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啦，波尔菲里，请问，”长官开口想说点什么，“为什么，我一直想亲口问问你，为什么你姓普谢尔多尼莫夫，而不姓普谢夫多尼莫夫？大概，你本来是姓普谢夫多尼莫夫的吧？”
“我无法说准确，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回答。
“想必是他父亲去任职时在公文上写错了，因此他现在就姓普谢尔多尼莫夫了，”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附和说，“这种事是常有的。”
“一定——是——的，”长官也热烈地随声附和，“一定——是——的，因为您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普谢夫多尼莫夫这个姓来源于文学词语‘笔名’，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呢，什么意思也没有。”
“是因为愚蠢，大人，”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补充说。
“为什么特别说是因为愚蠢呢？”
“大人，俄罗斯人很愚蠢，有时改换字母，有时按自己的想法读。比如，他们念VFNCEMK，而应当要读作LNCEMK（‘残废人”）。”
“哟，是吗……LNCEMK，嘿——嘿——嘿……”
“他们也是念OXhFD，大人，”一个高个子军官贸然说。他心里早就痒痒的，想出风头了。
“这个OXhFD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OXhFD，而是VXhFD（‘号码’），大人。”
“哎呀，不是OXhFD……而是VXhFD……是呀，是呀……
嘿——嘿——嘿！……”伊万·伊里奇对那个军官讲的笑话勉强地嘿嘿笑了笑。
那军官整了一下领带。
“他们还说VMhG，”《炭火块》编辑本想参加谈话，但那位大人尽量不去听他说话，不对大家嘿嘿笑了。
“不是VMhG而是OMhG（‘从旁边’）”编辑很气愤地接着说。
伊万·伊里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
“喂，你说些什么？”普谢尔多尼莫夫对编辑低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在谈话，难道连说话也不行吗？”那个编辑小声地争辩起来，但很快就闭上了嘴巴，暗自愤怒地离开了房间。
他径直溜到后面那间诱人的房间去。早在舞会开始时，那里一张盖着桌布的小桌上就为男舞伴准备了两种伏特加酒、鲱鱼、鱼子块和一瓶来自国家酒窖的烈性葡萄酒。他满腹气忿地给自己倒了杯伏特加。头发蓬乱的医科学生突然跑进房来，急急地、贪婪地扑向酒瓶，他是普谢尔多尼莫夫婚礼舞会上的头号舞蹈演员和康康舞①的表演者。
“马上开始喽！”他急促地如同发号施令地说：“你来看一看，我来个两腿朝天的独舞，晚宴后我冒险去找个妞……这对婚礼是十分适合的，可以说是对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一种友谊的表示……那个克列奥帕特拉·谢苗诺芙娜真招人喜欢，同她尽可以冒险干一干的。”
①法国游艺场中的一种黄色舞蹈。
“那是一个顽固落后分子，”那位编辑一边喝酒一边阴沉地答道。
“谁是顽固落后分子？”
“就是那个面前摆有水果软糕的人物。一个顽固落后分子！我告诉你吧。”
“嘿，走吧！”一听到卡德里尔舞的前奏，医科学生低声含糊地说了一句，就急忙走出房间。
编辑一个人留了下来。为了提神和自持，他又倒了一杯伏特加，喝干后吃了点东西。四等文官伊万·伊里奇从来没有给自己树立过像《炭火块》编辑那样的仇敌，特别是那编辑喝了两杯伏特加，对他竟会如此藐视、如此愤怒、如此无情。唉！发生这类事情完全出乎伊万·伊里奇的意料之外，他也没有料到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这事影响着宾客们对他这位大人更进一步的相互关系。事情是这样的：在他这方面，虽然对参加下属婚礼的原因作了恰当而又详尽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未能从根本上使任何人满意，而客人们仍旧惶惶不安。
但是，突然间一切都仿佛着了魔似地发生了变化；人们放下心来并准备寻欢作乐，哈哈大笑，小声叫喊，跳起舞来，好像那不速之客根本就不在房间里一样。这原因是不知怎么突然传开的传闻、耳语、消息，说那位客人似乎……有点儿醉了。初看起来，这似乎是极可怕的诽谤，但渐渐地却好像得到了说明，一切都突然弄清楚了。而且，突然变得特别地舒畅自如了。正在这时，晚宴前的最后一次卡德里尔舞开始了，那个医科学生赶忙前去参加。
伊万·伊里奇刚想再和新娘说话，企图用双关俏皮话使她难过，突然高个子军官跑到她面前，飞快地跪下一条腿。她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同他飞也似地跑去跳舞了。军官甚至没有道一声歉，而她走时也没有望一眼长官，仿佛高兴躲避他。
“其实，她是有这种权利的，”伊万·伊里奇心想，“而且他们不懂得礼节。”“哼……波尔菲里老弟，你不必拘礼，”他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说，“也许，你那里有什么事……关于安排……或者那里有什么事……那就请别客气。”“他老守着我干什么，难道在监视我？”他自言自语补充说。
普谢尔多尼莫夫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凝视他，使他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总之，这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伊万·伊里奇绝对不想承认。
卡德里尔舞开始了。
“大人，您有什么吩咐？”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问，两手捧着酒瓶恭敬地准备给大人斟酒。
“我……我真的不知道，如果……”
但是，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脸上堆满毕恭毕敬的笑容，已经给他斟了香槟酒。给他倒满一杯后，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好像是悄悄地像做贼似地，曲蜷着身子，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所不同的只是自己那一杯还差一指宽才满，以表示尊敬。坐在顶头上司的身旁，他感到如同分娩中的产妇那样难受。真的该说什么呢？从职责上来说，他也需要取悦于这位大人，因为他有幸同他在一起共事。香槟酒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大人也很喜欢他来斟酒，这不是因为香槟酒本身——它只是暖身的寻常之物，而是精神上的乐趣。
“这老头自己想要喝酒，”伊万·伊里奇心想，“所以才不敢不给我斟酒，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呢？……如果酒瓶就这么放在我们中间不动，那才是可笑呢。”
他喝了一口，觉得总比这样坐着好。
“要知道，我来这儿，”他停顿地加重语气说，“我来这儿，可以说是偶然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我……比如说，参加这种婚礼有——失——体面。”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沉默不语，畏怯地、好奇地谛听着。
“但是，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为什么来这儿……要知道，我不是来喝酒的。嘿——嘿！”
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本想紧接大人之后嘿——嘿笑几声，但不知怎么地打住了话头，干脆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说。
“我来这儿，可以说是为了鼓励……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可以说是一种目的，”伊万·伊里奇继续说。他抱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脑筋迟钝，但自己也忽然地沉默起来。看到可怜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甚至自觉有罪地垂下两眼，有点儿惶恐不安，赶紧又喝了一口酒。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抓起酒瓶又给他斟上，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解脱。
“你太没有办法了，”伊万·伊里奇想，严厉地望着可怜的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感到了首长对自己的严厉目光，决定继续沉默下去，眼睛也不抬起来。他们就这样相对坐了一二分钟，这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来说是痛苦难受的两分钟。
现在来说一说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他是一个像母鸡那样温和的人，惯于奴颜婢膝，然而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甚至非常高尚的人。他是彼得堡的俄罗斯人，就是说，他的父亲和祖父生在彼得堡，长在彼得堡，并且也在彼得堡任职，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这是一类十分特别的俄罗斯人。他们对俄罗斯几乎毫无了解，也不因此而不安。他们的全部身心都局限在彼得堡，而主要的是在他们的职位上。他们的整个心思贯注在纸牌、商店和薪资上。他们一点也不懂俄罗斯的习俗、歌曲，除了曲之外，而且还因为它是用手摇风琴演奏的。不过，有两个重要而可靠的特征，根据这两个特征您当即可辨别出真正的俄罗斯人和彼得堡俄罗斯人。第一个特征是，所有的彼得堡俄罗斯人毫无例外地不说《彼得堡通讯》，而总是说《科学院通讯》①，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是，彼得堡俄罗斯人从不使用“早餐”一词，而总是用“早饭”一词来代替，特别是把“饭”字读得很重。根据这两个根本性的特征，您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分别出来。总之，这是最近三十五年来最终形成的一种性格随和的人。不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一点也不愚蠢，要是长官问他什么适合的东西，他就会给予回答，并继续交谈下去，否则的话，作为一个属员去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成体统的，虽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很想详细知道大人的真正意图。
然而，伊万·伊里奇越来越陷入沉思，陷入思潮起伏；由于心不在焉，他不知不觉地频频喝酒。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立刻就非常热心地给他斟酒。两人都默默无言。伊万·伊里奇开始观看跳舞，不多一会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忽然间一个①当时《彼得堡通讯》是由科学院出版。
情况使他大吃一惊……
舞会进行得十分欢快。人们心里只是为着消遣取乐，甚至是想纵情作乐。会跳舞的人不少；但不会跳的却拚命踏着拍子，使别人认为他也是会跳舞的。最出风头的是那个军官。
他特别喜欢由他一人独舞。这时，他惊人地弯着身子，也就是说，全身像电线杆那样笔直，忽地歪到一边，你以为他会跌倒了，但是，又一个动作，身子歪到了另一边，和地面成斜角。他一脸严肃，信心十足地跳着，深信所有的人都会对他惊叹不已。第二节舞开始时，另一男舞伴在女舞伴的身旁睡着了，由于在卡德里尔舞开始前他就已经喝醉，因此，他的舞伴不得不单独跳了。年轻的收发员和戴天蓝色头巾的女舞伴一起跳舞，在每一节的舞中，在当晚的五次舞中，他总是做着同样的动作：他的动作总是比舞伴慢一点，顺手抓住舞伴头巾的一角，当面对面交错时，就急忙在头巾角上连连飞吻，他的女舞伴在他面前飘过去，似乎毫无察觉。那个医科学生真的表演了乱七八糟的舞，引起了一阵狂欢、跺脚和满意的尖叫。总之，无拘无束达到了顶点。伊万·伊里奇醉了，他开始发笑，但是，一种痛苦的疑虑慢慢潜入他的心底：当然他很喜欢随便，无拘无束，当他们后退的时候，他希望，甚至真诚地希望无拘无束，但是现在这无拘无束已经出格了。
比如，穿着破旧的四手货蓝色天鹅绒连衣裙的女人，在跳第六节舞时用别针别着裙子，结果像是穿着裤子。这个女人就是克列奥帕特拉·谢苗诺芙娜，照她的舞伴、医科学生所说，尽可以同她冒险干一干。至于那个医科学生，那是没有可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福金”
①。这是怎么呢？人们退缩着，而忽然间很快就活跃起来，那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这种表演有点奇异：它预示了一件事情。他们仿佛忘记了人世间有伊万·伊里奇这个人。当然啦，他是第一个笑的人，甚至敢于喝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恭敬地随声附和嘿嘿笑着，其实，虽然他表面上那么高兴，却没有料到那位大人的心中已滋生起新的痛苦了。
“年青人，你跳得太好了，”伊万·伊里奇不自然地对跳完一曲从身旁走过的医科学生说。
那个学生霍地转过身来做了个鬼脸，把脸凑近那位大人，近得不成体统，而且扯着嗓门学了一声鸡叫。这太过火了。伊万·伊里奇从桌旁站起来。虽然他站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止不住的哈哈大笑，因为那鸡叫声太像，而那鬼脸也太意外了。伊万·伊里奇仍旧莫名其妙地站着，这时，普谢尔多尼莫夫突然走来行个礼，请他去晚宴。他的母亲也跟在他后面来了。
“尊敬的大人，”她边行礼边说，“请您赏光，别嫌我们贫寒……”
“我……，我，真的不知道……”伊万·伊里奇开口说，“我不是为了……我……我本想要走的……”
确实，他手里拿着帽子。并且，就在这一瞬间他决心马上就走，无论如何要走，绝对不留下来……然而竟留下来了。
他即刻向餐桌走去。普谢尔多尼莫夫和母亲走在前头为他引①福金，是六十年代初在彼得堡极受欢迎的舞蹈者——康康舞的主角。
路。安排他坐上席，又一瓶新的香槟酒摆在他的面前。小吃有鲱鱼和伏特加酒。他伸手自斟了一大杯伏特加，并将它喝干了。以前，他从来没有喝过伏特加。他感觉仿佛从山上滚下来，飞，飞，飞，要停住，抓住点什么，但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真的，他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怪，况且，这也是命运的某种嘲弄吧。天知道他在这一小时发生了什么。当他走进这屋子时，他可以说是要拥抱全人类，拥抱他的全体属员；可是，一个小时还没有过去，他万分痛苦地感到并知道，他憎恨普谢尔多尼莫夫、诅咒他、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婚礼。并且，从脸色和眼神上他也看得出来，普谢尔多尼莫夫也憎恨他，望着他几乎说：“希望你滚开，该死的！累赘鬼！……”从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目光中他早已看出这个意思了。
当然，甚至现在坐在桌旁时，伊万·伊里奇也宁肯砍下一只手，也不愿承认（不仅不大声承认，甚至对自己也不愿承认），这一切真正的就是这样。一分钟还没有过完，而现在他在精神上还有某种平衡。但是他的心，心……有多痛苦！它需要宽舒，需要空气，需要静息。要知道，伊万·伊里奇终究是太善良了。
你知道，他清楚，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早就该走了，不只是走开，而是逃脱。他也十分知道，一切都忽然变得不像，完全不像不久前走在人行道上时所想象的那样。
“我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呢？我上这儿来，难道是为了吃喝吗？”当他吃鲱鱼时，他问自己。他甚至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
对自己的这种行为心里时常出现嘲讽。他甚至连自己也开始不理解他真的是为什么而来的了。
可是，怎么走开呢？没结束就这么走掉是不行的。“人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说我爱逛不三不四的地方。如果没有完成目的，那的确会是那样。比如，明天（因为到处都会传开的）斯捷潘、谢苗、办公室里、申贝尔家、舒宾家会说什么呢？不，一定要让他们全都了解我来的目的，一定要表现出精神上的目的，我才能离开……”然而，良机不再有了。
“他们甚至不尊重我了，”他继续想。“他们在笑什么呢？他们太放肆了，好像无情的人……是的，我早就料到整个年青一代是没有感情的！我无论如何要留下来！他们现在跳舞，不一会就会聚到餐桌旁来……我将谈论问题，谈论改革，谈论俄罗斯的伟大……我还会把他们吸引住哩！是啊！也许这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呢……也许实际上永远都是这样的。我该从什么谈起才能吸引他们呢？我该用什么手段呢？我茫然了，真正茫无头绪了……他们需要什么，要求什么呢……我看见他们在那里发笑……是笑我吗？天哪！我需要什么呢？我为什么来，为什么不走，要得到什么呢……”他想着想着，一种耻辱感，深重难受的耻辱感愈来愈撕裂着他的心。
然而，一切在照样进行，一个接着一个。
伊万·伊里奇在桌旁落座刚过两分钟，一个可怕的思绪困扰着他的整个身心。他忽然感到醉得厉害，就是说，不像先前那样，而是烂醉了。这原因是刚喝过香槟酒后喝了一杯伏特加，那酒马上起了作用。他感觉全身乏力。当然，他的傲慢倍增，但神智还是清醒的，并且对他喊：“不妙啊，很不妙，甚至会完全失礼呢！”自然，那些酒后多变的思绪不可能停留在一点上：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甚至他自身也感觉得出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傲慢、成功的愿望、排除障碍以及志在必得的百倍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心中的剧痛和情绪沮丧。“他们会说什么呢？这将如何了结呢？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明天，明天！……”
起初，他不知怎么暗地里预感到，客人中已有他的反对者。“这原因想必是我方才喝醉了，”他怀着痛苦的猜疑想了想。现在，当他从一些确凿的征兆上确信，在这宴席上有他的反对者，而且无可置疑时，他是多么恐惧啊！
“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他思忖着。
宴席餐桌上总共坐了三十人左右，有的人已经吃完，有的人很放肆，叫叫嚷嚷，大声说话，提前祝酒，或用面包屑和女宾们互相投掷。有个长相难看、身着满身油污礼服的男客，刚落座就从椅子上倒下去，直到晚宴结束还没起来。另有一个人直想爬到桌上去祝酒，只是被那个军官抓住上衣的后襟，才阻止了他的这种过早的狂热行为。虽然从某将军家雇了个农奴作厨师，但菜的花色极为平常：鱼冻，土豆牛舌，小豌豆肉饼，而后是鹅，最后一道是牛奶杏仁酪。酒类有啤酒、伏特加、烈性白葡萄酒。一瓶香槟酒摆在大人一人的面前，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得已要去给他斟酒，他在晚宴时已不敢自作主张了。其他客人干杯时规定喝山地酒，或碰上什么就喝什么。餐桌是由许多桌子拼凑起来的，其中有一张牌桌。餐桌上铺着许多块桌布，其中一块是雅罗斯拉夫尔出产的花麻布。男女宾客混合就座。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不入座，她忙碌地张罗着，掌管着。可是，这时来了个凶恶的女人——她以前没有露过脸，穿件浅红色绸缎连衣裙，包扎着牙齿，戴着高高的包发帽。原来她是新娘的母亲，终于同意从后房出来参加晚宴了。她直到现在才出来，是由于她和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之间有着不能和解的私怨。不过，这个问题往后再说吧。这女人恶狠狠地甚至嘲讽地看着上司，显然，她是不乐意被介绍给他的。伊万·伊里奇觉得这个女人极其可疑，不过，除她之外，别的人也很可疑，他们给人以下意识的担忧和不安，甚至还让人感到，他们这些人在串通一气，正是为了反对他。至少伊万·伊里奇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因此，在整个晚宴过程中他对此越发深信不疑了。正是如此：那个留胡须的先生是一位自由主义艺术家，他怒气冲冲，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瞧瞧伊万·伊里奇，而后转过身去同邻座窃窃私语；另一个是学生，确实已经酩酊大醉，但仍然有迹象表明他也可疑；对那个医科学生同样不要寄什么希望；就是那个军官也不可完全信赖；那位《炭火块》编辑的眼里闪现着一种特殊而露骨的仇恨：他高傲地坐着，自负地张望着，还随意地扑哧而笑呢！那位在《炭火块》上只发表过四首小诗就成了自由主义者的编辑，其他的客人虽然对他不屑一顾，甚至明显地不喜欢他，但是，当伊万·伊里奇身旁忽然落下一团面包屑时——这面包屑明显地是对着他的，伊万·伊里奇敢打赌说，这不是别人而是《炭火块》编辑扔来的。
无疑，所有这一切都给他悲观失望的影响。
还有，进行观察也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伊万·伊里奇确信自己说话开始不清晰和吃力了，有很多话想说，可就是舌头转不动，而且，忽然间他仿佛失去了知觉，更糟的是，突然无缘无故地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现象在喝了一杯香槟酒后很快就消失了。这杯酒虽然是伊万·伊里奇自己斟下的但并不想喝，所以完全是突然之间在无意中喝下去的。喝过之后，他差点想哭。他感到他在陷入最怪诞的感情中。他又开始爱，爱所有的人，也爱普谢尔多尼莫夫，也爱《炭火块》编辑。他忽然想要拥抱他们所有的人，忘掉一切并与他们和解。同时，开诚布公地把一切告诉他们，一切的一切，就是说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完美的人，具有多么卓越的才干。他将多么有益于祖国，多么善于取悦女性，而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多么进步的人，多么仁爱地同情所有的人，同情最底层的人，而结束谈话时，他要坦诚地说明促使他未经邀请参加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婚礼，喝了两瓶香槟酒以及以他的到来使普谢尔多尼莫夫感到幸福的动机。
“的确！千真万确首要的是坦诚！我将以坦诚感化他们。
我清楚地看到，他们将会信任我；即便他们现在还以仇视的眼光看我，但当我向他们坦露一切时，我将令人倾倒地使他们折服。他们将斟满酒杯并高声为我的健康干杯。我相信，那军官会把酒杯砸碎在马刺上，甚至高呼“乌拉”！如果他们按骠骑兵的方式把我抬起来向上抛，我对此是不会反对的，甚至会感到很舒服的。我将吻新娘的前额，她真讨人喜欢。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也是个大好人。当然，普谢尔多尼莫夫以后也会改好的。可以说，他还缺乏上流社会文雅的风度……
当然，虽然整个新的一代还没有这种有礼貌的诚挚态度，但是……但是我将同他们谈当前俄罗斯在其他欧洲列强中所肩负的使命，我还要谈到农民问题，甚至……，他们大家都会喜欢我，我将风风光光地走出去！……”
所有这一个个幻想当然都是十分令人惬意的，但是，也有不愉快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些美丽的希望中，伊万·伊里奇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能力：好吐痰。起码也是完全不顾他的意志，一口痰就从嘴里飞出来了。他发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的面颊上溅上了他的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出于礼貌仍然端坐着，不敢立即把它擦掉。伊万·伊里奇拿起一块餐巾自己赶快把它擦去。但是，他马上感到，这样做有多么荒唐，多么谬误。他沉默起来，开始感到惊讶。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虽然把酒喝干了，但依旧坐在那里像只落汤鸡一样。伊万·伊里奇现在才意识到，他对他谈一个最有趣的话题差不多有一刻钟了，而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在听他谈话时，仿佛不仅感到不安，而且还有些害怕。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隔着一把椅子，也把脖子伸向他，侧着脑袋谛听着，露出一付最令人厌恶的样子，确实像是在看守他。伊万·伊里奇扫视一眼客人，看见许多人直望着他哈哈大笑。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时他一点也不难为情，相反，他又喝了一口酒，突然大声地说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啦！”他尽量拉大嗓门，“先生们，我刚才已经对阿基姆·彼得罗维奇说过，俄罗斯……是的，正是俄罗斯……总之，你们明白我想说什么吗……我深信俄罗斯正在丧失人道，……”
“人道！”有人从餐桌的那一边回答说。
“嗯——嗯！”
“嘘——嘘！”
伊万·伊里奇突然打住了话头。普谢尔多尼莫夫从座位上站起来仔细察看：谁在喊叫？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悄悄地摇了几下头，像是在劝阻客人。伊万·伊里奇对此一清二楚，但却痛苦地没有作声。
“人道！”他固执地继续说，“刚才……就在刚才我对斯捷潘·尼基——基——福——罗维奇说过……是的……也就是所谓复兴……”
“大人！”餐桌那一边的人大声说。
“请问，有什么指教？”伊万·伊里奇打断他的话问，并极力想看清楚是谁在对他喊叫。
“根本没有什么，大人。我很受感动，请往下说，往——下——说！”又是方才的那个声音在说。
伊万·伊里奇哆嗦了一下。
“比如说，对这些事情进行革新……”
“大人！”喊的又是那个声音。
“您要干什么？”
“真是的！”
这一次伊万·伊里奇不再克制了。他停了说话，转身对着无礼取闹者。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生，喝得烂醉，心里疑虑重重。他叫嚷了很久，甚至打碎了一个杯子和两个碟子，而且还说，婚宴上似乎该这么闹。当伊万·伊里奇转身向他时，那个军官已开始厉声申斥他。
“够啦，嚷什么？你听着，给我滚出去！”
“不是说您，大人，不是说您！请您说下去吧！”快活起来的那个学生叫着，箕踞而坐在椅子上，“请往下说，我在洗耳恭听，我很——很喜欢——您讲的！值得夸奖，值得夸奖！”
“是一个喝醉的学生！”普谢尔多尼莫夫低声提示说。
“我看，他是喝醉了，不过……”
“我刚才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大人！”军官开口说，“说的是我们队的一个中尉，他正是这样同上司说话。这个学生现在就是模仿他，重复他上司的每一个字；值得夸奖，值得夸奖！十年前他就因此被革了职。”
“哪儿——的中尉？”
“我们队的，大人。他就是因为说值得夸奖的字眼而发疯的。起初用温和的方式对他规劝，而后进行拘捕……上司像父母那样待他，让他悔改，但他却对上司说：值得夸张，值得夸奖！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一个很威武的人，身高九俄寸①。
他们想把他交法庭审判，但发现他已疯了。”
“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对这样天真的人可不能这么严厉，我这方面准备给予宽恕……”
“是通过医学诊断的，大人。”
“怎么，解——剖——过吗？”
“哪能呢，他是活人嘛，大人。”
起初秩序井然的客人中响起了一阵响亮的、几乎遍及全场的哈哈笑声。伊万·伊里奇暴怒起来了。
①一俄寸等于．厘米。寸为一尺。按照俄国人的习惯，人马超过两俄尺的，两俄尺即省略，这里说九俄寸，是省略了两俄尺的，此人的实际身高为米。
“先生们，先生们！”他叫喊起来，起初并不口吃，“我很清楚，活人是不会解剖的。我认为，他已神经错乱，不算是活人了……也就是说，他死了……也就是我想说……你们不喜欢我……然而，我却喜欢你们大家……是的，我也爱波——波尔菲里……我降低自己的身份才这么说……”
这时，一大口YCEMNC①从伊万·伊里奇的口里飞出来落到桌布上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普谢尔多尼莫夫急忙走上去用餐巾把它擦掉。这最后一件倒霉事把他彻底毁了。
“先生们，这太过火了？”他绝望地叫了一阵。
“这个人喝醉了，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又提示说。
“波尔菲里！我看你们……大家……对了！我是说我希望……对了，我要你们大家说：我有什么不得体的吗？”
伊万·伊里奇几乎哭了。
“大人，哪能呢！”
“波尔菲里，我要你……说一说，我来……是的……是的，参加婚礼，我是有目的的。我想在精神上提高……我希望你们感到。我要你们大家说：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降低身份了呢？”
一片沉默。问题正是一片沉默，而且对那个断然的提问，回答的也是一片沉默。“喂，对他们喊叫什么呢，即使在这时候对他们喊叫什么呢！”大人的脑海中闪过这一想法。但是客人们只是互相交换眼色。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半死不活地坐在那里，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吓成了哑巴，只是自言自语地重①法语：痰。
复着他早有了解的那个可怕问题：“对这一切我明天怎么办呢？”
已经烂醉如泥的《炭火块》编辑一直愁眉苦脸、默不作声地坐着，此时突然目光炯炯直对伊万·伊里奇，代表全体在座的人作回答。
“是的！”他大声喊起来，“是的，您失了体面，是的，您是个顽固落后分子……一个顽固——落后——分子！”
“年青人，放明白点！您这是跟谁说话！”伊万·伊里奇暴怒地吼起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跟您说话，其次，我不是年青人……您是来摆架子，出风头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你这是干什么呀！”伊万·伊里奇大叫起来。
普谢尔多尼莫夫吓得跳起来，像根木头似的不知所措，客人们在自己的座位上也成了哑巴。那个艺术家和那个学生则拍手叫好。
那个编辑怒不可遏地继续叫喊：“是的，您是来鼓吹仁爱的！您让大家扫兴。您喝的是香槟，可不想一想，对于一个月薪十卢布的小职员来说，这香槟有多昂贵。我猜想，您就是那些挑逗自己属员的娇妻的上司之一！此外，我认为您接受贿赂……是的，是的，是的！”
“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伊万·伊里奇开始叫起来，向他伸出一双手。他感到编辑的每一个字都是插进他心脏的一把利剑。
“大人，请别担心！”普谢尔多尼莫夫用力地说了一句就向编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将他从桌旁拖开。孱弱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竟有如此大的力气，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不过编辑已经醉了，而普谢尔多尼莫夫却很清醒。接着，普谢尔多尼莫夫给他背上几拳，把他推出门去了。
“你们全都是卑鄙的家伙！”编辑叫着，“我明天要在《炭火块》上画你们的漫画！……”
客人们一个个都从座位上跳起来。
“大人，大人！”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母亲及几个客人围着长官叫喊道，“大人，请放心！”
“不，不！”长官叫着，“我完了……我到这儿来……是想，可以说是来道喜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像没有知觉似地跌坐在椅子上。两手搁在桌上，头垂在手上恰好落到了牛奶杏仁酪盘子里。人们惊恐的模样就不必去描画了。过了一会，他站起来（显然是想走开），身子一晃，绊在椅子腿上便倒在地板上打起鼾来。
不喝酒的人偶尔一喝就醉是常有的事。他一直神智清醒，可后来忽然倒了下去仿佛被砍倒似地。伊万·伊里奇躺在地上完全失去了知觉。普谢尔多尼莫夫抓住自己的头发，就这样呆呆地一动不动。客人们慌忙散去，各人按照各人的理解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这时已经快到凌晨三点了。
主要的问题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处境比所能想象到的还糟得多，虽然现在这种状况一点也不吸引人。伊万·伊里奇暂时仍躺在地上，普谢尔多尼莫夫站在他旁边，绝望地揪着头发的时候，让我们中断一下我们的这个故事，用几句话来谈一谈普谢尔多尼莫夫本人的情况。
就在他结婚前的一个月，他陷入了绝境。他出生在外省，父亲曾在那里供职，后来吃官司死在那里。普谢尔多尼莫夫在彼得堡整整奔波了一年，大约在婚前五个月，才弄到月薪十卢布的职位，身心才得以平复，但不久又为家境所困扰。普谢尔多尼莫夫一家只剩下他和母亲两人。母亲在丈夫死后离开了省城。母子俩一起挨冻，吃的是很糟的食物。常常过着这种日子：普谢尔多尼莫夫自己拿着杯子到丰坦卡河里去打水，在那里喝个饱。找到工作后，他和母亲才在贫民窟里马马虎虎安顿下来。母亲开始给人家洗衣服，而他积攒了三四个月才给自己添制了一双靴子和一件大衣。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也经受过多少难堪的场面：上司走上前来问他有多久没有上澡堂洗澡了？人们纷纷传说他的文官制服衣领下有一窝窝的臭虫。但他性格刚毅，而从外表上看他既温和又文静。他只受过很少教育。几乎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过思考，是否有过计划，是否有过什么理想，但相反，他身上一种本能的、下意识的倔强决心正在形成：他决心摆脱这种低下的地位闯出一条新路来。他身上有一股蚂蚁般的顽强劲；如果把它们的巢毁了，它们立即又会重新去建造，毁了，又建造，就这样不疲不倦地进行。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关心家事的人。从他的额头上可看出，他会闯出路子，会筑起一个窠来，甚至还能有点积蓄。全世界只有他的母亲是爱他的，而且爱得发疯。她是一个坚强、不知疲倦、能干活，同时又是心地善良的女性。如果不是碰到退休的九等文官姆列科皮塔耶夫，他们就会在贫民窟住下去，也许再住五六年直至境况的改变。姆列科皮塔耶夫曾任财务主任，以前在省城供职，最近才带着全家在彼得堡定居。他认识普谢尔多尼莫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父亲曾有恩于他。他有钱，当然不会太多，但是有，究竟有多少，谁也不知道，无论他的妻子、大女儿或亲属都不知道。他有两个女儿，而他是一个十分刚愎自用的人、酒鬼、家庭暴君，此外，他是个病号。因此，忽然想起个主意要把一个女儿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他说，“我认识他，他父亲是个好人，儿子也会是好人。”
姆列科皮塔耶夫怎么想就怎么做，说到做到。这是个极端刚愎自用的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安乐椅里度过的。疾病夺去了他的一条腿，使他成了残废，不过，这不妨碍他喝伏特加。他成天喝酒，骂人。他很凶，总不免要折磨人。为此，他将几个远房女亲戚收留在身边：他的一个有病而爱吵嘴的姐姐，他妻子的两个妹妹，也是又凶又多嘴的人；断了一根筋骨的老姑母。还养着一个食客——俄罗斯化的德国女人，她有给他说《天方夜谭》的才能。他的全部乐趣就是嘲弄这些不幸的寄居者，时刻对她们破口大骂，她们当面不敢回一句嘴，除开他生来就有牙病的妻子以外。他挑唆她们互相吵嘴，在她们中间制造和拨弄是非、纷争，而后，看到她们几乎要动武时，就哈哈大笑，欣喜若狂。当他的大女儿同军官丈夫过了十年穷苦生活后成了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病儿归来时，他也喜不自禁。他容不了她的几个孩子，但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增添了他每天试验的内容，所以这老头子还是很高兴的。这一大群恶妇和有病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折磨者，一同挤在彼得堡郊外的一所木屋里。他们常常是半饥半饱，因为那老头很吝啬，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给钱，虽然他自己不吝啬喝伏特加；她们睡眠不足，因为老头子患失眠症，需要她们排遣。总之，所有这一切使得她们穷苦度日，使得她们诅咒自己的命运。就在这时，姆列科皮塔耶夫看中了普谢尔多尼莫夫，他对他的长鼻子和谦恭的样子感到惊讶。孱弱而不好看的小女儿当时正满十七岁。她虽然上过德国hXBF①，但在那里，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她在残废和酗酒的父亲的拐杖下，在家庭诽谤、窥视和谗言中成长，一副营养不良的病态样子。她从来没有朋友，也没有头脑，早就想嫁人。在外人面前她胆怯得不敢说话，但在家中，她对母亲及寄食者则是凶恶的，像锥子那样锋利。她特别爱拧她姐姐的孩子并对他们拳脚相加，密告他们偷吃糖和面包，因而在她和她姐姐之间常常引起无休无止的吵骂。老头子个人主张她嫁给普谢尔多尼莫夫。虽然他很穷，但要求给他点时间考虑。他和他母亲踌躇了好久，但是，还是把那所房子的房产转到了新娘名下，虽然是个极差的木头平房，但还是值几个钱的。此外，还给了她四百卢布——你自己什么时候能积攒到这么多的钱呢？“我为什么要招一个男人到家里来呢？”顽固的酒鬼喊道，“第一，因为你们全是娘们，而我讨厌娘们。
我要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听我的吩咐，因为我是他的恩人。第二，我这样做就是要使你们都不高兴，都生气，我就是要和你们作对。我说了就一定会做到！而你，波里菲里，她做了你的妻子后，你就打她，她生来就有许多魔鬼附身，把它们①法语：学校。
赶走，我给你预备一根拐杖……”
普谢尔多尼莫夫一言不发，但他已经拿定主意。还在婚礼前他和他的母亲就被接来了，让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给了他们衣服、鞋袜和结婚用款。老头子所以优待他们，也许正是由于全家人都憎恨他们。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甚至很得他的欢喜，所以他克制着，没有欺侮她。不过，在婚前一周，他让普谢尔多尼莫夫跳了跳卡扎乔克舞①。“喂，行了，我只是想看看，你在我面前是不是会忘乎所以，”他在他跳完舞后说。他给了他刚够支应婚礼的一笔钱，请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普谢尔多尼莫夫这一方面所请的仅有《炭火块》编辑和贵宾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普谢尔多尼莫夫很清楚，新娘嫌弃他，她十分愿意的是嫁给那个军官而不是嫁给他。但他对一切都忍耐着，并劝说他母亲也这样。婚礼的整个白天和晚上，老头子都在骂着脏话，酗酒。由于举行婚礼，全家人都躲到后屋，挤在那里直到天黑。前屋预备作跳舞和晚宴用。
晚上十一点左右，老头子喝得烂醉，睡着了。新娘的母亲这一天特别爱向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发脾气，这时终于决定息怒，并出席舞会和晚宴。伊万·伊里奇的出现使一切都变了样，姆列科皮塔耶娃感到很难堪、觉得受了侮辱，于是破口大骂，为什么不事先告诉她邀请了长官。人们劝她，说他是自己来的，是不请自来的，可她蠢得不愿相信。香槟酒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只有一卢布，而他自己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不得不向凶恶的老太婆苦苦哀求①卡扎乔克舞是源于哥萨克人的一种速度逐渐加快的民间舞蹈。
借钱买了一瓶，而后又买了一瓶。他们向她说明，这关系着普谢尔多尼莫夫官场的未来、功名的前途，经过劝说，她终于拿出了私房钱，但也让普谢尔多尼莫夫吃尽了苦头，使他一次又一次跑进新房去，默默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一头扑倒在准备作天堂美梦的喜床上，由于无可奈何的愤恨而全身发抖。是啊！伊万·伊里奇可不知道，这晚上他喝掉的两瓶香槟需要多少钱啊！这场婚礼被伊万·伊里奇弄到如此的结局时，普谢尔多尼莫夫心中多么恐惧、苦恼，甚至绝望啊！一桩桩的烦恼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任性的新娘的尖叫和眼泪、糊涂的岳母娘也许会通宵责备。即使不责备，他的脑袋也已经痛起来了，烟雾和昏暗也已经弄得他两眼昏花了。可这时伊万·伊里奇还得他去照料。现在已是凌晨三点，该请个大夫，或找辆四轮轿式马车送他回家。一定要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因为送这样的人物是不能用那种万卡①出租马车的。可雇辆马车又到哪儿去借钱呢？长官在晚宴上既没有同姆列科皮塔耶娃说上两句话，甚至也不看她一眼，她为此十分气忿，已声明她一个戈比也没有。也许她真的一个钱也没有了。上哪儿去借？怎么办呢？是呀！他是有原因揪头发的。
暂时已经把伊万·伊里奇转送到餐室的一张小皮沙发上了。当人们在收拾饭桌把一张张桌子移开时，普谢尔多尼莫夫正往各处去借钱，甚至试图向仆人借，但谁也没有。他又想碰碰运气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借，他比别人逗留得久。虽说他是个善良的人，但一听说借钱，他就莫名其妙，甚至惊①旧俄对驽马拉的载客马车的俗称。
吓不已，说了一大堆使人料想不到的废话。
“下一次我一定乐意借钱，”他含糊地说，“但是这一次……说实话，得请你原谅我了……”
说完他就抓起帽子急急忙忙走了。只有那个说圆梦书的青年有同情心，还能帮上忙，即使还不到时候。他比别人留的时间长，真正同情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遭遇。最终，普谢尔多尼莫夫和他的母亲及那个青年共同商定不去请大夫，最好去叫辆四轮轿式马车把醉人送回家。而在找到马车之前，暂时试用一些简便方法，例如用凉水敷太阳穴和头部，用冰敷头顶等。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开始做这些事。那个青年飞也似地去找马车，因为是在彼得堡郊外，又是深更半夜时候，连出租马车也没有了，于是他跑到很远的车行去租，把车夫都叫醒来。开始讨价还价，他们说，这种时候租四轮轿式马车就是五卢布也不够，不过还是同意了三卢布。但是，将近四点左右那青年坐着租来的马车回来时，他们早已改变了主意。原来是伊万·伊里奇仍然神智不清，疼痛难忍，呻吟不止，辗转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送他回家是绝对不行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会是什么结果呢？”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普谢尔多尼莫夫说。怎么办呢？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把病人留下来，那么把他安顿到哪儿呢？全家仅有两张双人床：一张大的双人床，是姆列科皮塔耶夫夫妇的，另一张是新买的胡桃木的，是新郎新娘用的，所有其他住户，或者确切点说是女住户，都睡在地板上，横七竖八，多数人睡在羽毛褥子上，那些褥子都有些破烂，散发着一股臭味，也就是说太不像样子，而且刚够那些人用，几乎没有多余的。把病人安顿到哪里去呢？褥子大概还可找到一床——万不得已时可以从中抽出一床来。但是铺在什么地方、摆到什么上面呢？看来，只有铺在客厅里了。因为这间屋子离家人的住地最远，而且有一扇单独的门。可是铺在什么上面呢？难道铺在椅子上吗？大家知道，只有给那些周末回家度假的中学生才把被子铺在椅子上，而对于像伊万·伊里奇这样的人物，这样做是十分不恭敬的。如果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睡在椅子上，他会说什么呢？
普谢尔多尼莫夫不希望听到那些话。只有一个办法了：把他安排到新娘床上。我们已经说过，这新娘床在紧挨餐室的一个小房间里，床上铺着新购来而未用过的双人褥垫，干净的床单，四只粉红色细棉布枕头，外罩镶褶边薄纱套子；被子是绣花粉红色缎子的；从金环里垂下来薄纱帐子。总之，一切都很完美，差不多都去看过卧室的客人们，都称赞它的陈设。新娘虽然讨厌普谢尔多尼莫夫，但在晚宴时好几次悄悄地跑进新房去看过。当她听说，要把染上类似霍乱的病人放到喜床上时，她感到多么气愤和恼恨！新娘的母亲为女儿抱不平，大骂，说第二天要告诉她丈夫；但是，普谢尔多尼莫夫显示权威坚持要那样做，于是伊万·伊里奇被抬进去了，而把新郎新娘安排到客厅的椅子上。新娘哭哭啼啼，准备去闹，但又不敢不听话：因为她父亲有一根她很熟悉的拐杖，而且她也知道，她父亲明天一定会要求她详细报告的。为了安慰她，他把粉红被子和薄纱枕头给了她。这时，青年坐着马车回来了；当得知不需马车时，他十分惊惶，他必须自己付车费，而他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过十戈比。普谢尔多尼莫夫声明他已身无分文。大家试图劝导车夫，但他闹起来，甚至敲打栅栏门。我不甚了解这是如何了结的，好像是那青年像囚犯似地坐着那马车上佩斯基圣诞四街去，那里有一个学生在熟人处留宿，试着把他叫醒，问他是否有钱？当新郎新娘在客厅里安置停当、闩上房门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在病床旁守护一整夜。她睡在地毯上，用皮袄蒙着头，但也不能入睡，因为她不时要爬起来：伊万·伊里奇的肠胃十分糟。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是位刚毅、宽厚的女性，她给他脱衣、摘帽，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服侍他，整晚不断地把便盆通过走廊送出去拿进来。然而，这一夜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终结。
新郎新娘被安置在客厅里不过十分钟，那里忽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声，不是高兴的喊叫，而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声音。
随即又是一阵喧哗和仿佛椅子落下的碎裂声。刹时间，一大群衣衫不整的女人唉声叹气、神色惊慌地闯进还是黑漆漆的屋里。那些女人中有新娘的母亲，有这时丢下生病的孩子的姐姐，三个姑妈和姨妈，连断了一根筋骨的姑母也勉强来了。
女厨娘也在这里，那个会讲故事的德国女人也跟着一起来了。
硬是从她那里把她个人的羽毛褥子抽给了新郎新娘，那是这屋里最好的、她唯一的私产。这些为数众多、有预见的女人，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好奇心所驱使，早在一刻钟前就踮着脚从厨房里穿过走廊悄悄地钻进前厅去窃听。这时，有人急忙点燃了腊烛，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出乎意外的情景：椅子承受不住双倍的重量，而且仅仅从边缘支撑着宽大的褥子，于是散架了，褥子便从椅子间塌落到地板上。新娘气得抽抽搭搭地哭；这一次她委曲得伤心透了。精神沮丧的普谢尔多尼莫夫像暴行被当场揭穿的罚犯一样站着，他甚至不想为自己辩解。四面八方传来一声声的哀叹和尖叫。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到喧哗声也跑过来，但是，这一次新娘的母亲完全占了上风。起初，她对普谢尔多尼莫夫进行奇怪的最不公正的责备：“我的老天爷，出了这种事，往后你会是个什么丈夫呀？
我的老天爷，这次丢丑后你能有什么用呀？”如此等等。最后，她抓住女儿的手，带她离开丈夫回去了，准备明天亲自负责向凶狠的父亲作解释。其余的人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叹息一边摇头地走开了。只有母亲留在普谢尔多尼莫夫那儿，想要安慰他，不过，他马上催她走开了。
他顾不上宽慰，艰难而缓慢地走到沙发跟前，忧心忡忡地坐下去，因为他光着脚，穿着一件必不可少的内衣。思绪一个接一个交织着，脑子里杂乱如麻。有时他无意识地环视屋子四周，那里跳舞的人刚刚还在疯疯癫癫，那里空气中刚刚还飘动着缕缕烟雾。地板上到处是烟头、糖纸，一片狼藉。
喜床的倒塌以及翻倒的椅子证明世间最美好、最可靠的希望和理想的破灭。他这样坐着几乎有一小时之久。愈来愈沉痛的心思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比如，工作上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他痛苦地意识到，无论如何要改换任职单位，昨晚的事情发生后留在原地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了姆列科皮塔耶夫，也许明天他会要他再跳一次卡扎乔克舞，以便检验他的温顺性。他也想起，姆列科皮塔耶夫虽然给了他五十卢布办婚礼，而且已经全部花光，但那陪嫁的四百卢布却还没有想过要给的，甚至连提也不提了。而且那所房子还没有正式办好过户手续。他也想到了妻子，她在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他；他也想到，那个给他妻子下跪的高个子军官。这一点他已经注意到了；他还想过、附在他妻子身上并由她自己父亲证实过的魔鬼，以及那根预备用来驱魔的拐杖……当然，他觉得自己能够忍受一切，但是，命运最终却是如此的结局，他终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了。
普谢尔多尼莫夫就这样沉浸在悲痛中。蜡烛头快要燃尽。
闪烁的烛光直射在普谢尔多尼莫夫的侧身上，把他巨大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长脖子，鹰钩鼻，两绺头发竖起在前额和后脑勺上。后来，吹来一阵清晨的凉风，他站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四肢麻木。他走到横躺在椅子中间的褥子前，不加整理，不吹灭烛光，甚至也不垫枕头，爬到褥垫上就睡着了。
睡得那样沉，那样死，也许第二天将赴刑场的犯人才会那样。
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伊万·伊里奇在可怜的普谢尔多尼莫夫的喜床上所经历的痛苦之夜，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呢！有时候头痛、呕吐以及其他难以忍受的折磨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这是地狱般的痛苦。虽然他的脑子刚刚清醒过来，使他看到那么多的恐惧，那么阴森、厌恶的画面，还是不清醒为好。不过，他的脑子里还是乱糟糟的。比如，他认出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听她善意的劝说，诸如：“忍忍吧，亲爱的，忍忍吧，我的老天爷，忍一忍就会好起来的，”他认得出来，但就是在逻辑上一点也弄不清她在自己身旁。在他的眼前经常出现讨厌的幽灵：最常看见谢苗·伊万诺维奇，但仔细端详，发现那根本不是谢苗·伊万诺维奇，而是普谢尔多尼莫夫的鼻子。那个自由主义艺术家、那个军官及那个面颊扎着绷带的老太婆都在他眼前闪过。最刺激他的是悬在他头顶上的那个挂窗帘的金环，借着屋子里昏暗的烛光，他看清了那环子，并且总想弄明白：那环子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在这儿？是什么用意？他问了老太婆好几次，但很显然，他说出来的话不是他想说的话，而且看来，不论他怎么拚命解释，她还是不明白他说的话。在天快亮时发作终于停止了，他也睡着了，睡得很熟，没有做梦。他睡了大约一个小时。当他醒来时，他差不多完全清醒了，感到头痛难忍，舌头变得像块呢子，上面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坐在床上，张目四望，然后思索起来。从百叶窗缝透过来的淡淡的晨曦像一条窄小的带子在墙上颤动着。大约是早晨七点左右了。但是当伊万·伊里奇忽然记起并明白昨晚他所发生的一切；记起晚宴上的一件件遭遇，自己OCLPMDGNCLLZ[①举动，宴席上的讲话；异常清晰地马上记起一切：现在要怎样才能摆脱出来，对于他人们现在在说什么，在想什么，当环视四面，最后发现，他把自己下属好端端的喜床弄得那么糟糕不成样子时，——啊，这时极端的耻辱和痛苦溢满他心间，以致他喊叫起来，双手捂着脸，绝望地扑倒在枕头上。过了一会，他从床上跳下来，看见他的衣服在椅子上，折叠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他急忙抓起匆匆地穿起来，眼睛四望，像是惧怕什么，在另一张椅子上放着他的毛皮大衣和皮帽，皮帽里有一双黄色手套。他想悄悄地溜出去，但是门忽然开了，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走进来，手上拿着瓦盆和脸盆，肩上搭条毛巾。她①法语：失败的。
放下脸盆不客气地说，一定要洗个脸。
“我的老天爷，洗个脸吧，不洗不行的……”
在这瞬间伊万·伊里奇觉得，在这整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一个人使他不羞愧、不害怕，那个人就是这位老太婆。于是他就洗起脸来。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在他生活的艰难时刻，除了良心上其它的不安之外，他都会想起这次梦醒后的各种情景：那个瓦盆；那盛满冷水、水面上浮着小冰块的瓷脸盆；那块用粉红纸包着的椭圆形的肥皂，上面刻有字，约值十五戈比，它显然是买给新郎新娘用的，但却由伊万·伊里奇先用了；还有那个左肩上搭着绣花毛巾的老太婆。冷水使他顿觉清爽。他洗完脸，不说一句话，甚至也没有谢一声“女护士”，就抓起帽子，把普谢尔多尼莫夫的母亲递过来的大衣披上肩，穿过走廊，穿过厨房，——厨房里有只猫在咪咪叫，女厨娘在垫子上微微抬起身来，极好奇地望了一眼他的背影，然后，他跑到院子里，来到街上，跳上一辆过路的出租马车。清晨冷森森的，微黄色冷雾遮蔽着房屋及所有物体。伊万·伊里奇拉直衣领。他在想，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所有的人都认识他，认得出他……
八天了伊万·伊里奇都没有离开过家，没有去上班。他病了，病得很重，而精神上的病更甚于肉体上的。八天来，他经受了地狱般的痛苦，这八天也许可抵作另一世界的八天了。
有时候他想出家修道，的确有过这种想法。这时，他的想法格外丰富。他想象着那平缓、低沉的歌声，那开着的棺材，那幽静的修道小室的生活，那树林和洞穴；但当他清醒后，他几乎马上就承认，那都是一些最可怕的胡说和夸张，并为那种胡说和夸张而羞愧。随后，对他精神上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ｍａｎｇｕｅｅ的折磨开始了。随后，他的心中又迸发出羞辱感，并立即攫住他的心，烧灼着，激怒着。当想象着发生的各种情景时，他颤抖起来。关于他，他们将会说些什么，想着什么，他将怎样走进办公室去，会有什么私语将伴他延续整整一年，十年，一生呢？他的这个笑话一定会传扬子孙后代。
他有时沮丧得甚至准备立刻就去找谢苗·伊万诺维奇，请他宽恕，与他交好。他甚至不替自己辩护，而全然责备自己：他不为自己去找谅解的理由，而且羞于这种理由。
他也想马上就去呈请辞职，平凡而独自地献身人类的幸福。无论如何一定要改换所有相识的人，甚至要根绝任何有关他的回忆。后来他又觉得这样做是荒诞的，而加倍严厉对待属员还有可能把整个事情扭转过来。这时，他恢复了希望，重行振作起来了。经过整整八天的困惑和痛苦后，他终于感到不能再忍受这种湮没无闻了，Mｕｎｂｅａｕｍａｔｉｎ①他决定去上班了。
早在家呆着苦恼的时候，他就曾一千次设想过自己怎样走进办公室去。他惊人地坚信，他一定会听到背后不善良的议论，看到不善良的面孔，受到恶意的微笑。当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时，他有多么惊讶啊！大家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都鞠躬行礼，都神情庄重，勤于职守。当他进自己的办公室时，心中充满了喜悦。
①法语：在一个美好的早晨。
他立刻十分认真地着手处理公务，听了几个呈文和说明，并作了指示。他觉得，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这样敏捷、准确地判断和作决定。他看到他们很满意，尊重他，恭敬他。就是最多疑的人也发现不了什么。事情在顺利地进行。
最后，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拿着公文来了。他的出现就像是什么东西刺痛了伊万·伊里奇的心，不过，这只是瞬间而已。伊万·伊里奇开始对他进行指示，重点地说明，指点他该如何做，并进行解释。伊万·伊里奇感到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仿佛在避免过久地望着他，或者不如说，阿基姆·彼得罗维奇不敢于望他。不过，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已办完公务开始收拾公文。
“还有一个请求，”他以尽量冷漠的口气开始说，“普谢尔多尼莫夫文官请求调往别的局去……谢苗·伊万诺维奇·舒普列科大人答应给他职位。大人，请您予以恩准。”
“哦，他要求调动，”伊万·伊里奇说，心里感到如释重负。他瞥了一眼阿基姆·彼得罗维奇，顿时两人目光相接。
“哪有什么呢，我这方面，我……我愿意利用我的，”伊万·伊里奇回答说，“我同意了。”
看来，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想赶快溜走，但伊万·伊里奇忽而一时气量高尚说出了决断，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显然又激动起来了。
“请转告他，”他开口说，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投去明确的、含义深长的目光，“请转告普谢尔多尼莫夫，我对他没有恶意，是的，没有恶意！……相反，我甚至打算忘记过去的一切，我不怨恨他……不会怨恨，忘记一切，一切……”
伊万·伊里奇蓦地停了说话，十分吃惊地望着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异样的举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是个深明事理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变成十足的傻瓜了。他没有听完也没有听，却忽然羞惭得糊涂极了，竟匆匆地甚至失礼地微微点头，而且朝门边退去。他的整个样子像是要钻到地里去，或者莫如说，他要急忙回办公室去。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伊万·伊里奇仓皇失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朝镜子里看，但看不见自己的脸庞。
“不，要严肃，唯有严肃，严肃！”他喃喃地说，几乎是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突然唰地一抹浓艳的红晕布满他的整个脸庞。他忽地感到羞辱，感到心情沉重，是抱病八天中最难受的时候也没有过的。“我经受不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后，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