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因为手里没家伙。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不会给我们送,但我们自己可以买。当时主要在日本购买军火,由留日学生周来苏负责,通过日本浪人和黑龙会联系购买枪械、子弹。
黑龙会,不是黑社会吗?怎么和它扯上关系呢?
你要弄清楚这不是购买玩具枪,怎能正大光明?只能通过黑社会地下组织秘密购买。再说了,以黑社会对付社会黑,以黑对黑,以毒攻毒,没什么不妥。
军火由日本运到香港集中储存,因为香港是无税港口,码头一般不检查旅客行李。
周来苏和他的第一批军火出发了,共计手枪115支,子弹4000发,全部塞在两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内。这真是个技术活,周来苏确实真能塞。
但正准备动身,突然有消息传出,香港最近对美国总统号轮船检查行李。
很不幸,周来苏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号。
怎么办?
换船,时间不允许;退票,同志们不允许,都眼巴巴地等着呢。
唯一可行的是换票,把普通舱位换成头等舱位。
干革命还要享受?
不是,头等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检查。
美国总统号从横滨起航了,所有的同志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终于,轮船稳稳地停泊在香港,码头没有任何人检查,一切有惊无险。
同志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簇拥着冒着生命危险凯旋的英雄周来苏。伸出热情的双手,异口同声说着一句话:恭喜凯旋,军火拿来。
周来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同志们的深情厚谊无比温暖,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轮船上那动人的一幕。
自从听到了要检查的坏消息,周来苏在船上苦思冥想。为了革命的长远大计,为了黄大哥的宏伟理想,终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确实很艰难,以致要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地进行。周来苏吃力地将两个行李箱搬到甲板,嘴里默默地念叨:“军火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若要保生命,只有丢军火。”他深情地凝望着蔚蓝色的大海,义无反顾、毫不眷念,挥挥手,将军火全部丢向了浩瀚的大海。当然,随身行李还是没舍得抛。
听了周来苏的安全事迹动人报告会,同志们无一不竖起大拇指,当然是向下:“懦夫,鄙视你!”
从此周来苏被改名,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周丢海”。
第一批军火就这样黄了。
周丢海是不能运军火了,改由另一位留日学生吴永珊负责,他做事果断,胆大心细,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在日本购买军火,吴永珊都单独接头,单独携带。
一次,吴永珊购买了2000发子弹。回来途中,不巧天降倾盆大雨,吴永珊手持雨伞,脚穿日式高脚木屐,两腋各拴着1000发子弹,外面套件和服,在雨中艰难地行走。路滑鞋高,稍有不慎就会摔倒。
很不幸,他碰上了比摔倒更危险的事。
前面一个警察慢悠悠地走着。
吴永珊不敢快走,怕警察看出破绽,也只好慢悠悠的。
更不幸的是,后面又来了个警察,将吴永珊夹在中间。
吴永珊不敢慢走,怕后面的警察赶上来,只好加快步伐。
我怕走得太快,被你察觉;我怕走得太慢,被你赶上,这样的走路太憋屈。
既不能快走也不能慢走,怎么办?
很简单,那就往旁边拐。
吴永珊找准机会一闪,拐入旁边一个小巷,总算摆脱了前后夹击的警察,顺利地将子弹带回住所。
靠着胆识和运气,吴永珊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运送了四批军火到香港。
第五批军火开始起程了。
但谁也没想到,这最后一批军火竟会惹出那么大、那么多的麻烦,其惊心动魄的程度远远超过周丢海的安全事迹报告会。
这最后一批军火共运送120支手枪,吴永珊真的很能塞,将120支枪全部塞进一个长不过三尺、厚不过几寸的皮箱里。方便但不轻便,看似很小的皮箱,提在手里重得要命,一不小心连人带箱都会摔倒。
麻烦的还在后面,当时皮箱是由东京托运到横滨,再从横滨出海。不知是谁粗心,竟拿错了取行李的运牌号,一到横滨就被扣住了。
要想拿回来,就得说清楚皮箱里有哪些东西,还必须当场打开清点,核对无误后才能取走。这是领回自己东西的基本程序,大家都明白。可是私运军火就是要让大家不明白,越不明白越好,一打开行李箱,那什么都黄了。
吴永珊只得另想办法。
他首先买了一只大小、颜色、款式一模一样的皮箱,里面塞满了东西,提起来也是重得要命。
难道要掉包?
对。可是怎么掉包呢?
吴永珊提着假皮箱来到清政府驻横滨领事馆,找到一位任秘书的朋友,委托他以领事馆的名义写个担保信,将皮箱领回来暂存于领事馆,然后再悄悄地掉包。
秘书正准备写信,麻烦又来了。
添麻烦的是领事,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外交官,决不允许以公谋私,决不能玷污自己和国家的声誉,一口回绝。
没办法了,吴永珊叫一位头脑灵活的小伙子去车站碰碰运气,见机行事。小伙子叫陈策,只有十八岁,是同盟会员。
陈策能顺利完成任务,他会是周丢海第二吗?
陈策还在苦思冥想,到底用什么好办法才能取回行李箱呢?
出发前,陈策特意打扮了一番,头发梳得倍直,西服穿得笔挺,皮鞋擦得铮亮。
到达车站时已是深夜,所有的行李都取走了。只剩下装满手枪的皮箱孤零零放在那儿,一位车站乘警专门看管。
陈策感慨:日本人真是负责,可我现在宁愿你马虎点,最好是马大哈。
战斗开始了,磨嘴皮的战斗。
陈策将相关托运车票和错拿的行李运牌号递上:“箱子是我朋友的,钥匙他带走了,我打不开。”
大家都会说的借口当然不能成为最有力的借口。乘警没有任何松口的表示。
到这份儿上了,急也不行。陈策神态安详,和颜悦色,但加重了语气:“做人要讲诚信,我决不能未经朋友允许,私自打开皮箱,请您务必通融一下。”说到这儿,陈策来了个日本式的深深鞠躬。
乘警看看陈策,小伙子仪表堂堂,穿着得体,谈吐不俗,不像是个歹人,脸色稍微好看了点。
陈策看在眼中,马上来了句“斯米马塞”(日语:不好意思,打扰了)。
夜很深了,乘警有点疲倦,打了个哈欠。
好机会,陈策边说边做了大胆的动作,一只手抓住了就在旁边的皮箱把手,看着乘警,乘警没有任何表示。陈策接着又挪动了一步,乘警依然没表示。那就提箱走人,陈策提着皮箱大踏步地离开了车站,边走边大声说:“阿里亚都,斯米马塞,沙扬娜拉!(日语:谢谢,对不起,再见!)”
陈策暗暗得意,看来那几句字正腔圆的日语起作用了。
任务完成了,军火回来了,革命有戏了。
吴永珊很高兴,问到底用了什么妙计。
陈策只回答了一个字:“磨。”
感谢吴永珊,让革命者从此不再赤手空拳,他后来改名吴玉章,是共产党五老之一。
感谢陈策,字正腔圆的日语彻底征服了日本人,这个小伙子后来成为一代海军名将。
所有的军火都安全地到了香港,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怎么运到广州?
广州不是免税港口,盘查甚严。自从温生才刺杀那个看气球的孚琦后,已是风声鹤唳,严查一切攻击性武器。
考验同志的时刻又来了,不仅是胆量,还有脑细胞。
在战无不胜的黄老师思想指引下,他的兄弟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继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黄老师再次出手了。
香港鹅颈桥,这一天热闹非凡。黄兴亲手点燃鞭炮大地红,锣鼓齐喧鸣,鞭炮震天响,在大家的恭喜发财声中,新店铺正式开张。
同志们奔走相告,黄老师下海经商了。这大哥一出手果然与众不同,店铺一开张就人气爆棚。
每天清晨,总有许多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人,在大门口排着队。出来时都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他们是黄老师的小弟,报名参加革命的吗?
当然不是,黄老师从不这么高调。
店铺大门上贴着一张“敬告顾客”:
无论男女、不分年龄、不要学历、不管你暂住还是常住、不管你奉耶稣还是信孔子,只要你有着一头浓密并不飘逸的乌发,都可以光顾本店。本店专门回收头发,免费理发;每天前十名额外招待午餐。
最后是一行醒目的广告语:从头开始、洗心革面,请来这里。
这么好的事情,这么好占的便宜,谁不愿尝试?店铺生意极为兴隆,大家纷纷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光顾黄老师的店铺。
在广州,黄老师委托朋友开了个发饰加工厂。原材料、运输、加工,一条龙服务,这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
每隔半个月,几十箱又脏又乱的头发运到了广州码头,检查员刚刚准备翻查。忽而一阵风乍起,头发如柳絮飞舞,落在检查员的头上、身上。
脏兮兮、臭烘烘的,还查什么,放行。
头发运到发饰加工厂,革命党同志们整天穿梭在黑发、白发、黄发堆里,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
他们在寻找什么?财富?
是的,革命的财富:军火,军火就藏在头发里。
至于一些小宗的军火,那就充分运用女性的优势,扮作贵妇人,将手枪藏在手提包里;扮作孕妇,将手枪藏在腹部的衣服里;扮作漂泊在外的游子,军火藏在礼品盒里,大大方方地进入广州。
头发的故事再一次雄辩地证明,黄老师和他的革命团队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总是善于从小事、琐事做起,想人之不能想、不敢想,活学活用、大胆创新、勇于变革,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革命传奇之路。
枪有了,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了。
还是那句老话:敌人不会给我们找,我们自己可以找。
黄兴挑选了几百个敢死队员,主要来源于海外华侨、青年革命党人、当地一些农民。当时叫选锋,准备兵分十路,在广州城同时举事。
农民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短时间内突击训练。就地取材,在墙上挂个小竹篮,选锋队员们在三米开外,一个个手拿铜钱,看准目标投进去,投篮游戏。
当然不仅仅是投篮,而是以此练习投掷炸弹的准度。
最出色的投篮手是喻培伦,稳、准、狠,三分线内,命中率百分之百;三分线外命中率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二的误差是喻培伦故意留一手,给大家点面子,自己永远是主角,游戏就不好玩了。
因为刺杀孚琦,广州城已是风声鹤唳,严查户口,驱逐一切可疑的单身汉。理由是有家有口的一般都是常住居民,谁愿意在家门口冒风险?
于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出现了。
大红喜字贴上去,欢欢喜喜进洞房。
红烛高烧,美人含羞,可是丈夫却悄悄地离开了洞房。不是丈夫有毛病,而是他们不能同居,因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为了革命,许多男女革命党人扮作假夫妻。
当然,假戏也可以真做。革命成功后,他们却不愿分开了,成了真夫妻。
感情最忌造假,他们有真爱吗?
谁说没有?在炮火中穿梭,在铁血中牵手,别人是患难与共,他们是生死与共。如果这样都培养不了真感情,那这个世界还有真爱吗?
这是世上唯一的假戏真情!
枪有了,人有了,万事俱备,只欠黄老师刮起东风了。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精心谋划,重拳出击,计划兵分十路,亲率八百名敢死队员,一举占领广州全城,要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带领兄弟们唱响那最动人的歌谣。
黄兴和他的兄弟们准备好了。可是有人准备得更早,枪响了,是温生才刺杀孚琦的枪声。
枪响得太早,张鸣岐封锁沿海港口、码头,全城大搜捕。调重兵巡防营驻扎地势最高的观音山,扼广州咽喉。所有新军没收子弹、撞针、刺刀。
广州城气氛骤然紧张,这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从日本运来的最重要的一批武器被“周丢海”扔到了海里。一些海外的捐款和武器无法到达广州,在香港的敢死队员也进不了城。
怎么办?
是前进还是退缩,是谨慎还是冒险,是步步小心还是孤注一掷?
同志们都在等着答案,等着黄兴的最终决定。
黄兴面临着这一生最难做的一个抉择,义无反顾地向前?可此时在广州的敢死队员只有两百人不到,枪械也不是很充足。黄老师是个思维缜密的人,他的生死之交一个个离去,他不忍心看着革命的人才做无谓的牺牲。
退后?多年的准备、心血转瞬付诸东流,怎么向同志们交代?怎么面对死去的兄弟?怎么面对海外热情捐款的侨胞?黄兴的脑海中浮现出仗义相助的黄牧师、不能卖友的龙绂瑞、曹亚伯,还有那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马大帅。终于,他下定决心: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革命党同志请黄兴留言,他大笔一挥:“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起义前一晚,黄兴给家人留下绝笔书:“身先士卒,努力杀贼!”
不过大伙儿一致决定有一个人不能去,他必须要留下来。
他就是喻培伦喻一手,留下喻培伦就是要给革命留一手,革命还指望着他制出赶超国际水平的炸弹呢。
喻培伦微微一笑,来到黄兴面前:“大哥,你去了,我还能留下吗?”
黄兴沉吟不决。
喻培伦急了:兄弟们,你们有谁扔炸弹比我更精、更准、更狠?
大家一时无言,说的也是,杀人少了喻培伦还真不行。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农历三月廿九,下午五点半,黄兴和同志们臂缠白毛巾,脚穿黑面胶鞋,手拿短枪,喻培伦胸前挂着筐子,装满炸弹,负责开道。一路冲向督署衙门,擒贼先擒王,先把张鸣岐放倒。
黄兴和他的兄弟们出发了,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更要到总督衙门,唱着那热血的歌谣。
也许是现在,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督署东西辕门驻有一连士兵,正在吃晚饭。突然子弹、炸弹一起飞,士兵们突遭袭击,措手不及,纷纷逃路。
张鸣岐急令关闭宅门,宅门在大堂、二堂之间,木制,外包薄洋锡,颇为坚固。黄兴下令火烧大堂暖阁,用重物撞开宅门,直入二堂、三堂上房,却找不到张鸣岐。只有张凌云和张家老小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他手里没敢拿鞭子,毕竟,鞭子玩得再花哨,也快不过子弹。
黄兴看了他们一眼:“不关你们的事,不必害怕。”
张鸣岐找不到,大家赶快撤啊。
撤不了了,大量援兵已堵在大门口,架起机枪扫射。没有办法,只得又退回来,从后门上屋顶撤退。
黄兴手持双枪,左右开弓,杀出一条血路。半途遇到清军巡防营,右手中弹,中指、食指被打断,忍痛用未打断的关节继续开枪。退至一米店,趁夜色出广州,潜至香港。
黄兴到香港后,得知生死至交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遇难,恸哭失声。口述革命报告,由胡汉民执笔,联名向海外侨胞发布革命报告书,革命经费一笔一笔详细列出开支,主动承担所有责任。
革命之路多歧,黄老师,莫要太伤心,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遗体,再次上路吧。
你的铁血远没终结,不远的武汉正等着你。
此时,广州城正上演一出柔情,都是因为一封信,一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让铁血辛亥年突然绽放出无限的百结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