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燃烧平汉线

    1945年秋末，蒋介石正雄心勃勃调集百万大军，向解放区进攻。不料，国军所属新八军高树勋将军宣布在平汉前线起义，投奔人民阵营。

    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将军的贺电，电称：

    “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颁戎缓。”

    同一天，新华社又播发了来自平汉前线的最新战况：

    “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我军俘虏。”这两条消息传到南京总统府，不啻如晴天霹雳，引起不小的震动和惊恐。

    消息的震中在河北邯郸。

    显然，蒋某人没有接受在上党同刘伯承交手的教训。

    《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他就密令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鼓励所部努力进剿”。国民党的军队沿着平汉、同蒲、正太、平津、津浦五条铁路，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其进攻的目标是：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北平、天津，进而夺取东北。

    到10月中旬，局势已发展得很严重了：胡宗南的两个军，经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开抵石家庄，后续部队一个军进到闻喜以南；孙连仲的三十军、四十军及新八军等4万多人，在其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正向新乡开进；沿津浦路北犯的国民党军，其先头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傅作义部则沿平津路东犯，已迫近张家口。

    蒋某人想把战火烧到解放区，共产党肯定不依，刘伯承死活也不会干。这样一来，只有打！打一个平汉战役！

    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对尚未发起的平汉战役极为关注，给刘邓发去一个重要指示：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当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之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这样重大紧急的战略任务，自然事不宜迟。上党战役胜局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刘邓首长就从上党前线回到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着手具体部署平汉战役。为了便于指挥，经中央军委同意，刘邓首长命令将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4个军区部队主力，依次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各纵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分别是：一纵杨得志，苏振华；二纵陈再道，宋任穷；三纵陈锡联，彭涛；四纵陈赓，谢富治。除四纵用于同蒲路方向作战外，其余均集中使用于平汉路方向。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邓首长对全区各级党委、各军区和军区各纵队提出了具体要求：

    “所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均须集中意志，大部分亲临前线参战。”

    “应放松次要方向，将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

    “集中意志，集中大军，是争取胜利的关键。”

    因此，除动员10多万民兵自卫队和人民群众参战，担任战役保障工作以外，还调集了6万多主力部队用于平汉线上，力争战役的全胜，彻底打破蒋介石的黄粱美梦。

    也许命中注定了刘伯承是专为蒋某人破梦的。仗还未打，刘伯承便胸有成竹了。战前计划是这样的：诱敌第一梯队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在滏阳河套的多沙地区先打第一仗，歼其一部，然后逐次歼灭之，并在打军事仗的同时打政治仗，争取一部分敌军起义。

    为此，刘邓首长做了这样作战部署：总的攻击部队分路西和路东两军。其中路西军以二纵、三纵等部队组成，统一由杜义德、韦杰指挥；路东军以一纵等部队组成，由杨得志、苏振华指挥。这两路大军对敌实施东西钳击。另以张廷发所属三个团为独立支队，到丰乐、安阳西侧，钳制北进之敌。做完周密的部署之后，为便于指挥，刘邓首长率指挥部东进到峰峰。

    开始，国军到底是国军的派头：千军万马，气势汹汹，一路摇旗呐喊，鸣金呼号，好不威风。10月14日，敌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指挥的第一梯队三个军4万余人从新乡出发，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向石家庄方向进犯。蒋军所到之处，实行“清剿”，摧毁民选政府，屠杀抗日干部及抗日军人家属，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人民惨遭荼毒，愤不能忍。由于敌北犯中未与我主力接触，前进较快。10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已北渡漳河，占领岳镇、丰乐镇等处。此时，我向心集结的路西军主力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尚在开进途中，二纵和太行军区部队尚在肃清临洛关等伪军据点战斗中。这样，在参战主力中只有一纵已经赶到临漳及南东方村地区。为了保障我兵力集中，刘邓首长令杨得志、苏振华部的一纵先行抗击敌人，迟滞敌人。一纵遂于21日夜，以一部奔袭岳镇，进行运动防御。

    10月22日，敌先头集团全部北渡漳河，他们的进攻路线和队形为：高树勋率领的新八军附河北民军第八纵队为左翼，以主力沿平汉路东侧向北开进；以马法五率领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为右翼。狡猾的敌人因怕被我各个歼灭，采取左右两翼，交替驻止、行进，而且速度较快。

    这时，杨得志、苏振华部一纵接到刘邓的电令：以大纵深运动防御，在正面节节抗击，以消耗、迟滞、疲劳北进的敌人，继续钳制敌人主力并向北面偏东方向，以使其脱离平汉铁路，进入不利于敌的邯郸东南滏阳河套多沙地带，一面使敌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证我路西军在预定地区集结展开，以完成对敌合围钳击的部署。

    为了实现刘邓的意图，杨苏对兵力的使用作了统筹安排。由于敌人兵多、装备好、火力强、训练有素，而我一纵的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因此，决定使用装备较全、战斗作风顽强的第一旅杨俊生、邓存伦部，担任正面阻击强敌的任务，坚决阻敌于邯郸以南，不准其进入邯郸城。以三旅十六团坚守临漳城，从翼侧保障一旅阻击敌人，纵队骑兵团则先期后退往屯庄、崔曲、夹堤、小堤地区，为一旅的运动防御构筑最后一道防御阵地，以便把守住进入邯郸的门户。当天夜里，我一纵部队便与敌右翼先锋四十军一○六师接触，让其边打边进。

    敌人来势凶猛，战至10月23日拂晓，敌四十军已进至秦家营、商城、高本营之线，敌三十军进至横城地区，新八军进至左良、马头镇之线，仅距邯郸30余华里。这日上午，我第一旅的工事尚未完成，敌人的先头部队即向我第一旅的夹堤、崔曲、屯庄一线阵地展开攻击，我一旅在杨俊生旅长的沉着指挥下，一边战斗，一边加强工事，以顽强的斗志击退敌人多次冲锋。

    10月24日，敌三个军已全部渡过漳河倾注全力北犯。第四十军的李振清一○六师等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我第一旅阵地反复攻击，战斗空前残酷，战至黄昏，敌人用集中兵力攻点的办法，从夹堤、崔曲之间突入我一旅阵地，并进占南泊村、高庄一线。

    就在这紧要关头，我向心集结的参战部队已大部分赶到，二纵的第四旅孙庆德、刘明辉部，第六旅王天祥、刘华清部两个旅，在路西军左翼队指挥员刘庆德率领下，从临关方面赶到，控制了邯郸以西的张庄桥、罗城头、陈家岗地区。三纵在陈锡联统率下全部集中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则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这样，就对敌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也阻住了敌人进攻的势头，战线也相对稳定了。至此，我第一纵队以顽强的阻击，胜利完成了将敌钳制在邯郸以南的预定战场和掩护我主力向心集结的任务。

    川中名将刘伯承

    邯郸是个小得连名气都没有的地方，后来唐朝文人沈既济写了一部传奇小说。书中所描写的卢生，就是枕着吕翁借给他的枕头在邯郸大做“黄粱美梦”。从此以后，世人以为邯郸是个做梦的好地方。蒋介石生来就是一个迷信古人的人，于是，日本人刚刚投降，蒋介石就开始做起了占领华北战略要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邯郸，打通战略要线平汉路的安阳、石家庄段的“邯郸美梦”，上党一仗的惨败并没有让蒋介石从梦中醒来。

    这天，邯郸古道，扬起漠漠黄尘。十几匹高头大马，载着晋冀鲁豫军区精干的指挥班子，从太行深处疾驰而来。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匹栗色长鬃、四蹄踏雪的骏马，马背上端坐着身材魁伟的刘伯承，与他几乎并辔而行的是骑着纯青黧色骏马的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参谋长李达及其随行参谋、警卫紧随其后。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时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前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前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打援计”等等。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前苏联学习，进前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确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一门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着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确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的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用刘伯承是“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前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猫捕老鼠盘软了再吃

    入秋时分，天气已经渐凉，然而每匹飞奔的坐骑都是大汗淋漓，鼻孔喷着乳白的热气，似乎它们知道主人的急切。

    这时的平汉线新乡至邯郸段已是战云密布，尘烟滚滚。

    从“双十协定”公布的那天起，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就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七个师采取并进重叠配置，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路北进。他们企图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会合后，继续北进，再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这是一着十分厉害的棋！蒋介石的阴谋一旦得逞，将对华北的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影响我军先机控制东北，影响我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甚至会使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形势逆转，变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为一纸空文。

    紧迫的军情，使刚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立即召集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商量对策。10月12日，即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便起草了一份发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仍感到不大放心。因为这一仗实在关系重大，万一打不好，蒋介石的气焰将更加嚣张。于是，10月17日，他又致电给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再次强调：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个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线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对于平汉战役的最终到来，刘伯承、邓小平早有准备。上党战役胜利的局面已定但尚未完全结束，“双十协定”正在重庆签订的10月10日，刘邓便从上党前线回到军区驻地的赤岸村，着手先期部署，并给在上党战役中组建的各纵队领导发出指示：“为适应组织平汉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在平汉线的部队均归宏坤、再道、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洺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到处无力。”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刘邓更感到形势的紧迫和肩头的沉重。他们深知这一仗能否打好，不是晋冀鲁豫一个解放区的事，它关系到全国的形势，关系到国共两党的斗争。完成这样重大而紧急的战略任务，只能用两个字，那就是——必胜。

    然而，必胜是极其艰难的。此时，敌四路兵马的前锋已到达汤阴，四十军、新八军于16日自淇县北上；三十军14日到达新乡，15日到达汲县，16日向北开进；八十五军已接守新乡、淇县至汲县沿线交通；二十七军、三十八军正在郑州、开封一带紧急集结。浩浩8万兵马一旦全部压过来，势必与刘邓能够集中的、而且是刚刚完成了上党战役来不及休整的六万兵力形成巨大悬殊。

    在艰难中求得必胜，惟有依靠谋略。8万敌军，刘邓自然不会全部放进战场。他们决心将其中的3万5千隔在漳河以南，让游击队伍拖住，而把4万多一些的敌人割裂包围起来予以歼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敌我10万多兵马，且十分理想的预设战场。

    那些日子，刘伯承整天埋头于地图之中，不时与邓小平交换一下意见。渐渐，他们的目光聚焦于邯郸东南由漳河、滏阳河构成的河套。这个河套，像一个口朝东北的簸箕，簸箕的两角，一头连着曲周，一头连着陶馆，簸箕的肚兜是沙土地带，里面装着磁县、邯郸、临漳、肥乡和马头镇等敌人必争的城镇。

    刘伯承用红笔将这个大“簸箕”圈在地图上，凝视了一会儿，把笔一扔：“邓政委，你可记得古书里所说的微子这个人？”

    邓小平吸着香烟，会意道：“那是殷商时期商纣王的庶兄。”

    “正是此人。纣王无道，被西周所灭，微子就是从这里逃跑的。”

    “这里古时叫朝歌，微子是从朝歌逃往上党微子镇的。只可惜，如今的上党已被我军收复，国民党进入朝歌便钻进了口袋，想逃也无路了。”邓小平掐灭香烟的同时，将吸到嘴里的最后一口烟雾重重地吐到地图上。顿时，“簸箕”上硝烟滚滚。

    10月20日，刘邓率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太行山麓的赤岸村，向与邯郸咫尺之遥的峰峰矿区进发，实施对平汉战役的指挥。

    上党战役结束不到十天，新的大战又将开始。恰好在这几天里，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邓楠在亦岸出生了，他来不及细细品尝喜添千金的愉悦，更来不及把心头的父爱尽情地留给新生的女儿，便匆匆作别，走向新的前线。

    马队行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尘烟渐渐消散。路边的景物清晰起来，邯郸在望。刘伯承、邓小平信马由缰，欣赏着深秋的田野，眺望着举目可及的占城邯郸，谈兴随之而来。

    邯郸这座地处华北中部，有着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对于一位曾经留学前苏联、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来说，都不算陌生。他们从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敬侯自晋阳移都邯郸，说到邯郸城里著名的古迹遗址，诸如蔺相如的“回车巷”、赵国宫女的“梳妆楼”、“照眉池”，还有坐落在城墙西北角，至今雄风犹在的赵武灵王的丛台等等。

    “还有邯郸城外，平汉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名气可不小呢！”刘伯承笑着说。

    “如果我没猜错，你指的一定是黄粱那个车站。”邓小平接道。

    刘伯承点了点头，回身问随行的参谋、警卫：“你们哪个知道这个站名的典故和出处？”

    大家知道刘伯承要说“古”了，而且这个“古”一定和即将来临的作战有关，于是一起围拢过来，听刘伯承讲述这段故事——

    这是唐代沈既济所著的里记载的一段故事。古时候，有一个穷酸书生名叫卢生。为了建功树名，出将入相，他几次进京赶考都名落孙山。后来有一次，他中途住在邯郸的驿站中，遇到吕翁，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吕翁便给了他一个青瓷枕，让他先安睡一会儿，等着店主人把黄粱米饭蒸熟。卢生一着枕，很快进入梦乡。睡梦中他既娶妻又生子，而且中了进士，立了战功，累官至节度使，又当了十年丞相，高官厚禄，儿孙满堂，真可谓享不尽的富贵荣华……等他一觉醒来，才知道是美梦一场。看看身边，不但吕翁还在，而且连店主人的黄粱米饭还在锅里未蒸熟呢。

    刘伯承讲完故事，笑道：“蒋介石要摘胜利果实，做梦都想打通平汉铁路。可到底是谁给了他魔枕，让他做起了独霸华北、独霸全中国的黄粱美梦呢？”

    “当然还是吕翁，他的青瓷枕最灵。”邓小平认真地说，“只不过，蒋介石的命运还不如那个卢生。在这邯郸道上，我敢打个保票，他的黄粱永远也不会熟！”

    “一纵，一纵！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敌人堵在崔曲、赵庄、南堡一带，不能让他前进一步！”

    “张廷发吗？我是李达。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让我转告你，你们独立支队已经完成了侧击任务。从现在起，逐次向北转移，到丰乐、安阳以西，钳制北进之敌，决不能让他们加入到战场上来！”

    “对。对。我是李达……不行！一分钟也不能停留，10月24日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必须到达指定位置！”……

    设在峰峰矿区的指挥所里，李达放下一个电话，抓起一个电话，把刘邓的决心和命令不停地下达到各个参战部队。

    刘伯承和邓小平俯在地图上，密切注视着敌我的态势及其相互的推移。他们给敌人制造的是一个“口袋”，或曰一个“簸箕”，一个钳形的攻势格局。从部署上看，这无疑是绝妙的，但要实现这个绝妙的部署，还需经受时间和千变万化的战场形势的考验。

    首先是时间。由于上党战役刚刚结束，平汉战役紧接着发起，作为钳形攻势的两个“钳把子”——陈锡联率领的第三纵队、第十七师和杨勇率领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向平汉战场作向心集结运动之中；而作为“口袋”战术的口袋底子——第二纵队和太行第一支队，仍在秦基伟、孔庆德的指挥下在临洺关一带进行肃清伪军的战斗。参战的主力只有杨得志、苏振华率领的第一纵队先敌北渡漳河，于10月20日赶到了临漳、南东坊一线。

    而敌人的脚步却大大加快了。

    10月22日，敌先头集团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率领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五率领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为右翼，沿平汉铁路两侧全力压来。

    由于“口袋”和“铁钳”尚未形成，本来作为“袋口”和“钳嘴”的一纵只得绷紧“袋口”，咬紧“钳嘴”，阻住敌人的前进步伐。

    刘邓紧急电令杨得志、苏振华：以大纵深运动防御，在正面节节抗击，以消耗、迟滞、疲劳敌人，并继续钳制敌人主力引向偏东方向，以使其脱离平汉铁路，进入不利于敌人的邯郸东南釜阳河河套多沙地带，一面使敌人陷入不利的地形，另一面保证参战部队在预定地区集结展开，以完成对敌合围钳击的部署。

    为了实现统帅部的意图，杨得志、苏振华做了临战布置后，便带领纵队主力迅速展开，组成了阻击敌人的三道防线。

    22日拂晓，一纵四团在傅学阶团长的指挥下进入第一道防线阵地，扼守南东坊及附近村庄。上午10时，敌四十军的两个团向南东坊发起攻击。激战数日，四团予敌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至长巷营地区构筑第二道防御工事，准备迎击敌人次日的进攻。

    23日拂晓，一纵主力到达第三道防御地区。司令员杨得志于现场决定，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一旅担任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第二旅、第三旅集结于一旅阵地侧后，待一旅挫敌锐气后，给下面进攻的敌人以侧击，以保证一旅巩固正面阵地防御。

    然而，一旅的工事尚未完成，敌人的先头部队即向一旅防守的夹堤、崔曲、屯庄的一线阵地发起攻击。

    炮火铺天盖地，子弹像蝗虫一般，压得一旅抬不起头来。

    一个个战士倒下去了。一批批伤员抬下去了。

    一旅旅长杨俊生，这个江西苏区老赤卫队员的后代，这个从小父亲被国民党杀害的汉子眼里冒血了。他吼了一声：“老子今天倾家荡产了！旅部全体人员注意，跟我上一线！”

    旅长一声吼，司政后机关倾巢而出，补充到薄弱地段。他们一边战斗，一边构筑工事，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筑起一道血的防线。

    李达询问战况的电话又一次打来了。

    杨俊生望着黑鸦鸦拥上来的敌人，很沉稳地回答：“请转告刘邓首长，有我杨俊生，就有一旅；有我一旅，就有阵地！”

    “好一个杨俊生，好一个有我无敌！”

    峰峰指挥所里，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喟然长叹。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统帅经历过这种场面，他知道阻击强敌的前线是何等的惨烈，他甚至为这种惨烈的局面作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24日下午，敌人突破了一旅六团的侧翼阵地。

    人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晚上8点，杨俊生打来电话，一旅六团在朝城大队和纵队特务营的支援下，经过反复冲击，恢复了原有阵地。

    战争有时又像多米诺骨牌，一个点上的发力，就会形成连锁的轰动效应，使得全局发生根本的改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李达接到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电话：向心集结的参战部队已大部分赶到预定地点，第二纵队的第四旅和第六旅在孔庆德的率领下，控制了邯郸西南的张庄桥、罗城头、陈家岗地区；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全部集中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到达磁县以西地区。至此，对敌三面合围的钳形态势形成了！

    刘伯承深深吁了口气，兴奋地对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和李达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该我一个一个地收拾了！”

    在野战指挥所的刘伯承高兴地说：“敌人钻进了牛角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不过，打仗不能着急，猫捕老鼠，要盘软了再吃。”

    正像刘伯承所说，我军对敌的合围态势是非常之好的，但合围之后的攻击效果却不甚明显。这是由于敌人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兵力足，火力强，装备精良，不是一触即溃的豆腐渣。刘邓首长用兵是相当灵活的，根据当前态势立即决定：在敌精力尚未大大耗散、疲惫与挫折，我后续主力尚未到达前，暂不与敌决战。先将敌围困于滏阳河河套沙漠地带，以局部消灭手段实现大部消耗，借此争取时间，最后消灭敌人之主力。这便是刘邓常用的猫捕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

    李达参谋长遵照刘邓的指示给一、二、三纵部队发出待机总攻的指示：

    1．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不断与敌接触，机动集结，选敌弱点，以几路合击一点的向心战法，逐步歼灭其个别部队（由一、两排到一连一营，不打消耗仗），达到消耗其实力。

    2．除以地方游击队分头活动外，应分派多数精干小队（四五十人），携带小炮、掷弹筒等，于夜间挺入敌纵深，突击其心脏部队，尤其是各个首脑部，使其不得安息。

    3．敌人可能控制的桥梁，凡我不能控制时则破坏之，并捕灭小股出扰之部队，打沉所有船只，堵绝其逃跑，使敌完全团于河套之内。

    4．各部队主力应利用时间休整，注意休息及政治鼓动，研究歼灭敌之战法。

    上述四项任务，限定在两三天内积极进行，以争取我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后，全力击灭被围之敌。

    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等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昨（25日）夜作战，小有缴获，其性质仅是较大的战役侦察战。现敌是心虚而气还足，加之我后续部队一万三千人还未到达，故决心在滏阳河以南以东，继续疲困敌人，仅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求得一连一营的小歼灭战；而以精干小队，透入敌人纵深积极活动，主力集结休息。一俟后续部队到达，即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一两个师。”

    第二天，10月27日，毛泽东立即回了电报：

    “10月26日电悉。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必气挫。”

    同日，冀鲁豫军区杨勇司令员所部独立第四旅、十七师张威成支队、石志本支队赶到战场，刘邓首长完成了最后的总攻部署。

    这场平汉会战的决战时刻就要来到了，刘邓首长紧紧地掌握了这场会战的主动权，他们的决心正确而坚定。

    这是一场对大敌的合围钳制形攻歼战。

    整个战役，展现了多彩的、多阶段、多层次的奇观。一支捷足先登的强大兵团，控制了整个预设战场，钳制住全部敌人，以行驶顶风船的气概，顶住了比自身还强大几倍的敌人，守住了邯郸。

    29日下午，王定南三过火线，带来了高树勋决心起义的消息。

    平汉战役的“多米诺骨牌”倾倒了。高树勋所部1万余人的起义，不但迅速改变了平汉战场上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使国民党军的部署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军心也随之动摇。刘伯承、邓小平可以抽出手来，全力对付马法五的四十军和三十军了！

    擒贼先擒王

    当天下午，刘邓司令部接到南集团陈锡联的报告：“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一些村庄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刘伯承果断地说：

    “敌人要乱，我们要争取主动”。

    刘伯承立即走到地图前，提出了歼敌计划：“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军退路，以二纵从正北面向南压，待敌人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三十二军。”

    夜深了，但枪声、炮声、喊杀声却愈响愈激烈。敌三十军鲁崇义部的六十七师退到西王槽至冢王之线占领掩护阵地后，其主力马法五部随即于31日拂晓前，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向南突围。当敌脱离主阵地后，杨得志的一纵从东面，陈锡联的三纵从西面，分多路向突围之敌实施扇击。二纵及冀南军区部队在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下由北向南跟踪追击，而杨勇、张廷发部则前出漳河南北进行兜击。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部1万余人，窜至前后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被我包围，据守村落顽抗。

    这时，被我隔在洞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三十二军，为解马法五之围，以主力向我伸入漳河南岸的独立支队阵地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指战员们为确保全歼马法五部而顽强坚守着阵地，将敌阻于漳河以南。

    在峰峰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

    邓小平政委分析了战况之后说：“要迅速打开局面。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绝不能让敌三十二军加上来”。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司令员接着说：“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要集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

    部队经过周密侦察得知马法五的长官部在前旗杆樟。

    黄昏时分我军对马的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

    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主力一部从北猛攻前旗杆樟；三纵主力从西，二纵主力从北进攻东西玉槽。敌人拼死顽抗，我军指战员则英勇向前，战况激烈异常，整个战场一片火海。我党我军的许多优秀战士、干部，流尽自己最后一滴热血，但勇士们前仆后继，越战越勇，战至11月1日夜，我军突入马法五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东西南北各路人马，奋起围追堵截溃逃之敌。

    此时，敌人的队形已混乱不堪，互相践踏，争相逃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战到11月2日午前，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全部被歼。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一纵三旅二团警卫连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长官部参谋长宋肯堂。

    在我军阻击下，石家庄和安阳出援的敌军听到马法五被全歼，也闻风撤退了。

    至此，历时10余天的平汉战役胜利结束。敌部23000余人被歼。平汉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也进一步促成晋冀鲁豫我军从打游击战为主到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而发展成一支能够打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

    这次蒋介石派了两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三个军零一个纵队，在其他各路进犯军配合下，沿战略要线平汉路大举进攻，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到达邯郸，反而遭到两个军全军覆没，一个军零一个纵队举行战场起义的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