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天津外围之敌的战斗落下帷幕的时候，当天津城完全裸露在数百门炮口下和30余万将士重围之中的时候，连城里的陈长捷也不敢否认，这座名城的易主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尽管如此，解放军仍未放弃和平解放天津的希望，仍在为和平解放这座名城而努力。

    天津警备司令部，陈长捷的办公室。

    这里，已没有平时那阴森恐怖的寂静，取而代之的是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那些令人厌烦的告急，无情地撕扯着陈长捷的神经。

    “城外西北地区被共军占领！”

    “西门外的据点被攻下！”

    “灰堆子附近的城防碉堡主阵地失守！”

    他妈的，连灰堆子城防碉堡都失守了！这已经不是兵临城下，而是大军压城了。

    陈长捷急了，陈长捷慌了。

    我在前沿阵地上，不用望远镜，就能把城内敌人的碉堡看得清清楚楚。

    陈长捷站起来，把握得紧紧的拳头举过头顶，叫：“给我派人到灰堆子去查看！”

    灰堆子不能丢。丢了也得夺回来。

    查看的人回来报告说，灰堆子的碉堡还是好好的。解放军只是逼近了城防线，并未突破。

    “他妈个死×，什么突破，突破！纯粹是慌报军情，不攻自破。”

    陈长捷破口大骂。

    解放军继续向城防线逼近。

    其实，谁又能说得清逼近与突破的区别何在？恐怕更多的人会这么认为：逼近比突破更带有危险性——解放军一直逼近到市中心，谁能说这不叫突破？

    陈长捷下了命令：加强城防工事，挡住共军的逼近。

    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挣扎了，所以，在命令的后面特地加了一句话：拼着命也要挡住共军！

    军人最后的清醒往往要靠某种精神。

    陈长捷和他的部下要拼了。

    南运河拦坝加高了。

    西门外泛滥地区的水又深了。

    城内城外分片、分地区架设起了电网。

    有的城防碉堡里还增加了火焰喷射器……

    该满意了吧？不，陈长捷出现了逆反心理：越是这样拼命地加强城防工事，他越觉得脚下的大地已经开始晃动。

    从未有过的感觉，莫名其妙的感觉！

    一个蒙蒙亮的凌晨，天边没有隐去的星星在静静地闪烁。西郊城防线外的一个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解放军战士，他没带武器，精神抖擞，显得沉着、稳健，站在土堆上望了一会儿，便双手卷成喇叭状，朝对面大声喊话：

    “蒋军兄弟们，我是解放军的通信员，给你们的陈司令带来了信件，极其重要的信件，我要亲手交给你们的长官。”

    守敌在碉堡的望孔里望着，没有开枪。

    通信员又喊了一遍。

    过了好久，守军才派出一个人把通信员领走。此处归六十二军防守，通信员被领到了军部。

    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的脸上没有笑容，看样子是个从来都不会笑的人。但也难见怒气，也许他从来都不发火。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笑不怒，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阴不阳。林伟俦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他总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此刻，他老远站定，打量着这个看来平平常常、却又很不一般的共军通信员。通信员立正，敬礼。林伟俦做了个请他坐下的手势，通信员点头表示谢意，却未落座，恭恭敬敬地拿出信，交了过去。

    这是林彪、罗荣桓亲笔签名写给陈长捷、林伟俦，还有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的信。

    林伟俦接过信有几分紧张，手不由得颤抖起来。

    林伟俦读信——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曾指挥10万国民党军守长春，在东北野战军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于1948年10月21日凌晨，率兵团部机关和直属部队放下了武器，长春得以回到人民手中。

    看罢信，林伟俦紧张的心情似乎减轻了不少，但却又似乎更加紧张了。他的目光久久地盯着落款处“林彪、罗荣桓”的名字。

    他好像在梦里看见了一道穿过墙缝的光亮，又好像感觉到了一股冷风。

    他不忍心看到秋天招手。成熟以后就要被收割。那镰刀太可怕了。

    当林伟俦意识到屋里还站着一个不可小视的送信人时，他忙从梦幻般的沉思中清醒过来，示意通信员等候片刻。他仍然没有笑容。

    林伟俦出去了。他找到刘云瀚，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刘云瀚很傲慢，也许是忧愁吧。他几乎是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又递回给林伟俦。

    两个人都不讲话，只是用目光交换着意见，同时也用目光拼击。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便一同默默地去找陈长捷。

    陈长捷仿佛早就等待着这封信了，他几乎是双手接了过去。城防司令很贪婪，他先是很快地粗粗地把信溜了一遍，然后才从头至尾地细读。

    陈长捷读罢信，用目光扫了自己手下的两位军长。林伟俦、刘云瀚的目光落在别处，似乎躲着陈长捷。唯有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静静地望着城防司令，全然是一副听候吩咐的样子。

    陈长捷走到他面前，说：

    “让建时来一趟！”

    秋宗鼎立即给天津市长杜建时拨通了电话。

    杜建时匆匆忙忙赶到。他进屋后，一一打量着先自己一步来的人。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秋宗鼎全都站着。他发现每个人的脸上都像落了一层霜，只是陈司令脸上的霜似乎比别人更厚几分。

    “给，你也看看这封信。”

    陈长捷一边说着，一边把信递了过去。杜建时很快地看完了信。他不好说什么，因为信不是写给他的。他也明白陈司令找他来，是要他圆圆场，助助兴。

    五个人一齐沉默。从这沉闷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云积在他们心头的忧郁是很深很重的。

    沉默。

    在浑浑的沉默中，一切都在变化、在运动。就连这屋里的五个人的心，在这沉默中也没有死去。他们是在忧虑，还是在绝望？

    林伟俦的聪明就在于他始终没有忘记有个送信人还在等待着。在其他人不知所向的时候，他终于最先敲碎了这窒息人的沉默，提醒陈长捷说：

    “司令，赶快定一下究竟要不要给共军复信，他们派来的通信员还在等着呢！”

    陈长捷抬起眼皮，并没有看林伟俦，好像在有意冷淡这位军长的提醒。他一一扫视着其他几个人，然后慢慢地说：

    “复信。给他们写封信。礼尚往来嘛！”

    他并没有说明要谁去复信，只是不换眼地望着秋宗鼎。秋宗鼎心领神会，司令是让他执笔，于是，他很快找来了笔墨纸张。

    陈长捷口述一句，秋宗鼎记下一句。出言必录，吐字必记，一封信很快就写成了。

    秋宗鼎又一字一句给陈长捷读了一遍：

    林彪、罗荣桓二将军：

    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信写得简单明了，没有做一个字的修改，陈长捷就签了名。林伟俦、刘云瀚也跟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林伟俦回到自己的军部，通信员还在等侯着。他把信交给通信员，说：

    “请你把它交林、罗将军，我们要说的话全在上面。”

    其实，陈长捷是嘴头硬、心里软。他能把林、罗二将军的信不放在心上吗？

    当夜，他一直考虑着那封回信，是不是有些措词不当？会不会招来什么麻烦的后果？

    不出三日，陈长捷就违背了他回信上的内容，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商谈。

    1949年1月9日，在解放军的驻地大南河，刘亚楼接见了出城的代表毕鸣岐等四人，对他们说：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并对首要分子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四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要在11日8时前放下武器。”

    这位一向和蔼可亲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此刻脸上不见一丝笑容。

    四位代表回城去了。他们的心情像他们的脚步一样沉重。

    次日，他们第二次出城，要求宽延限期。

    解放军以大局为重，准其推迟到12日18时前放下武器。

    第三日，四位代表第三次出城，言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是，两位军长有些犹豫，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时局，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并两次告诉他们：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为了表示仁至义尽，解放军又于当日通知来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的傅作义的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敌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

    四位代表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城了。

    正在这时候，傅作义却通知陈长捷：

    “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这句凭空拣来的话，竟然奏了效，仿佛给陈长捷壮了胆，打了气，他发疯一般对他的部属们吼叫：

    “我们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紧守三四个月！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还发布战时军律，强迫部下卖命。

    12日20时，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3日12时，解放军限定时间已到，天津守敌没有丝毫要放下武器的表示。林彪当即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击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