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3月
开展对敌工作：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以下简称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对中共昆明市工委(以下简称市工委)高志远指示要在昆明开展敌工情报工作，提出“拉出来，打进去，到敌人心脏里烧锅煮饭”的工作方针，并选派青年学生吉星明(“民青”，1948年4月入党)，开始在驻昆明地区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中建立关系、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建立第一个工作点：3月，吉星明介绍青年学生林羽军加入“民青”。利用林家开设的“西北大旅社”来往人员复杂，便于掩护的条件，经高志远决定在此建立工作点。
建立发展关系：3，4月间，通过林羽军先后介绍了“西北大旅社”的会计谢家宝，刑警大队的李荣光，及赵大盈加入“民青”；吉星明介绍云南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少尉文书钱再贵加入“民青”；上级党组织又转来警察一分局杨××等两人的“民青”关系。
4月
获取情报保护组织：4月，敌情工作组织从刑警大队获悉特务要逮捕昆女师附小教师、中共党员潘景桂的情报，及时报告上级组织。党组织发动学生保护，使潘景桂免遭逮捕；在昆明学生纪念“红五月”活动中，敌工人员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学生中发展特务、搜集进步学生黑名单的情报，及时报给上级组织；并获悉军统滇站及警备总部派特务到麻栗坡、马关一带侦察人民武装的活动及派遣特务到开远逮捕人民武装联络员的情报；特务机关还在昆明火车南站、东站、碧鸡关等处借检查为名拘捕我下乡工作的同志。
5月
与刑警大队大队附建立关系：5月，李荣光向组织汇报了其表兄、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即军统滇站第四公开组)大队附潘少卿受排挤及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情况。高志远决定由李荣光与他建立关系，但不发展其加入组织。由李荣光转告他：只要为我们工作，解放后是会给予出路的。以后，潘少卿曾经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打入二十六军谍报训练班：5月，林羽军介绍刘步云参加“民青”，并通过警备部情报处一科长的关系，派刘步云等五人进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委托第二十六军举办的谍报人员训练班。不久因训练班停办，刘步云等人撤回。
6月
在各警察分局发展关系：6月，根据上级指示，我敌工人员在昆明市警察局一、二、三、四、八分局先后各发展2人加入“民青”，在五分局发展1人加入“民青”。上级组织转来消防大队3人、交通大队1人的“民青”关系，1人的“新联”关系。
根据敌情工作的开展情况，高志远及时提出“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针对不同对象采取灵活的方法，逐步建立情报渠道。
为“反美抗日”运动提供情报：6月，省、市工委决定6月17日举行昆明学生，“反美抗日”集会，云南当局下发了不准学生集会游行的禁令。潘少卿、钱在贵、李荣光等人向组织报告如学生游行，宪警及刑警大队特务奉令逮捕离开游行队伍的零散学生的情报。吉星明立即到云大设法通知学联：游行时学生不可离开大队。在游行过程中警察未能逮捕学生，但游行结束后学生分散返校时被军警抓走29人。
转移重要文件：自6月17日以来，云南当局不断逮捕学生，学生被迫集中到云南大学和南菁中学两校坚持斗争。获悉敌人准备武力攻打两校，逮捕进步学生，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高志远指示吉星明冒险进入军警严密监视封锁的南菁中学，取出一包重要文件交给组织。这批文件中有部分地下党领导同志的自传、党费收支记录、密电码、学习材料等。
7月
掌握特务情况：7月，根据组织的要求，潘少卿提供了在昆供职的特警训练班1～5期毕业人员的集体照片，并——注上姓名；另外还提供了部分特务的照片，为以后的肃特工作创造了条件。
获取审讯情报：7月15日，云南当局武力攻打云大和南菁中学，逮捕师生800多人，并对被捕师生刑讯逼供，企图打开缺口，获取破坏云南党组织的线索。吉星明通过刑警大队队警、“民青”成员杨从新、周仕学负责押送审讯师生之机，及时掌握敌人对师生的预审情况，报告上级，避免扩大损失。
联系开展省府警卫营的工作：7月下旬，根据上级的安排，吉星明与省府警卫营地下党员刘运宗和四名“民青”成员接上关系。从此，市工委通过敌工组织领导省府警卫营的地下工作。
建立军统情报关系：7月，李荣光发展被军统除名的李培霖加入“民青”。组织指定李培霖专门搜集军统滇站和铁路警务处的情报。
为法庭斗争提供资料：7月底，在警备部军法处的“民青”成员钱在贵、吴世镛等四人，借整理“反美抗日”运动中被捕师生的预审口供上报特刑庭之机，抄录一份上交党组织。这份资料对党组织开展法庭斗争及审干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
刻印《新华电讯》：高志远吸收青年学生田培宽(“民青”，1948年9月入党)参加敌情工作，并将铁局巷7号田培宽家作为工作据点，田玉英(后加入“民青”)参加据点工作，由田培宽刻印《新华电讯》供全市党组织使用，此项工作持续到1949年6月。
8月底，党组织转来周自荣(“新联”)等3人参加情报工作。后派林昌德打入刑警队五组。
9月
成立敌情工作小组：9月，经郑伯克批准成立昆明市敌情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敌工小组)，由高志远领导，组员有吉星明、田培宽。敌工小组的工作由郑伯克直接领导。小组机关设在靖国薪村45号吉星明的姨父家。
获取敌人机要文件：9月，刘运宗从省府印刷所获得一本各保安团军官编制名册，从宪兵十三团一班长处获得一套宪兵特高勤务训练教材。李荣光从刑警队窃出一木“防谍保密手册”。以上文件资料由吉星明上交高志远。
成立“救盟”组织：9月，经郑伯克批准，敌工小组成立了外围组织“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发展建立关系。由高志远拟定“救盟”章程，为了利用云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章程提出：“我三迤人民，为拯救云南免遭战乱，而享安宁和平生活，特成立此会。……”后来只发展了少数几个关系。
加强腰站据点的工作：9月，敌工小组派胡俊到禄丰县腰站据点秘密组织“农民自救会”，发动反“三征”斗争。后来在“农民自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禄罗游击大队。
10月
开展敌军情报工作：10月，田培宽介绍商行职员褚伯伟加入“民青”，并由褚领导“新联”盟员冯平自二十六军情报科长蒋×处获取情报。
对刑警大队情报股开展工作：10月，上级将“民青”盟员孙时熙的关系转给吉星明，由吉领导参加敌情工作。孙时熙于11月介绍刑替大队情报股的政治情报收发员张应武加入“民青”。
11月
在警卫营发展党员：11月，刘运宗、田培宽介绍省府警卫营班长李富入党，增加了党在警卫营的力量.
1949年
1月
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宣告我军将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美蒋反动派阴谋“划江而治”，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名义维持其法西斯统治。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继续揭露和打击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计划。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提出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八项和谈条件。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同意以我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
为适应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部署需要，中央军委命令战斗在桂滇黔边的“自救军”第一纵队与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区、黔西南和滇东南的开广、罗盘、弥泸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
2月
12日，因昆明中央银行拒绝兑换紫色票面金元券，引起为生存所迫而挤兑的群众冲击南屏街中央银行分行大楼，卢汉亲赴现场，督饬宪警逮捕群众并当场枪杀无辜群众21人。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卢汉列入战犯名单，新华社发表短评《警告杀人犯》，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将新华社短评分送卢汉及其周围人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25日，卢汉委托与我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为代表，携卢汉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通过黄洛峰等找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表示愿“接受指示”。香港分局成员潘汉年接见宋一痕，并向中共中央及周恩来报告。香港分局答复卢汉：暂由宋一痕作联络；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不能北上。
3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根据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总形势，提出今后解决100多万残余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据情况灵活运用这三种方式去解决敌人。
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从起义滇军中选派人员做争取卢汉的工作。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政治部派五十军代参谋长张秉昌于5月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央军委争取卢汉起义的意愿，宣传党的政策；东北局还遣返了一批经过教育的起义和被俘的滇军军官回滇，其中有的被卢汉安排在保安团任职，有的被委任为县长。
中共云南省工委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云南的形势，拟定立足于在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斗争配合野战军解放云南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城市群众运动和反蒋统一战线，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的方针。
卢汉委托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派人与桂滇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要求会谈。朱家璧向桂滇边工委和省工委汇报，并复信给卢汉要他提供部分武器弹药以示诚意。
杨青田通过选举当选为省参议会副议长，经省工委部署，在会内党的统战小组策动下，开展要求在云南停止征兵征粮的斗争；同时，昆明市委发动各界拥护这一倡议，使斗争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4月
中共中央经过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谈判，拟定《和平协定》八条廿四款，规定和平方式的具体政策，被蒋介石拒绝。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动渡江战役，突破蒋介石长江防线，占领了南京。2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云南省工委据此分析云南形势，指示各地党委，“关于云南解放问题，我们争取北平式，但要立足于准备采取天津式；党的工作重点在扩大，深入武装斗争，准备配合解放军解放云南；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和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省工委统战工作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动反对蒋系贵州八十九军及阻止第八军与胡宗南部入滇的斗争。
4月末，卢汉派宋一痕向华南分局报告，准备按中共中央和谈八项条件起义，要求中共中央指示行动方针，派代表常驻昆明联络。华南分局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周恩来。
5月
月初，华南分局领导成员乔冠华在香港会见宋一痕，宋报告云南情况称：卢汉急于行动，希望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方针，派干部赴昆协助，并望滇省游击队能配合行动。
11日，中共中央电复周楠，庄田并华南分局，指出“卢如决心发动反蒋，在可能条件下，我可以一部武装队伍配合卢军消灭蒋匪势力，但除此外不可订立任何条件，不可接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要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
下旬“边纵”代表朱家璧及许南波、杨守笃与卢汉代表龙泽汇在寻甸羊街磨盘寺举行会谈。在此前后，卢汉分三批输送武器给边纵，并提供了电台和一部分经费、药品。与此同时，边纵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率工作组秘密赴昆，进行争取卢汉的具体工作。
中共云南省工委、昆明市委向昆明各级党组织提出“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残余力量溃退入滇，争取云南局部和平解放”的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发展统一战线。昆明地下党及时翻印《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件，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散发，发动政治攻势。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利用蒋卢矛盾，发动驱逐蒋介石嫡系、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的斗争取得胜利，蒋介石调走何绍周，警备总司令部撤销。6月，成立以卢汉为主任的云南绥靖公署。
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将存在云南的黄金、白银、外币外运和将五十三兵工厂等工厂的设备拆迁台湾。同时，地下党又在省参议会中和社会上发动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在云南发行银元券。11日，云南省政府决定铸造和在全省发行银币(半开)，拒绝发行银元券；14日，又决定截留外运的金银、外汇，接管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掌管的关税、盐税等国税。
6月
武汉解放后，中南地区之敌以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所部为主力，建立“湘粤联合防线”，妄图阻我大军南进。中央军委决定，对西南各敌及白崇禧集团均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必须兼用政治影响。命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迅速向中南进军，解放湘、赣、粤、桂5省，切断白崇禧部向云南、贵州的逃路；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和一野一部待二野断敌退路时，会同二野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
同月，人民解放军总部派参加傅作义起义的原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云南籍，傣族)启程回云南。周于8月底到达，待机进行策动卢汉起义的工作。
解放军渡江后，云南各族各界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号召。中共昆明地下组织也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发展党和外围群众组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各项工作。全市工厂、铁路交通、邮电等系统的工人中都有党的工作；工会除铁路系统外，其余系统均被地下党控制。全市38所大中学校均开展了党的工作。在国民党的行政、财政、金融、治安、警察等部门建立了生活互助、文体、学习社团等合法形式的群众团体。对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工作方面，有厅处以上官员身份之地下党员及外围组织和与地下党有政治联系的人员，团结拥护中共中央和谈八项条件的民主人士进行各方面的工作。
省工委统战小组在省参议会中发起要求取缔在云南的特务组织及阻止桂系三○三师入滇的斗争，蒋介石被迫将公开的特务组织和人员撤出云南；而卢汉同意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留任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长，沈醉则借此在云南继续部署了潜伏特务组织和地下电台。
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华南分局调林李明任滇桂黔边区党委书记。林李明来昆会同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进行了区党委筹建工作；在赴滇东南游击根据地召开区党委成立的扩大干部会前，听取了昆明市委关于工作情况和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全面部署的汇报。
7月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代表求见一事，写信给周恩来，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
卢汉代表宋一痕赴北平。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会见宋一痕，表明欢迎卢汉靠拢人民，反蒋起义，历史罪恶既往不咎；并指示卢汉起义时间不宜过早，应在解放大军接近云南取得联系与策应时才能行动。
下旬，根据中共中央3月决定，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在砚山阿猛召开扩大干部会，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云南全省的游击武装和桂滇黔边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进行反蒋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昆明。并于次月派朱家璧，张子斋、郑敦为代表在路南石林再次与卢汉代表龙泽汇商谈，争取卢汉进一步靠拢人民。
8月
卢汉派卓立为代表前往西康与刘文辉联系，并通过刘文辉联系四川潘文华、邓锡侯，准备共同举行起义。
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鄂西、湖北及赣西北、赣西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接着我第十三兵团经湖南西部南下广西，第四、第十五兵团自江西进军广东，沿粤桂边急进，断敌向云南、贵州及海南岛的逃路。
下旬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策划部署西南防线，并召卢汉赴渝，卢汉托词未去，派朱丽东、杨文清前往代表谒蒋，蒋则先后派肖毅肃、俞济时、蒋经国来昆催卢赴渝；张群并与卢的主任秘书杨适生通电话，促卢应命。卢汉及其军政要员犹豫不决。同时，蒋介石派总参谋次长肖毅肃到昆明部署“围剿”边纵。这期间，广州、香港谣传昆明为中共控制，云南已起义，蒋系李弥第八军、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和桂系张光玮部已进驻黔西、桂西，逼近滇境，加紧控制云南的部署行动。云南顿时出现复杂紧张的局势。
28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工委，并转告滇桂黔边区党委，派人到昆明找宋一痕联系，并指示了对卢汉做工作的5点原则：1．要其允许我部队之自由活动，并接受其所有枪支弹药钱粮之援助；2．发动参议会及群众团体学校一致进行拒绝蒋桂系匪军入境；3．要其将12个保安团集中应变；4．加强对蒋匪特务的管制，必要时一网打尽；5．卢的部队须严明纪律，切实保护国家财产。
31日，宋一痕由北平经香港回到昆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争取卢汉起义的意见。
月底，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副书记郑伯克和周楠从滇东南游击区到昆明，听取昆明市委关于局势发展和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措施的汇报，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部署。认为卢若赴渝，必接受蒋介石条件，否则将被扣留。遂由杨青田邀同地方上层人士徐继祖、缪云台去劝告卢汉勿上当赴渝，并曾试图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方式坚定卢汉的反蒋立场。
9月
3日，蒋介石由于再三促卢赴渝未果，即认为卢“决意背离中央以自保”。蒋经国在日记里写道：“父亲最后决定：‘解决云南问题之原则，应以政治为主，避免流血’”。
6日，卢汉在蒋介石的一再胁迫下前往重庆。蒋经国日记里记道：“父亲正对西南局势、尤其是对滇局忧虑之际，卢汉果于本日下午来渝，致一切既定方针，必须改变”，“此时云南问题实为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如能兵不血刃，和平争取，殊为最大之幸事；且中央入滇与驻滇各军，皆无必胜把握，故不管滇卢如何狡狯成性，首鼠两端，亦只有抱‘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决心，而予以相当之满意，使彼有所感悟”，“下午阎院长百川自粤来渝，衔李宗仁之命，要扣留卢汉，勿使回滇，父明告其不可之意”。
6日下午，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得知卢汉赴渝，作应变部署。昆明市委通知，对在一线工作已暴露的党员，除必须坚守岗位者外，立即隐蔽，准备疏散转移。
7日中午，蒋介石“拟定肃清中共及反动分子计划，并向政府建议发卢汉剿共经费银洋100万元”，与卢汉作长谈，“促其即日行动”。蒋卢双方商谈后达成协议：蒋介石许诺给卢汉两个军的编制和番号，拨给军饷、武器装备；所有在滇的军、警、宪、特归卢汉指挥；卢汉则接受在昆明进行“整肃”；“围剿”“边纵”；机场、铁路交通线归蒋军控制；部分改组省政府等条件。8日，卢汉由重庆回到昆明，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及局长毛人凤也先后率大批特务到昆。卢汉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等将“整肃”消息透露给杨青田、唐用九等。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迅速疏散转移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往农村游击区，同时，调整组织领导机构。
7日，周楠离昆飞港，向华南分局作了汇报。
卢汉赴渝后，边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华南分局报告说：蒋、卢间矛盾不能根除，只要我策略运用得当，当大军迫近及卢的周旁进步分子起影响作用，卢尚有向人民靠拢的一线希望。对策是：一、积极争取卢，坚决打蒋匪，扩大其矛盾。为此：1．复信或派人与卢当面说明：我们了解其处境，但愿其勿因目前感困难而改变既定之路向与原则，只要其集结兵力应变，我们决心以全力援助作战，并同意其提议，续派人商谈；2．争取其保安团部下及其周围人士，以坚定他；3．动员昆明上下层力量及舆论界、参议会，适当地争取卢，反对蒋，要求安定生活，反对蒋军入滇：二、倘卢决心靠蒋，公然或暗中向我军进攻时，我则边前进边拉，并争取其保安团起义，以此迫其向人民靠拢；三、党内克服对卢幻想、麻痹观念，乡村、城市切实准备应付恶劣局势；四、军事上积极出击。
9日，蒋系特务发动反革命“整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报馆、学校；逮捕民主人士、报馆工作人员、工人学生共400余人；随后又派特务暗杀了已于8日秘密转移潜往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杨杰。
10日，宋一痕致电华南分局并报中共中央，要求“共商对策”。
边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电示，派郑敦于9月中旬赴昆明与宋一痕商谈。郑敦到昆明，与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分析研究后，由郑敦先后两次会见宋一痕。向宋说明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并向卢汉提出：一、停止捕人，保证被捕者生命安全，勿施刑罚，并寻机释放；二、恢复报社、学校；三、将特务名单交我，并压制特务活动；四、保证保安团不向我进攻，将滇西4个保安团调昆，在铁路线保安团应对蒋军牵制，并随时将蒋军部署行动告我；五、地方行政人员反动者撤换，恶霸武装予以改编或解散；六、我对卢辖区不反共武装及行政人员不予攻击；七、彼此设一电台，密切联系。会谈后，卢迟疑未作答复。郑伯克、郑敦即分别返回游击根据地，行前将中共中央同宋一痕约定的联络代号交陈盛年掌握。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上旬解放湘南、湘西地区。14日解放华南重镇广州，继而在阳江、阳春地区追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部4万余人。19日，中共中央发出进军西南的指示。
同月，云南全省“边纵”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开展反“围剿”斗争。“边纵”西进部队跳出外线，挺进滇西，断敌逃缅通道。
周体仁于上、中旬先后与卢汉面晤，介绍北平和平解放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卢汉表示愿率部起义。周体仁向卢转达中共中央意见，云南举行起义的最好时机是人民解放军消灭蒋系胡、白两集团军后，向云南进军时，并表示愿代卢同解放军总部联系。在此期间，卢汉指使其绥署军法处长杨振兴掌握对“九九整肃”被捕人员的审讯工作，毛人凤几次提出名单，要卢汉批准屠杀被捕人员，卢汉均推故拖延。
11月
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出巡”抵昆，卢汉得到地方耆老李根源、周钟岳的支持和群众斗争的推动，利用蒋、李矛盾，要求李对被捕人员从宽处理。在取得李宗仁“交卢主席酌情处理”的批示后，于11月底以前分批释放了全部被捕人员。
15日和30日，重庆、贵阳相继解放。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川黔滇康国民党军政人员发表四项忠告，即：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等。
同期，滇桂黔边纵队反“围剿”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在云南境内解放县城达61座，已发展扩大到10块游击根据地。云南境内“边纵”西进部队跳出外线，民兵游击队9万余人，已形成对昆明包围的态势。
由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率领的陆军总部直属部队，及宪兵副司令李楚藩率领的6个宪兵团，陆续进入滇东，大批特务也撤到云南。昆明成为国民党机构和人员逃往台湾等地的空运中转站。国民党特务组织为防止卢汉起义，控制云南和昆明，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
月底至12月初，卢汉通过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吴少默、刘淑清、杨克成等告知昆明地下党组织，他已决定起义，以及调集部队，准备寻机扣押蒋系军长李弥、余程万等部署，并向中共昆明市委提出6点具体要求。中共昆明市委表示欢迎和支持卢汉起义，起义时间则望密切注意局势发展并待我方向上级报告请示。市委书记陈盛年与副书记赖卫民商定，立即向东去广西百色地区迎接野战军的边区党委领导和在滇中游击区的郑伯克报告，向率领西进部队在滇西作战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及滇西北地委通报，告以在进攻滇西解放区的卢汉七十四军东调昆明时不加阻击。
12月
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委任佴晓清为司令。2日，发布戒严布告。
4日，宋一痕写信给昆明市委，告知卢汉决定起义，并附卢汉“衷念”6条。
4日，中共昆明市委商请在昆明治病的边区党委执委李雨枫飞香港转广州向华南分局报告卢汉准备起义情况，并请电告已到百色迎接野战军的边区党委领导林李明、庄田，同时向全市党组织作了紧急部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同日，南宁解放。
5日，卢汉委托周体仁为全权代表，经香港往广州，于8日晚向叶剑英、方方、古大存报告起义部署，呈交卢汉给中共中央书面报告和致叶剑英的信，表示“决心起义”。并提出起义后，请中央派员改编军队；地方政权请从上而下有秩序的接收，勿混乱的接管；地方土匪武装，请勿改编；军队中的旧军官，请一视同仁，加以安插；云南解放纵队，请暂在原防，勿把地方秩序搞乱；卢汉的叔父卢浚泉在东北被俘，请予释放等要求。同时派省政府财政厅长林南园通过在港的云南籍民主人士龚自知找到中共香港工委张铁生联系，报告卢汉即将起义。
上旬，蒋介石自11月中旬从台湾飞重庆后，从重庆转到成都，督饬迅即把国民党国防部及陆军总部迁入昆明。张群往来于蓉昆之间游说布置，卢汉均婉言拒绝。7日，蒋经国的日记中说：“滇卢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名义”。8日，蒋介石派到昆明“安抚”卢汉的张群奉命偕龙泽汇、余程万、李弥三军长赴成都见蒋介石，定于9日返回昆明。形势十分紧迫，卢汉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作了通报。
8日晚，昆明市委派专人携信赶赴滇中向郑伯克报告，并进一步作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日，张群、龙泽汇、李弥、余程万返回昆明。当晚，卢汉借张群到昆召开会议为名，软禁张群，扣留按通知到会的李弥、余程万、沈醉、沈延世、李楚藩、童鹤岑、石补天等。起义部队控制了全市军事要地，解除了国民党中央系统驻昆单位的武装。午夜，卢汉宣布起义，发表通电，报告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
同日，西康刘文辉、四川潘文华、邓锡侯也宣布起义。
10日，中共昆明市委启用党中央与宋一痕约定的代号，派杨青田公开以中共联络员身份与卢汉建立正式联系，以利于使党中央和刘、邓首长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并协商处理双方配合行动的问题。经商定，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保卫起义成果上来，由起义部队组织保卫昆明的防线，由地下党联系并接运朱家壁所率西进部队及余卫民南来部队到昆明支援。关于卢汉建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地下党暂不派代表参加，只建议由宋一痕兼任公安处长，市委保卫部派人进入公安处负责实际工作。依靠原来敌工工作的基础，在市委领导下按专门机关和各基层组织相结合的部署，立即在全市开始逮捕敌特，发动群众全面展开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共捕获特务及反革命分子1290名，至军管会接管昆明时，全部交军管会审理。
同日，蒋介石任命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曹天戈、彭佐熙分别继任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命令两军向昆明进攻。
1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卢汉，对起义表示欢迎。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接受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领导，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执行约法八章和刘邓四项号召，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并指出：“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拟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的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二野刘、邓和华南分局叶、方：卢汉通电起义，其通电内容不甚好，现已由毛朱电复，令其接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逮捕反革命分子，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并另拟通电作进一步检讨；此后卢汉问题由刘、邓本此方针直接处理，无须经过叶、方处之周体仁接洽。
中共昆明市委大量翻印大幅《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在市内和郊区张贴，号召各界人民学习、贯彻和执行。
12日，郑伯克从滇中回到昆明听取昆明市委汇报起义后的局势和全面工作部署。应卢汉要求，组织车队往滇西接运朱家璧率部来昆配合起义部队阻击蒋军。同时通知“边纵”部队向蒋军侧背牵制、夹击。
国民党前驻昆明空军司令张有谷号召驻昆空军起义，昆明市委派郭佩珊协同张有谷依靠我在昆明机场及空军基地的地下组织和起义骨干巩固空军部队，保护飞机及昆明机场，投入保卫昆明的战斗，出击轰炸了沾益，蒙自、西昌等地的蒋军及其控制的机场。
13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对卢汉宣布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其它问题的处置意见。15日，中央军委复电刘、邓，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即以前线指挥部名义，由刘、邓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令起义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
16日，蒋系第八军、二十六军进抵昆明近郊，向市区发起进攻。昆明市委领导全市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起义部队保卫昆明，并组成3000余人的以工人为主体的人民武装“昆明人民义勇自卫总队”，担负市内戒严治安任务。“边纵”部队在昆明外围攻击敌军侧后，牵制敌军的进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命令二野五兵团四十九师从贵州疾进云南，驰援昆明。四十九师于21日进抵滇东曲靖地区，在”边纵”部队配合下，进击敌军。敌二十六军、第八军于21日、22日向滇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结束。
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经双方电商同意的卢汉起义通电，同时发表朱德、周恩来给卢汉的复电。
12月，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后，在昆明市委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全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全市人民群众，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建立和保护革命秩序。全市人民热烈展开准备迎军接管的各项工作。同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和广播电台，创办《云南人民日报》以及时传达宣传党中央，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和动员群众准备迎军接管。并应卢汉的要求，派财经小组的地下党员韩子旺到临时军政委员会财务处任副处长，协同维持昆明的经济秩序，准备配合解放军进行接管的工作。30日，朱家璧率“边纵”西进部队两个团到昆明与南来的九支队四十一团会师，并会同先行进入滇东的野战军第四十九师副师长与卢汉会见，商定抽调起义部队4个团由朱家壁率领南下元江配合入滇野战军围歼逃敌第八兵团。
1950年
1月
3日，庄田等“边纵”领导干部到达百色，与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会师后，到南宁向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汇报。为全歼敌第八兵团于滇南地区，断敌南逃通道，按照中央军委和二野刘、邓首长确定的“对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四兵团党委在南宁召开会议，陈赓司令员对滇南战役作出部署：归四兵团指挥的四野第三十八军第一一四、第一一五师和“边纵”第一支队组成左路军，直插马关、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越道路；四兵团第十三军为中路，由“边纵”第四、第十支队配合，抢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歼敌于滇南地区；“边纵”西进部队，独立一团和起义的暂编第十三军一部为右路，配合野战军行动，阻击围歼敌军。
1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致电宋任穷转滇省委并报中共中央，就解决当前云南各种问题确定了基本原则，指出处理云南的各种问题，“必须与卢汉商量，经过双方协议，才能决定”，“我们不可能满足卢的要求，但亦必须给卢以恰当的照顾，照云南情况说，可能比西康办法要宽一些”，“云南问题不是一个或两个步骤就能解决问题的，故在处理各项问题时，不可操之过急，而应分清先后缓急，分别主要或次要有步骤有方法地加以解决，对卢系人物的教育和改造，尤须在各方面不惜功夫做到仁至义尽”。西南局的电报中还就起义部队的整编，省级和专县政权的移交及人事安排原则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19日，中央复电西南局，完全同意西南局对“云南问题的处理方针”，并指出“我们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急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
1月下旬，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派毛更更生、刘华等4人财经工作小组先行进入昆明指导协助中共昆明市委组建接管财经工作的专门班子，研究准备接管财经部门的有关资料。
1至2月，在二野刘、邓首长和四兵团陈赓司令员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挺进部队和二野四兵团在“边纵”和起义部队配合协同下，进行滇南战役，封锁了敌人外逃的陆路及空中通道，追歼残敌，活捉第八军军长曹天戈和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2月19日，把红旗插到了边境重镇打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负隅顽抗的阴谋，云南全省获得解放。
2月
2月1日，陈赓率二野第四兵团司令部从广西百色到达滇桂黔边区的贵州省安龙县城，与宋任穷率领的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会合后，同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机关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决定，撤销滇桂黔边区党委，成立中共云南省委，撤销“边纵”司令部，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
2月20日，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率四兵团司令部及野战军一部和西南股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始接管工作。
全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