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论军机

    杨柳青镇，好一个浪漫的名字，颇有几分江南水乡风光的地方。

    聚集到杨柳青镇的东北野战军指战员，就要在这里发起天津战役，使近在咫尺的天津城回到人民的怀抱。

    杨柳青镇位于津西20里，一条河水从镇子中心流过，两岸房屋高低不一，河面船只来来往往。站在高屋顶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的天津市区。几天前，八纵兵临天津近郊，集中兵力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解放了这个镇子。此时，战争景象依然在目。满街碎砖烂瓦，溃敌留下来的交通壕和单人掩体残缺不全，一片狼藉。时值深冬，树枝枯黄，满镇见不到一点绿色，此时的杨柳青镇，与它富有魅力的名字极不和谐。

    其实，过去的杨柳青镇不是这样。在金代叫柳口镇，明代改称杨柳青镇。清雍正九年划归天津府。因子牙河、大清河以及南北运河都流经这里，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每到秋季，各地商船便满载粮食和土特产云集于此，转运天津或就地出售。

    杨柳青镇以盛产民间剪纸和杨柳青年画著称于世，方圆数十里的村子几乎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自明朝末年起，各家各户以家庭作坊绘制年画，代代相传。其中著名的戴廉增画店，传到清朝乾隆年间已历九世。

    就在这深冬时节，就在这不见柳絮，也没有杨花的年画之乡，刘亚楼建起了他的前线司令部。他被任命为天津前线司令员。他将率领34万人马，用他们的力量和智谋，用他们的忠诚和牺牲，绘出一幅更大更美的画卷，一幅天津解放的画卷。

    一场恶战在即，要稳操这场恶战的胜券，容不得丝毫怠慢和疏忽，更容不得出现丝毫差错和闪失。刘亚楼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他勘察地形，汇聚情报，研究方案……所有的情况都必须在他的脑子里理出头绪。他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都投入到了这场战役中。

    刘亚楼心里明白，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员来说，只有勇敢顽强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解放战争以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机智果敢，周密细致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而科学的思考和现代军事知识更是不可缺少的。红军时期刘亚楼曾指挥过一个团、一个师，那时只有枪和几门小炮，而现在他指挥六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不仅有枪，有炮，还有重炮群、坦克群和工兵。

    能力和素质将刘亚楼推上了天津前线司令员的位置。东北战场三年转战，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为这支大军的每一次胜利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刘亚楼以他“坚强的组织纪律性，严格、周密、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以及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为首长确立决心，顺畅指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残酷频繁的战争实践，毛泽东等天才军事指挥员的培养，锻造了刘亚楼统领大军、驾驭战争的能力。

    刘亚楼完全能够独自指挥一场大战役了。林彪和罗荣桓信任他，党中央信任他，任命他为天津前线司令员的决定是中央军委批准的，是毛泽东批准的。

    不辱使命，不辱重任。随着天津大战的帷幕即将拉开，迫使刘亚楼必须迅速制定出一个完整、周密、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

    对于这座有200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攻城作战必须速战速决；必须保证城市少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必须把这个华北最大的工业重镇基本完好地交到人民手中。许多因素必须考虑到，许多困难必须事先估计到，许多意外情况必须事先预料到。战役部署和战术动作必须加以规定。敌人的部署和防御工事要了如指掌。敌人的兵力和战斗力要精确计算。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凑到一起，对敌人逐一分析。一个军一个军地掂量，一个师一个师地掂量，一个团一个团地掂量。

    刘亚楼的司令部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报话机、电话机响个不停。指挥员、参谋进进出出。各种战前准备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作战地图挂在墙上，那上面画满了各种标号。刘亚楼常在地图前久立，或独自思考或与指挥员讨论。

    思维在高速运转，思维在迸溅火花，思维在凝结聚焦。参谋长的机动灵活与司令员的当机立断同集于刘亚楼一身而不矛盾。谨慎小心不意味着桎梏想象，周密细致不意味着缩手缩脚。战争是艺术，是钢铁与意志较量的艺术，是智慧与才干凝结的艺术，是理想与牺牲浇铸的艺术，是毁灭与新生交替的艺术。千百年来，战争造就了旷世英雄，战争创造了崭新世界。

    夜深了，室外寒星闪烁，屋里油灯昏暗。

    刘亚楼撵走了身边的参谋、警卫员和通讯员，他要一个人静下心来，对敌情作最后一次系统完整的梳理：天津河流纵横，地形复杂，并且有敌人连年增修的坚固防御工事和许多高大建筑物，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即将打响的天津战役是一个在水网地区大规模的攻坚战。

    天津周围是广阔绵亘的沿海洼地，是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对于大兵团多兵种的战斗行动来说有不少困难。

    天津市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和运河切成许多块。

    天津敌军防守司令陈长捷从1947年秋就大力增修城防，环绕全市挖了一道宽10米、深4～5米的护城河，并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水深经常保持3米左右。

    天津护城河内侧连接一道土墙，河底到墙顶高6～7米，墙上附有电网，每隔20～30米有一座碉堡，护城河外有碉堡群，有几道铁丝网、电网和鹿砦，周围埋设有数以万计的地雷，并且将城周围五里以内的村庄焚毁，造成一片无人区。

    天津城外的护城河有大型碉堡380多个，连同市内和纵深的碉堡共约1000多个，纵深的地堡群直达核心工事区。

    陈长捷自夸天津的防卫坚如堡垒，固若金汤。他以为凭借着这样复杂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13万兵力，完全可以固守。所以被围以后他仍然拒绝投降，继续顽抗。

    陈长捷对他的“大天津堡垒化”确实非常得意，天津的城防工事图上写着“固若金汤”四个大字。蒋介石在辽沈战役期间路过天津时，也对天津的城防工事赞不绝口。

    这个“大天津堡垒化”是否无懈可击呢？刘亚楼展开了自己广阔的思维空间：天津地区约有70平方公里，陈长捷以总兵力两个军10个师约13万人守备。这10个师中，除一五一师没有受过大的打击外，其余的六十七师、四十三师、二十六师、二八四师、二九三师、一八四师均在以往作战中被我重创或歼灭过，其中一八四师曾四次被歼灭后重建。另有三个师是在天津被围前后临时编成的，其中三○五师是由地方保安队改编成的，三二六师、三三三师是由东北逃回关内的散兵游勇组成。这些部队据守孤城，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且战线长达90华里，兵力不足，捉襟见肘。而我攻津部队是22个师34万人。兵力对比是34万对13万，即2.6∶1。

    嗯！刘亚楼微微点着头，随即漫步到窗前，用双手使劲推开两扇破旧的窗门，直目眺望暗夜中的天津城：天津城的形状是南北长，东西窄。南北25华里，东西10华里。高大建筑多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北部开阔，南部多为水网区。因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北部，所以他把战斗力较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六十二军放在了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放在南部。总体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的特点是，北面兵力、战斗力均较强；南面兵力、战斗力不强，但工事较坚固；中部兵力少、战斗力弱，而且防御工事也不强。

    敌人的弱点一个一个在刘亚楼眸子里暴露，我军的优势一点一滴在刘亚楼脑海里明晰，周密的作战计划完整地在刘亚楼胸中形成。

    这天正值元旦，中国传统习俗被称为辞旧迎新的日子。刘亚楼在他的司令部，要召开一次决定天津战役命运的作战会议。

    会议室是临时布置的，很简朴。屋子中间摆着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一把茶壶和几只茶杯，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各纵队领导和各师领导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刘亚楼和每一个到会的指挥员寒喧握手。

    在东北野战军，指战员都共认一个勿须争论的事实，刘亚楼讲话很少用稿子，边讲边想，讲完了，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思想深刻、逻辑严谨的文章。

    没有客套，没有议程。刘亚楼开门见山地挑开了作战会议的主题：“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华北兵团已经解放新保安、张家口，歼灭了傅作义起家的王牌三十五军，卡住了傅作义集团西窜归绥之路。我野战军先后解放南口、丰台、唐山、军粮城，包围北平并切断平津联系。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对天津的包围。只要我们拿下天津，傅作义则陷入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绝境地步。天津之战在平津战役的全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光荣和艰巨。”

    各纵队和师的领导相互用交换眼神在释放自己内心的激动，会场依然平静如水。

    刘亚楼健步走到作战图前，顺手拿起立在墙根的一支木棍：“遵照毛主席‘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原则，根据敌人守备特点和天津市区地形特点，以及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战斗并尽量使城市少遭受破坏的要求，我们决定将主攻方向置于天津市区中部。作战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说到这里，刘亚楼突然收住话匣，扫视了一圈会场，然后提高声调：“这个方针的要点是，首先求得东西贯通，以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由于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就能迅速可靠地求得贯通。把敌人拦腰斩断，就能打乱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这样既不感到正面狭窄，兵力摆不开，也不致形成兵力分散。除了东西两个主攻方向以外，以部分兵力由南向北助攻和以小部兵力由北向南佯攻。

    对自己参谋长清晰的作战意图，简明的作战方针，准确的作战要求，各纵队和师的领导情不自禁地发出叹服声。

    刘亚楼紧接着宣布具体作战部署：“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并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炮兵和20辆坦克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天津西北和平门南北地区突破，由西向东攻击；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七、第八纵队配属三分之一炮兵和10辆坦克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从天津东王串场、民族门突破，由东向西攻击。东西两集团在金汤桥会师，然后分向南北半城围歼守敌。西集团向南，东集团七纵向南，八纵向北。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指挥第九、第十二纵队之第三十四师，组成南集团，为助攻方向，从天津南面尖山子地区突破，由南向北；另以西集团及东集团一部及野司警卫团在城北佯动，迷惑敌人。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预备队。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隔断天津塘沽联系，截击天津向塘沽突围之敌。”

    会场沸腾了，各纵队和师的领导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

    会议用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

    刘亚楼把目光转向二纵司令员刘震，“刘震，你们的对手是六十二军，是块难啃的骨头！”

    刘亚楼在前线指挥所下达攻城命令“他牙口好，没问题。”邓华插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啃骨头更有味道！”刘震也幽默地回答说。

    各纵队都受领了任务，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铺开。

    枕戈待旦两只虎

    天津战役打响前，东北野战军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刘参谋长把两只老虎放在了第一主攻方向。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两只老虎指的就是一纵和二纵。一位研究军史的资深专家说，一纵、二纵总是并肩战斗，都是敢打硬仗从不服输的部队。这支部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有了生龙活虎、敢打敢拼的作风。

    翻开全军最高研究机关——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你就会了解一纵和二纵原来都是英雄的部队，是有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

    第一纵队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一纵有两个红军团。一团前身为1928年7月彭德怀、膝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成功后组成的红五军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五团前身为1932年11月吴焕先、王平章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1937年8月，这两个团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一营、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一营。一纵二团和一纵四团的前身是以红军干部、骨干组成的八路军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新二营和三四三旅补充团。抗战初期，这些部队在晋冀豫地区艰苦转战，1939年起先后进入山东和苏北地区。尔后长期战斗在苏北、鲁南、滨海战场，发展为山东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三团。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第六、第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第四、第二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一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二师。这两个师成为一纵两个师的前身。同一时期，由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与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的东北挺进纵队主力成为一纵另一师的前身。1945年9月，山东解放军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陆地和海上开赴东北。第一、第二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一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番号不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一纵队改称第三十八军。

    第二纵队也是由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其前身是红十五军团一部。1937年8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三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1940年2月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左权(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年6月底，第二纵队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淮北地区会师，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年7月又与地方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改称新四军第三师，1946年8月整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番号不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第二纵队改称第三十九军。

    这两支英雄部队在建国前长达20余年的艰苦斗争中，以善打硬仗、恶仗而著称，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考验，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连队和英雄模范人物，为人民军队创造了辉煌。它们是第四野战军的光荣，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作战中，林彪把一纵作为总预备队留了下来。出于对整个战役胜利保障的考虑，林彪把一纵留在了“袖筒”里。锦州之战是林彪犹豫了几个月，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才下决心打的一场战役。林彪对锦州战役的担心尤甚，他怕万一打不下锦州，东野腹背受敌；他怕全军无法回返，所有重装备因汽油耗尽不得不丢弃；他怕准备一桌菜却来个两桌“客”。他留下一纵作预备队，准备在万一陷入困境的时候，拿出来扭转局势。应该说，担任一场大战役的预备队是非常重要的。可看着兄弟部队在前面鏖战，一纵指战员还是急得嗷嗷叫。

    这一次入关作战，林彪把一纵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林、罗、刘等野战军首长接见一纵营以上干部时，刘亚楼说：一纵辽西会战没怎么打，林总说进了华北要把老虎拿出来。刘亚楼说着，还作了一个从袖筒里掏出来的样子。下午，一纵队营以上干部聚集在沈阳医科大学礼堂，野战军主要首长都到了。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讲了话。罗荣桓政委说，东北的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东北人民全力支援，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一纵队在东北三年中；坚决执行命令，英勇善战，尤其是政治工作活跃，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为东北全境解放作出了贡献。你们到华北去，要发扬优良作风，团结华北人民，团结华北部队，争取军事政治双胜利。刘亚楼参谋长说：一纵队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只小老虎，锦州战役中你们是总预备队，没用上。辽西会战，攻克沈阳又没有机会充分施展出力量。到华北去，那里有几十万敌军要你们去消灭，有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要你们去解放，英雄有用武之地，你们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

    首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们都无比自豪，传来传去，就简化为，“一纵是只小老虎，野战军首长不轻易放，到华北要放虎下山了。”

    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第一战，为保证首战必捷，刘亚楼坚决地将一纵和二纵这两只“老虎”摆在了第一主攻方向。

    “不辜负野战军首长的希望，震虎威，抖虎风，扬虎气”成为一纵二纵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主攻部队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架桥组、救护组，利用驻地街道、建筑物、河流、桥梁等地形地物，演练巷战、夜战、架桥、渡河、救护，以及火箭筒、机枪、随伴火炮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协同动作。每一个战士都明确在巷战中容易失去联络时，必须具有的独立作战本领。战士们提出响亮的口号：“发扬孤胆作战的精神！”

    主攻部队杀敌立功的情绪高涨。上上下下展开挑战应战。师与师，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班与班，个人与个人，挑战应战，热火朝天，争先恐后。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纷纷送到连队党支部和上级党委。有的战士还写了血书，坚决请战，请示担负最艰巨的任务。战士们决心解放天津城，打好入关第一仗！活捉陈长捷，替天津同胞除害！有的战士激昂地说，战后一定与大家见面，不在追悼会上，就在庆功会上！

    面对这样的部队，这样的指战员，纵队首长表面上虽不露声色，内心却很兴奋：什么样的堡垒能阻拦得了他们的脚步！什么样的敌人能滞止得了他们的进攻！

    出招献法集良谋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一句挂在指战员们嘴边的口头禅。

    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前，解放军指战员就与敌人展开了智与勇的较量，他们要用最小的代价，去换取解放天津最大的胜利。

    大自然赐予了天津平原城市的雅称，郊外地势平坦开阔，加上敌人在城防工事区内外制造大片无人区，拆毁民房村落，砍伐树木，扫清射界等手段，使解放军难以隐蔽接敌。

    为了确保突击胜利，减少伤亡，各师均集中十几个营的兵力进行近迫作业，改造地形。每个师都在自己的进攻正面挖数条长达几公里的交通壕。这些交通壕，曲折迂回，纵横交叉，通向出发前沿阵地。

    相互连接横贯的小型交通壕，如同蛛网一样遍布整个前沿阵地上。沿着交通壕两侧，架设各级指挥所通往前沿部队的电话线。

    交通壕宽两米左右，深一米六左右。交通壕过深，人直起身子看不到外面，无法进行战斗；交通壕过浅，人在里面运动又容易被敌人发现。交通壕里还遍布许多掩体。交通壕一直挖到距敌人30～50米的地方，有的距敌人仅10余米。

    为了不暴露主攻方向，交通壕最后的一段距离要留在总攻击之前最后完成。交通壕两边插上高粱秆伪装，挡住敌人视线，不让敌人发现目标。

    交通壕在延伸，发起冲锋的位置在一步步地向天津城逼进。对解放军的近迫作业，龟缩在城防线里的敌人惊恐万分。

    夜幕降临大地，再加上弥漫在空中的雾霭，是近迫作业的好时机。天津外围广袤的大地上，密如蛛网的交通壕悄无声息地向前掘进着。城上的敌人发现了，把探照灯、照明弹打得贼亮，不断地打枪、打炮。

    战士们边挖交通壕边俏皮地说：“城上老总多关照，点灯放炮好热闹。我们一定加油干，工事挖得快又好，叫你一个跑不了！”

    数九寒天，呵气成霜，滴水成冰，指战员们不顾天寒地冻，冷风刺骨，他们蹲在或伏在地上，一锹锹、一镐镐、一点点地向前掘进。

    寂静的夜晚，只听见战士们的喘息声，锹镐刨在冻土上的铿锵声。身体的热气融化了冰雪，融化了溅在身上的冻土，加上汗水，每个人都是一身泥浆，一身冰水，冷风一吹又结成冰层，硬邦邦的，像穿着笨重的盔甲。

    敌人不停地射击，一阵阵猛烈的炮火和机枪朝战士们袭来。弹片和流弹在四周迸溅，却没有一个退缩。战士们知道，他们不能躲避，不能退缩。总攻的时间在一天天临近，时间就是胜利，分分秒秒都是宝贵的，他们必须一刻不停地向前掘进、再掘进……

    一条交通壕已向前推进了数千米，距敌人的前沿不到200米了。

    敌人发现解放军的战壕已经挖到了他们的眼皮底下，一切火器都向着战壕射来。战士们继续挖着，并不理会，只有机枪组监视敌人的行动，但为了不暴露目标，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开火的。

    敌人越来越疯狂，好几个枪榴弹手露出半个身子射击。枪榴弹爆炸的火花在战士们前后左右闪现，炸药味不断地钻进鼻孔嗓子，熏得又苦又辣。战士们每人相距不到三米，却被浓密的硝烟挡住了彼此的视线，只有借着炮弹爆炸时瞬间的火光，才能看见邻近的战友。受伤的战友在逐渐增多，但交通壕也越挖越快。

    所有的交通壕都完成了，它是用鲜血铺成的前进的道路。几天之后，将有更多的战友，沿着这条特殊的道路冲向敌人，冲向胜利。

    解放军包围天津之后，敌人不断加紧天津的防御，并且企图利用水患阻止解放军进攻。陈长捷命令：打开西郊三元村附近的水闸，使南运河的水大部分都流入护城河。同时，在陈塘庄、赵各庄堵塞护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

    护城河里的水有进无出。

    水位在暴涨！

    河道里的水无法流通，仅仅三天时间就漫溢而出，猛兽似地向西南地区的大洼地倾泻。很快这不可收拾的大水就使北起小梢口、南至八里台一线，沿保安、天津公路两侧10余里的地区被淹没。

    大水继续向四外漫涨。解放军预定的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也成了汪洋，严重妨碍着攻取天津的行动。

    疏通河道迫在眉睫。

    但是，刚刚在天津地区落脚的解放军，对这里的水系分布，地形情况，还有风土人情，都是两眼一抹黑。

    一位白发、白须、白眉的老人串连了他熟知的几户“水上通”来到军营，伸出了暴着青筋、颤抖着的手，指着遥远的地平线，说：南运河的上游，有一个水闸，只要把它闸死，运河水就可以不再流入护城河。华北人民支前大车队

    随军转战胜利归来的河北获鹿县支前担架队老人还特别嘱咐：那个水闸就在唐官屯。大路三十里，小路二十里。

    战士们来到唐官屯。

    果然有这样一个水闸：闸门大开着，蹦蹦跳跳的水势向下游一泻而去；注入了护城河……

    “哐当”一声落下闸门。

    南运河通往护城河的水断流了！

    很快，下游护城河的水位日落两尺，淹没在水中的解放军的阵地露出了泥巴地面。

    大面积水患解决以后，如何突破外围护城河障碍，仍是突破阶段的主要困难。敌人非常重视护城河的作用，除沿着护城河构筑了绵密的碉堡、暗堡，组成密集火网，层层覆盖着护城河，河边还布设了密集地雷区。不仅如此，敌人还在引运河水注入护城河的同时，每天派人破冰，妄图以此阻止解放军渡河。天津前线司令部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展军事民主，集思广益，发明制作渡河工具。

    一纵为克服渡河困难，创造了芦苇桥、汽油筒桥、门板桥、梯子桥等十几种渡河工具和方法。尤其是芦苇桥，取材方便，浮力大，还容易架设，三分钟即可通过一个连。前总还在一纵驻地召开了架芦苇桥的表演会。

    二纵指战员踊跃献计献策，想出了扎苇桥、活页桥、翻梯桥、船桥等渡河办法。

    七纵为了破敌布雷和克服护城河障碍，提出利用跳板、苇子、秫秸等就便材料通过护城河，还想出了用炸药、耙雷秆等扫雷、破雷办法。

    八纵准备了大量爆破器材和渡河器材。制造了篱笆、草垫、连环木桥等，还捆绑了不少柴草排子和木排，用以铺垫护城河冰面，为坦克和步兵开辟通路。九纵攻击方向在津南，地势开阔，多系水网稻田，加上敌人造成的大片水淹地，进攻有很大困难。任务下达后，各部队迅速投入战役准备。突击部队着重练突破，第二梯队练巷战，团营连练独立作战、大胆分割战术。

    解放军当时还没有水陆两栖坦克或汽车，也没有现代化的工兵架桥装备，迅速通过上有火网下有地雷的护城河地段极不容易。全线强渡，敌人火力太强，伤亡太大。解放军炮火虽可以摧毁敌人的碉堡，但是暗堡太多，敌人仍可发扬火力，大量杀伤我军。搭桥，敌人炮火控制甚严，难于成功。早上试放一匹空马，还没跑到护城河边，便被敌人的子弹射倒了。夜间偷渡，敌人的照明设备把护城河上空照得如同白昼。参谋们想不出妙法，心急如焚。

    纵队司令员李天佑胸有成竹，他说：“你们这十几个参谋的点子想完了，不要紧，我有好几万参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算算看咱们有多少诸葛亮哪！”

    经司令员一点拨，参谋们脑子立即开了窍，大家分头下到连队向指战员要“高招”。

    好点子收到了好效果；纵队司令部的电话频频。送作战计划的通信员这个出，那个进。各单位送来的作战方案中有关渡河的办法有二十几种，是从8万多条建议中加工出来的。

    司令部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作战计划都被批准了，只有部分的修改。一个参谋建议规定统一的渡河方案。李天佑司令员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统一组织渡河，也就不能规定统一的过河办法。护城河很长，各个地方的宽窄深浅和火力强弱各不相同，不能作千篇一律的文章。”政委梁必业说：“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

    最后的方法是，司令部将二十几种过河方案统一印发部队，让各级指挥员互相参照，最后由各部队确定本部的过河方法。

    战后，司令部查对，几乎一个连一个渡法。战斗总结时过河问题最难搞。有个参谋说，就写四个孛：群众路线。李天佑司令员说：“指挥战争一定要走群众路线，这一点敌人做不到，但却是我军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军队的重要一面。搞军事民主，群众积极性得到大发挥，指挥员就能变得三头六臂，万分聪明。”

    护城河里的水有三米深。

    没有桥，部队过不了河。

    部队焦急，担任主攻任务的指战员更焦急，他们蜂拥到纵队指挥所、师指挥所、团指挥所……”献出了那么多奇特的桥：苇子桥、汽油桶桥、木板桥、船桥、活页桥、还有云梯桥。

    这些在所有桥梁史上都查不到记载的特殊的桥，闪烁着智慧，是通往胜利彼岸的路。

    坦克兵也参加了渡河方法的讨论。有人提出把坦克开到护城河底去，在坦克顶上搭门板桥或芦苇桥。

    用坦克架桥是个好办法；只要把门板往坦克顶上一放，部队就可以迅速冲过护城河；攻下偌大的一个天津，解放几百万人民，损坏几辆用生命代价缴获来的坦克是值得的。但是，坦克兵要是爬不出来，会被闷在水底淹死。

    人们正在犹豫的时候，坦克分队的战士们来了。一个个站在司令员面前，挺着脚脯，熏黑的面孔显出刚毅的英雄气概，眼睛炯炯有神。他们热情地恳求着：“司令员，批准吧！”

    “我们是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

    “为了解放天津几百万人民，即使我们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一个人牺牲，几万个战友冲过去，司令员，批准吧！”

    英雄的坦克兵发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誓言，惊天地，泣鬼神，压倒泰山。

    纵队党委再三考虑，终于批准了采取用坦克架桥的方法，但严肃地宣布：“坦克要开到河底去，人，要活着爬出来！”后来，在纵队前沿指挥所召开的攻击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李天佑司令员进一步明确了必要时使用坦克架桥的决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万人协同动作，发射总攻信号成了难题。

    攻津作战，东西两个方面都是两个纵队协同进攻，战线有数公里长，如果各部队不能同时看到总攻信号，就会影响协同动作。

    西集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用信号枪，但信号枪打不高，亮度也不够，不易奏效。有人提出用六○炮同时打两发照明弹，但还是不能保证全线都能同时看到，而且只打两发，容易与其他信号混淆。最后决定用五门六○炮同时打五发照明弹作总攻信号，并由一纵作战科负责训练和指挥专门人员发信号。

    这天，作战科副科长正带着战士们训练发射信号，李天佑司令员来了。他听取汇报后，又亲眼看着战士们演习了一次。司令员深思片刻，向副科长提出了问题。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这五门炮有一门发生了故障，怎么办？”

    副科长回答：“这五门炮都是经过严格检查和试射的，估计不会发生故障。”

    回答显然不能令司令员满意。

    “估计？”李天佑的语气很重，“估计不会出故障怎么行？还有，如果你的照明弹打到天上，有一颗哑火怎么办？”

    副科长说：“照明弹是挑选出来的，不至于发生哑火。”

    李天佑严肃地说：“有些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而万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一丁点也马虎不得！不光要想到它，而且要有措施保证才行。发出的信号如果出现意外，是绝对不允许的。”

    副科长满脸愧色。

    李天佑语气缓和地说：“来，我们想办法。”

    后来，司令员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决定用七门六○炮，两门作后备，照明弹也多挑选一些，以防万一发生意外。

    总攻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悄然无声地进行着。

    死神在一天天向陈长捷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