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的传说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端，位于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濒临南海，背靠白云山，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繁花似锦。广州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如果按照西樵山细石器遗址的年代测算，则距今约七八千年了。人们又常称广州为羊城。这个名称出自一个美丽的神话，这就是流传甚广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

    周朝时，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的仙羊，羊口衔一茎六出的优良稻穗，降临楚庭。

    仙人把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称的由来。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比较广的是周代。

    有人认为，这个传说大概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另一种说法，五仙降临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另有一说，晋朝时，吴修为广州刺史，还未到任，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示祥瑞和纪念，并且称广州为“五仙城”。今广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据说就是五仙人降临之地，广州人在此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

    据《广东通志》记载，五仙观观址历代曾多次迁建。宋代时在十贤坊(今北京路省财厅一带)，南宋后期至元代在古西湖畔(今教育路一带)。明洪武十年(1377)，布政使赵嗣坚将原五仙观改作广丰库，于今惠福路坡山现址再建五仙观，在今五仙观的东侧，还有一块巨大的红砂岩似脚印状的凹穴，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是指脚印)。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云：“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这个“仙人拇迹”实际上是古代珠江洪水期的流水冲蚀而成的痕迹。这里在明清两代先后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被列入羊城八景。

    在广州越秀山木壳岗上，有建于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这是著名雕塑家尹积昌等根据五羊传说而创作的，雕像连基座高11米，共用了130余块花岗岩石雕刻而成，体积约53立方米，仅主羊头部的一块石料，就重达4000余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头部高高竖起，口中衔穗，回眸微笑，探视人间。余四只羊，环绕其身，或耍戏，或吃草，还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态各异，造形优美，栩栩如生，情趣横溢，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由历史传说而创作出来的五羊石雕亦成为广州——羊城的象征。

    据广州旧志记载，周惠王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以朝，所以广州又称楚庭(或称楚亭)。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是古代广州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而衍生出来的神话祥瑞之说，它给研究广州古代史提供了某些线索。透过这个美丽的神话，反映出古代广州先民对安定、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远古广州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有一定的发展。

    崩溃的广州经济

    从1938年10月沦陷，到1945年9月国民党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防，广州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了整整七年。七年蹂躏，使广州经济一片萧条；日本投降，给广州带来“喜悦和希望”。但是，广州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很快就由于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一步深似一步地陷入忧愁悲伤的困境，社会经济不停步地走向崩溃。

    广州从国民党接防的第一天起，社会就动荡不安，人民怨声载道，其直接原因在于政局腐败和由此而来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业萎缩、市场萧条等病症的恶性循环。

    在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8月2日，广州的金价、粮价因时局混乱而比同年6月涨出一倍，令市面和市民陷于困境。但在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降下日本国旗的当天，8月17日，市内金价、米价均大泻，两天后便跌至一年来之最低点。

    可惜好景不长，广州物价很快又开始上扬，到1946年1月即恢复到日本投降前夕的高价位上，且一涨不可收拾。1947年2月11日，米价每担由一天前的13万元涨至28万元；11月28日为54万元；1948年2月23日为170万元；5月5日为700万元，此后更以天文数字在增涨。据国民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统计，与抗战前夕的1937年上半年相比，1948年8月19日的广州一般物价指数为450万倍，9月4日再增至829万倍，半个月间陡升83％，令市民心惊肉跳，无法承受。

    通货膨胀是物价飞涨的孪生姐妹。正如蒋介石政府所说的，“如果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来应付无止境(增长)的物价，就不可能有通货稳定”，但“通货的急速膨胀”，恰好又“必然刺激物价的狂涨”。在日本投降后的4年间，广州和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一样，承受着通货急剧膨胀和金融市场混乱不堪的巨大压力。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计，如果以抗战前的1937年6月的货币发行量为100，那么1945年8月为35976，12月为73332；1946年12月为264789；1947年6月为706025，12月为2177215。

    其中仅1947年6月份的增加额，就比从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8年半增加额的总和还要多。造成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正是它在内战中“军事上的土崩瓦解”，促使本来就因“汇价和物价的上升”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新的高度”。

    当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无法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时候，蒋介石集团便接连采取币种翻新和举借外债的办法，以求渡过难关。结果从抗战前的法币、关金券并存，到1948年8月后金元券、银元券和广东大洋票等中央与地区性的币种纷纷出台。但是，所有这些币种的发行，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都如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就以叫得最响的金元券来说，尽管规定其每元的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与美元的比价是4∶1，还声称其发行总额限定为20亿元，其中40％的保证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保证则为有价证券和政府指定的国有资产。但是，从1948年8月19日宣布开始流通起，不过8个月光景，到1949年4月20日，它的发行额便达到1．5万多亿元，6月更高达130多万亿元之巨。

    由于国民党政府声誉本已扫地，加上它对这一被视为最高贵的币种肆意投放，因此很快就出现拒收金元券的社会风潮，形成不可逆转的金融危机。为此，美金、港纸等币种和国内的旧铸银元、镍币、铜板等过时的流通手段，一起涌向市场，甚至出现以纸片记数加戳为筹码的君子货币和物物交换的原始贸易方式。

    广州市民干脆自发取缔200元和1000元面值的金元券流通资格，把它以二角钱一斤当废纸收购造纸。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金元券破产的现实，宣布金元券与旧铸银元的比价为5亿比1，实际上有的地方是以15亿比1的比价在抛售金元券；7月18日，进而宣布金元券作废，规定9月1日为金元券兑换银元的最后期限。至此，原拟风光市面而鼓噪一时的金元券，无奈寿终正寝。

    金元券如此，其他币种的命运可想而知。广东银行发行的大洋票，从开始到结束，不过4个月零6天。国民党政府这一币种翻新的花样，原以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结果成了加速其死亡的一剂毒药。正是金元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

    蒋介石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曾经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1948年初，他要求美国政府给予3年共15亿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产主义和通货膨胀这一艰苦的任务”。但是蒋介石的这一“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国主义一起，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大陆。然而当他逃离大陆的时候，把大批财产劫往台湾，其中仅中央银行洗劫的库存黄金就达390万两、银元7000万枚、外汇7000万美元，合计约3亿美元，另外经广州运出的黄金为20多万两。

    物价狂涨和通货膨胀在广州的严重后果，是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萎缩，市场的极度萧条。仅从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银号、钱庄由原来的61家减至32家，幸存者也多转向套汇等投机业务。

    工厂倒闭的情况更为严重，先是1947年3月倒闭50多家，后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厂歇业，1949年3月再有六七十间关门，即使是最有实力和声誉的老字号“协同和机器厂”，从1946年7月复业到1948年末的两年半的生产总值，也低于其创办的第二年即1913年的一年；1946～1948年进出口黄埔港的商船数和货物吨位数的中外商之比，分别为1∶4．86和1∶2．75，显然，广州的海上运输业已经滑入危机状态。

    商业方面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据统计，1948年5月有百余家茶楼停业，占该业的1/4以上；1949年5月的半个月内，有60家大商行倒闭；7月，关门的花纱行庄180多家、杂货行300多家；8月，金行由251家减至200家左右。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广州的生活指数与“七·七”抗战前夕相比，1948年6月为55万倍，7月高达170万倍，加上失业狂潮席卷(仅1947年2月的失业者就达20万人)，广州人民无以为生，被推向死亡边缘，使广州街头出现露宿遍地、饿殍枕藉的凄惨景象。

    国民党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专制。它为了完成“消灭共产党”之大业，而在1947年12月25日颁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本《条例》的第6条规定：“以文字图画为匪徒(指共产党——引者)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切进步报刊书籍，均在查禁之列。其实，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就实行专门针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新闻统制、舆论独裁、严审书报的反动政策。

    在国民党思想文化专制政策下，广州非官方的文化宣传事业困难重重，但仍在顽强地争扎与奋斗。中共广东区委几经努力，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正报》，同时出版进步书刊，以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和宣传中共的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

    次年1月4日，以共产党为指导，由爱国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与《正报》相呼应。广州是此两报的重要发行地区。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先后出现的进步的或与国民党内战政策相左的报刊，不下30家，其中较有影响的除《正报》、《华商报》之外，还有《愿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现代生活》、《国民》、《每日论坛报》、《建国日报》、《广州工人》、《观察》、《世界知识》、《广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闻日报》、《当代日报》，以及文艺性的《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草莽》、《新音乐》等，香港的《人民报》、《星岛日报》等，也在广州发行。

    还在国民党政府积极准备内战的时候，1946年1月4日，广州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就议决取缔境外报纸进口，命令各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记者发表谈话和走漏消息，广州各报只能刊登中央社电讯。这一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使广州报纸出现“新闻荒”的咄咄怪事。此后，查封报刊书籍事件层出不穷，同年2月13日，国民党社会局同警察局到书店查禁《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四种杂志；

    国民党特务在5月14日捣毁了《正报》、《华商报》在广州的办事处和兄弟图书公司之后，6月29日进一步钉封了《正报》、《华商报》和农工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报》、民主促进会办的《现代杂志》、由蔡廷锴发起的《现代日报》筹备处等在广州的报业机构，以及兄弟图书公司、民生出版社、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南中文化企业公司、民主与文化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等出版机关或文化团体。

    总计在6月份，广州有13处文化机关被封闭，30多种杂志被停刊，300多名文化人被逮捕。11月30日，广州国民党社会局下令不准销售《华商报》和一切进步小报。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广州保安司令部宪警查封了由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爱国归侨、大学教授等进步人士联合经办的《每日论坛报》，并逮捕报社人员60余人。1948年12月1日，国民党广州社会局下令查禁《观察》、《世界知识》等350种书报；1949年3月21日，广州绥靖公署以“造谣惑众”罪名，禁止香港《星岛日报》进口广州等地；4月28日，因为《天地新闻日报》全文刊登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勒令该报停刊，逮捕其发行人和总编辑；29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又以《当代日报》谴责国民党政府拒绝与中共和平谈判，强令该报停刊7天，等等。

    虽然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对广州的思想文化界采取了严格的专制措施，但是所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进步的报刊书籍，只要尚未查封，就依然活跃在广州人民中间。广州文化人以对祖国和民族命运负责的精神，不分党派和职业，一身正气地为正义事业而团结奋斗，使广州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出现了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和广东支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报》社等团体云集广州，通过各种渠道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从而共同构成广州要求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他们先后利用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斗争的机会，在广州召集会议，发表宣言，并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组织中山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履行停战协定、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停止新闻封锁和把美军赶出中国等，使广州响起了“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2月19日，又以“欢迎”孙科来穗为名，在李济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再次举行3000名大中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大请愿游行，迫使孙科面见学生，答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转交广州学生的和平请愿书。两次学生示威，在广州人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但也正因为这样，广州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行动随之而来，使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被迫走向低潮。

    然而广州政局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安稳几天。时隔三个季度，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在1946年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特别是12月24日北平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的刺激下，终于打破沉寂，迅速走上新的高潮。当时中共中央抓住沈崇事件引发的反美斗争高涨的时机，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要站在抗暴斗争的最前列，“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形成“最广泛的阵容”，在“美军退出中国”的中心口号下，把运动引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首先由北平大学生掀起的反美爱国斗争，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展开，形成有几十个大中城市50万大中学生参加的、得到文化教育各界和社会贤达积极支持的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

    当沈崇事件的消息传到广州的时候，愤激情绪首先在中山大学沸腾起来。抗议美军暴行、要求严惩凶手的标语、传单、墙报比比皆是，声明和抗议之声不绝于耳。1947年1月4日，300多名同学集会议决：

    (一)罢课3天，

    (二)1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

    (三)成立有中共党员参加的15名同学组成的中山大学“抗暴委员会”(又称“沈案后援会”)。

    1月7日，3000多人的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反美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沙面开来，并勇敢地冲破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防线，一举冲入沙面，经过各国领事馆门前，把抗议标语贴在美国领事馆的墙上，迫使美国领事馆开门接纳广州学生的抗议书。这次反美大示威，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好的巨大胜利，不少同学为此秘密寻找共产党，中共地下党组织乘势成立了自己的外围组织——爱国民主协会，还参照党章精神制订了协会的章程和工作条例，从而为以后的学生运动打下较好的组织基础。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发出指示，要求“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4、5月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学生纷纷上街示威游行，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向炮口要饭吃”、“恢复政协路线”等口号。学生的正义斗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镇压，其中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城市的16个专业学校学生6000余人的南京大游行最为突出，他们在与国民党骑巡队的6个小时对峙中，被宪警殴打致重伤者19人、轻伤者90余人，逮捕20余人，是为“五·二○血案”。“血案”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席卷包括广州在内的60个大中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

    广州大中学生声援平、津、沪、宁等地学生运动的斗争，是在中共广州地下组织的发动下进行的。5月24日，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大会选举出内有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协会成员15名的45人的中山大学工作委员会，决定参加6月2日全国统一的示威游行联合行动。但因广州国民党当局为此布置了镇压措施，示威游行提前于5月31日举行。当时，中大学生队伍首先从石牌出发，一路凝集其他院校学生和爱国市民，声势浩大，群情激昂，“反内战”、“反饥饿”、“反对征兵征粮，要求民主自由”等口号声，响彻羊城上空。当队伍行进到长堤时，遭到为国民党当局收买的大批手持棍棒铁器的流氓打手的袭击，彼此搏斗两小时，有21名学生重伤，轻伤30余人，被捕48人；当晚，又有数十名中山大学师生被捕。为此，广州全市掀起了营救被捕师生的运动，直到6月中旬胜利结束。

    正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蒋军事斗争，加速了蒋介石政权的覆亡。恰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政府，其“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在学生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广州的工人运动和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斗争，都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些民主运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斗争的汇合，终于在1949年根本改变了中国和广州的社会面貌。

    保卫广州迎接解放

    蒋介石政权从内战前夕的1945年11月重庆复员整军会议，到1948年3月南京行宪国民大会，曾经多次颁令“勘乱”，一再扬言要在3～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并在1948年成立了以孙科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勘乱动员委员会”，企图重新组织力量，实现其消灭共产党的终极目的。但是蒋介石的反共事业总是事与愿违，他迎来的只是一次惨甚一次的失败。人民军队则愈战愈勇，战果辉煌，特别是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日的142天中，胜利地进行了规模宏大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基本上摧毁了南京政府的军事支柱，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政权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把中央政权机构南迁广州，以作最后挣扎。为此，它大力强化在广州的统治力量。

    1949年1月24日，即淮海战役结束后两周、平津战役结束前一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政机关迁移广州；2月1日和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先后在广州开始办公。广州政权当局也作了相应的人事调整，宋子文跟随蒋介石“引退”而辞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省府主席的职务，命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陈策、吴奇伟、徐景唐、梁华盛为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叶肇接任广州警备司令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以广州为首都的中国割据政权，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集团的所有这些作为，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蝗臂挡车”，惨败无疑。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广州逃亡政权面临灭顶之灾，而迎接广州解放即成为中共广州组织的头等重要任务。

    5月7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作好接管城市的干部准备和广泛开展城市统一战线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的指示。据此，中共广州组织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护厂护校、迎接解放、准备接管的轨道上来；5月20日和7月1日，又先后发出《解放前夕广州形势与当前任务》的提纲和对这一提纲的《补充意见》，指出当时的广州形势十分混乱，国民党当局已实行裁员、疏散，并准备在撤退时进行大破坏；武装特务已转入地下，流氓团伙正准备趁机行动；广大市民面临饥饿和失业的威胁，对现实极其不满，但对我党政策又不理解、甚至存有疑虑。为此，必须向广大市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的“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等城市政策和建设城市的方针，深入动员和领导群众团结应变，保卫好广州的工厂、学校、机关等财产和档案材料，准备好主要部门的接管底册，打破敌人散布的谣言，防止敌人破坏，瓦解敌对势力，调查敌特组织，为将来肃反做好必要的准备。

    中共广州组织，围绕准备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广州这一中心任务，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领导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一)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打击敌人，稳定人心。通过 地下党领导的《广州文摘》和《广州学生》、《新闻导报》等，及时转载中共中央的重要政论文章、文告和华南分局由《华商报》、《群众》等报刊发出的时局评论、指导意见，如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华商报》的《穗死党阴谋破坏，发密令加紧准备》、《蒋党官僚盗劫人民财产》、《广州公营厂舍机器被匪党抢运殆尽》、《穗伪绥署一再密令阴谋破坏粤汉铁路》，以及广州党组织的致广州各界公开信等等，及时揭破敌人的阴谋和他们散布的各种谣言，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团结群众，为广州解放奠定较好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迅速清除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二)组织力量，打入广州重要部门，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为广州的接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情报和安全保证。无论是关系城市正常运作的自来水厂、发电厂、邮局、电话所、海关、水陆交通运输部门、大中学校等，还是敌方的重要主管机关如绥靖公署、陆军总医院、警察局、税务局，乃至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还有某些报社、医院、工厂企业，都派有共产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从事有关接管的准备工作。

    (三)利用合法手段，公开组织护厂、护校和维护社会治安、严防敌人破坏的斗争。他们组织力量清点本单位财产，储备必要的粮食、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反对拆迁、盗卖、转移设备和其他破坏财产的活动。

    (四)缜密进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为防敌人破坏，在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的同时，还通过交代政策和随时警告等形式，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对凡有可能争取的敌方人员，一律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弃暗投明，并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对顽固不化者则予以孤立和打击。正是这一对敌分化瓦解工作，为广州的接管工作扫除了不少障碍。

    (五)加强党内教育，保护进步力量。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共广州组织十分重视对党员本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保密和革命气节的教育，努力保护广州已有的进步力量。1949年7月23日深夜，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突然派出1000多名特务和军警，以“维持治安”为名，包围并搜捕中山大学，按黑名单逮捕了所谓“捣乱治安”的师生167人。中共广州特派员钟明在香港闻讯后，立即回广州组织多方营救，直至10月12日，营救工作才胜利结束。两天之后，敌人败逃，政权易手。

    在广州就要解放的时候，10月6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发出《关于决定成立广州市接管委员会的通知》，并组成以朱光为书记的“广州市接管委员会”。为接管广州而历尽艰辛和作出积极贡献的中共广州组织，终于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及华南分局组织的华南工作团、东江教导营等一起，即将迎来盼望已久的光荣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