少人们为将来所作的准备；或用较为近代的话来说，利率的下降势将遏制财富的积累，这也是同样确实的事。因为，虽然人类对天然资源的支配力日见增大，即在利率低时人们也许继续大量储蓄，但是，只要人类本性和现在一样，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储蓄较少、而不是较多。
第十节续前。
支配财富积累和它与利率的关系的各种原因，与经济学的各部分都有许多相关的地方，因此，这些原因的研究就不易于完全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的一个部分之内。在本篇中，虽然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在于供给的方面；但在这里略为说明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似乎也是必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财富的积累是为种种原因所支配的：风俗、自制和想像将来的习惯、尤其是家庭情感的力量。保障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知识和智力的进步在许多方面促进财富的积累。
对资本所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之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因为，虽然有少数人决定为他自己或家庭要获得某一固定数额的收入，在利率高时比在利率低时会少储蓄一点，但利率的上升增大储蓄的愿望，差不多是普遍的法则；而且利率的上升往往增大储蓄的能力，或不如说，它往往是我们的生产资源的效率增加的一种征象；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利息（或利润）的上升而以工资为牺牲，总是增大储蓄的能力，未免过甚其词了：他们忘记，从国家观点来看，财富用于劳动者的子弟，与用于马匹或机械同样是生产的。
然而，必须记住：每年的投资不过是已有的资本额的一小部分，所以，每年的储蓄率即有颇大的提高，资本额在任何一年中的增加也不会觉得的。
第十一节财富增长统计的注释。
财富增长的统计史，是非常贫乏和令人误解的。这一部分是由于要进行适用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的财富之数字的衡量之任何打算所固有的困难，一部分由于缺少收集必要的事实之有系统的打算。美国政府确是征求每个人的财产报告，由此而得的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恐怕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结果了。
其他各国的财富之估计，差不多完全是以收入的估计为根据，而收入的估计是按照各种收入的年数化为资本计算的；
这个年数的选择是参照：（i）当时通行的一般利率，（ii）从任何特殊形态的财富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达到怎样程度：（a）由于财富本身的永久产生收入的能力，（b）由于使用财富所费的劳动或是资本本身的耗用。最后这个项目，对于折旧费很大的铁厂特别重要，而对于会很快开完的矿山更为重要；两者必须只以几年的收入作为资本。另一方面，土地之产生收入的能力是会增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必须以许多年的收入数作为资本（这些收入在（ii）（b）项目下可看作是负数）。
土地、房屋和牲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头等重要的财富之三种形态。但是，土地与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价值的增大，往往主要是由于土地稀少的增大；因此，土地价值的增大，与其说是满足欲望手段的增加之尺度，不如说是欲望增加的尺度。例如，1880年美国土地的价值，算起来与联合王国土地的价值大约相等，而大约是法国土地价值的一半。土地的货币价值在一百年前是毫不重要的；倘使二三百年后美国的人口密度与联合王国大约相同，则前者的土地的价值，将比后者至少大二十倍。
在中世纪之初，英国土地的全部价值，比冬天饿死在土地上的少数骨瘦如柴的动物的价值还低得多；现在，虽然最优良的土地有许多已列入房屋、铁道等项目之下；虽然现在牲畜总的重量也许增加十倍以上，而且质量较好；虽然现在有各种为中世纪所不知道的大量农业资本；但是，现在农业土地的价值比农业资本大三倍以上。几年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使英国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差不多增加一倍。自那时以来，自由贸易、运输的改良、新国家的开发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下降了。这些原因使得以货物计算的货币一般购买力，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相对地提高。
在上一世纪之初，在法国和德国，二十五个法郎能买到比在英国一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更多。但是，现在这种利益却在英国方面：这就使法国和德国近来的财富增长，如与英国相比，似乎较大，而实际上则不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这类事实和以下的事实：利率的下降增加收入的年数，而在这年数中任何收入必须被化为资本，因而就增大产生一定收入的财产的价值；我们就可知道，即使国民财富的估计所根据的收入统计是正确的话，这种估计也会是很令人误解的。但是，这样的估计仍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吉芬爵士所著的《资本的增长》和莫耐先生所著的《财富与贫困》两书包括关于下表中许多数字的可供参考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意见分歧表明一切这样的估计都很不确实。莫耐先生对于土地——即农业土地——及农业建筑物的价值之估计，恐怕是太低了。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五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帐内就会互相抵消。但是，莫耐先生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灯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十六亿五千万镑：从其中减去公债十二亿镑，则公共财产的净值是四亿五千万镑；这样，他就可在私有财产的项目下计算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了。他估计联合王国所持有的外国股票证券及其他外国财产的价值是十八亿二千一百万镑。财富的这些估计数主要是根据收入的估计数：关于收入的统计，我们可以注意包莱在他所著的《1882年以来的国民进步》之中，以及在1904年9月份《经济杂志》中所作的有益的分析。
吉芬爵士估计1903年英帝国的财富（见《统计杂志》第66篇，第584页）如下：
联合王国15，000百万镑加拿大1，350百万镑澳大利亚1，100百万镑印度3，000百万镑南非600百万镑帝国的其余部分1，200百万镑关于英国各部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之尝试性的历史，已由罗杰斯为了征税的目的从各郡的课税额中推算出来。戴维纳尔子爵的名著《1200—1800年的财产经济史》包括关于法国的丰富资料；而勒瓦瑟、波流、南马克和福维勒则作了关于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比较研究。
克莱蒙先生1919年3月在银行学会的演讲中，估计联合王国的国民财富为二百四十亿镑，国民收入为三十六亿镑。照他计算，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之净值已降到十六亿镑，它近来卖出的证券数达十六亿镑；另又借入十四亿镑。收支对照，联合王国似乎是有二十四亿镑的债权人：但这个数额的大部分都不能算为有充分的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