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对于我国广大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同为俄国文学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

    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总的说来，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就在退职后的一年之中，他译出了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剥夺公权终身，只是在行刑前数分钟才被改判充军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当列兵）。实际上九年以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七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发作时，作者苦不堪言。

    充军归来，重新拿起笔来从事中断的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简直与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他青年时代怀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被现实生活扼杀了。他原有的信仰改变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而是要求人们容忍、退让、妥协、顺从、和解，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沉。但尽管如此，他并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对他进行的秘密监视，直到他临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顺利。先是同一个寡妇结婚，关系并不融洽。寡妇带来的儿子，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成了他的沉重包袱，成了他负债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后，他才于一八六七年与自己年轻的打字员结婚，找到了一个忠实的伴侣，称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欲地创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五百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一八六七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居留三个月，结果却一住四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

    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九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成了一位独特的作家，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论，他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是有贡献的。一部俄国文学史如果缺了他这一章，那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他的创作影响，远远超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刚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比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作家。引起争论、批评和责难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扬的思想。他发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过争论，特别是他的几部长篇，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之多，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是罕见的。他原来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统治，服苦役和充军归来以后，放弃了原有的信仰，转而反对暴力，反对革命。他认为解决俄国社会的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取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这样一来，他就公开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对立面，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动作家”、“反革命作家”。虽然如此，他创作中的真实性、艺术性，还是没有人加以否认的。一百多年来，进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大体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艺术性，彻底否认他的思想倾向。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某些理论家对他的作品的批判，还是相当严厉的，认为虽是一部“最富于历史涵义的社会心理小说”，给作者带来过空前的荣誉，但它却是“充满了反动思想”、“实际上是公然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他的另一部长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对革命斗争、维护顺从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展示各类苦役犯可怕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真实作品，屠格涅夫视之为但丁《神曲》中的篇，赫尔岑则说它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列宁也说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尽管如此，这部作品还是“反动倾向极其明显”。至于他的长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动了，因为它是直接攻击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其恶毒”。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将《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高尔基坚决反对，说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毒攻击的无数次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为恶毒的一次。”

    不过，批判归批判，他的作品还是广泛流传，即便在前苏联，也没有完全遭到禁止。特别是他的几部长篇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地下室手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乎全部被译成了世界各种主要语言，受到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有的被称为俄国文学的瑰宝，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作者本人也因此被尊为世界性的长篇大师。

    在我国，他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就被译了过来。一九二六年鲁迅曾为他的《穷人》译本写过序言，此后还就他的创作思想和写作技巧等等方面，发表过肯定的意见。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译本。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直接从俄文译出的新译本。文革时期，他的作品与所有外国作家的作品一样，遭到禁止。但改革开放以来，他的作品的新译本源源不断地推出，有的已经有了好几个译本。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国广大读者中还是很受欢迎的。应该说，他是我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

    前面已经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长篇大师，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当然主要是他的长篇。他的长篇不仅数量多（约十部）、篇幅大（《卡拉马佐夫兄弟》七十余万字），而且艺术成就高，影响深远。但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加讨论了。下面我们想简单地谈谈他的短篇，主要是个人的一点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的短篇（包括一些篇幅不大的中篇）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当有特色，而且不乏堪称精品的上乘之作。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基本上可以窥见到作者的创作思想倾向和他的艺术风格。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他一生受穷，对穷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取名《穷人》。在我们译出的这些短篇作品中，主人公无一例外的，都是穷人，都是受尽欺凌与侮辱的“小人物”，就是他写的儿童，也是一些完全丧失童年生活的受苦受难者，这里有惨死的小职员普罗哈尔钦先生（《普罗哈尔钦先生》）、发疯的文书舒姆科夫（《脆弱的心》）、活活地饿死的小偷叶麦里亚（《诚实的小偷》）、冻死在柴堆旁的小男孩（《基督圣诞树旁的小男孩》）、“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让人取笑逗乐的小丑”波尔袒科夫（《波尔袒科夫》）、一贫如洗的幻想家（的男主人公）……

    写小人物，在俄国文学史上，并不是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都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深化和扩大了这一主题。他把一个不曾受到人们注意和研究的世界——十九世纪俄国大城市里的贫民窟，引进了文学。他是第一个展示这个奇怪角落的作家。这是一个阴暗的角落，“普照彼得堡所有的人的那个太阳，似乎不肯光顾这些地方，而照耀这些地方的，好像是专门为这些地方定做的另一个太阳”（）。而在这些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里，生活着一群群的流浪汉、乞丐、小偷、妓女……这是一群被社会抛进底层的人们，他们受尽苦难，折磨，彷徨苦闷、得不到人间的温暖，只能靠幻想过日子！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他们，理解他们的苦难处境，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把他们的问题作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不是贵族生活的歌手，也不是“多余人”的创造者，而是同情弱小，揭露社会黑暗、愚昧、无权、压迫、剥削的作家。

    在作者所有的这些短小的作品中，情节都不太复杂，但气氛紧张，冲突尖锐，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灾祸，结局往往叫人撕心裂肺，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气氛。他的主人公总是处在惊慌不安之中，惶惶不可终日。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他们极端孤独、苦闷，看不到希望，走投无路，其中不少人处于疯狂的边缘，或者成为疯子，或者自杀。他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病态的，被扭曲了的，反常的。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一种悲观绝望的阴暗情调。读他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压抑感，有时甚至感到简直透不过气来。在我们所译的这些作品中，大概只有《小英雄》算是一个例外。那里面的主人公“小英雄”，是一个罕见的明朗与和谐的形象，也只有这一篇作品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乐观主义。

    是的，作者的笔下，没有怒不可遏的反抗人物，他的人物都是温顺的，发疯的发疯，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但很少有反抗的，最多只有一点点口头上的抗议，像波尔袒科夫那样，“他的每一次抗议，都是极其宽容的”（《波尔袒科夫》）。这自然是作家思想的反映，他服苦役归来后，就是抱的这种思想。他是反对展开斗争的。

    作者是心理描写的专家，醉心于病态的心理描写，不仅写行为的结果，而且着重描述行为发生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那些自觉不自觉的反常行为、近乎昏迷与疯狂的反常状态。而人物的思想行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点。《普罗哈尔钦先生》中的普罗哈尔钦，《脆弱的心》中的舒姆科夫，《荒唐人的梦》、《拙劣的笑话》、《性格温和的女人》以及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常”的怪人。作者似乎想通过人物的乖张行为、幻想、作梦、昏迷、发疯等等来反映现实，造成别具一格的真实，因为他认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现实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一点正是作者艺术的独特处。

    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地位低微，行为反常，荒唐可笑，但内心里却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高尚的品质，比如《波尔袒科夫》中的主人公波尔袒科夫虽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受苦受难者”，但却“心地善良”，是“世界上最最诚实、最最高尚的一个，”“甚至敢于舍己救人”，“有时他还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几乎有点英雄气概”。就是“爱财如命”

    的普罗哈尔钦先生“虽然不是出身名门望族，为人却忠实可靠”，而且还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好人”。作者虽然写了他们不少荒唐可笑的行为，但却没有将他们丑化，所以这些苦命人的形象在读者心中激起的不是对他们的蔑视，而是深深的同情。对他们荒唐可笑的行为，我们可能禁不住发笑，但笑后一想，又往往觉得想哭，甚至情不自禁地洒下同情之泪。我以为这是作者艺术表现力的高明处。

    当然，作者所写的短篇，与他的长篇一样，并不是篇篇都是珍珠，像那样诗意盎然的佳作，毕竟是少数。这与他的创作条件不无关系。他疾病缠身且不说，单是生活的贫困就对他的创作发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穷，他无法做到对自己的作品反复修改、细心润色、精雕细刻。这种消极影响，在他的长篇创作中，特别突出。因此有人责备他的小说过于庞杂，艺术形式不成功，脉络不清，有时把几篇小说硬拉成一部长篇，结果弄得几条线索重重叠叠，许多情节有头无尾……等等。总之，他的作品不如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致、优美。但是，如果考虑到他的穷和病，我们似乎大可不必对他求全责备，何况即便是他的短篇，也是瑕不掩玉呢？

    李鹤龄

    写于长沙岳麓山

    一九九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