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备战平汉线

    乘刘伯承进行上党战役之际，蒋介石急匆匆调兵遣将，把胡宗南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通过同蒲路南段进入正太路，抢占石家庄。同时调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三十二军、八十五军、二十七军、五十八军、七十八军等八个军十五万人，向平汉铁路郑州至新乡一线集结、装备、补充，目的是沿平汉铁路北犯邯郸，打通新乡到石家庄的铁路线，以便把大量军队从陆路进入解放区。

    晋冀鲁豫前线形势骤紧。平汉线上目前只有磁县、邯郸在我手中。邯郸北面的紫山、临洺关，东面的永年、肥乡、成安、临漳都在敌人的手里。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十月十二日下令马法五沿平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

    要知道，刘伯承司令员肩上的担子是多么重，晋冀鲁豫首当其冲。陈赓纵队西去，太岳兵力全部用于同蒲线，阻止胡宗南第一军继续北上。安阳没有拿下来，只有放敌人进来，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以东地区迎击敌人。太行、冀南、冀鲁豫兵力加在一起，不及平汉敌人的半数。邯郸前线，又将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但又必须进行。

    早在9月29日，上党作战正处在围攻长治城的激烈战斗中，阎锡山以八个师两万多人的援兵，自沁县南下，增援长治。同日，毛主席来电指出，平汉线是主要战场，应迅速集中兵力于平汉线阻蒋北上。

    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决定：先打阎锡山的援兵。同时致电中央：一俟阎锡山援军被歼，立即全力执行阻蒋北上任务。冀南部队于消灭援军后即先行开赴平汉前线。

    刘伯承邓小平在一起研究作战方案阎锡山的援兵，于10月6日被歼于老爷山至土落之间的浊漳河河谷地区。上党战役还没有最后结束，刘伯承司令员立即走到地图跟前，测量从山西质亭到邯郸的距离和行军路线上的路况，测量从河南新乡到邯郸的距离。相比之下有天壤之别。新乡到邯郸的道路，全是一马平川，毫无险阻的阳关大道。从厂虎亭到邯郸四百里，全是山路，并且隔着一座横宽直径一百公里的太行山。

    刘司令员命令作战处长梁近：“让陈再道、秦基伟立即来领受任务。”司令员脸上丝毫没有轻松的表情。进行这上党战役好不艰难。须苦心经营，周密策划。上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不把上党这个战略要地夺在手里，等于背上被敌人插上一把刀。现在长治敌人还在，还没得到最后解决，但是已经向中央做了保证，必须不折不扣地胜利结束这个战役。

    秦基伟、陈再道满身泥水闯进黄碾镇。黄碾镇呈现出新的紧张气氛。司令部人员整装待发，丝毫不像大战即将结束时的轻松，却像马上要奔赴前线的样子。

    刘伯承司令员指着地图向秦基伟和陈再道说：“你们立即率部队东返，迅速攻占邯郸以北的紫山和临洺关两据点。”司令员没有让他们坐下来休息片刻。须知部队还在战场上，敌人两万多人全军覆没在浊漳河谷，一场大的拼杀刚刚结束。

    邓小平政委理解司令员这一措施，因为即将到来的邯郸战役，那是规模更大更艰巨的战役，等不得部队战后休息整顿。必须争取时间，把参加上党作战的主力部队和几万民兵调下山去。这个调动不是轻易的，必须分秒必争。等待发言的陈再道说：“困难想办法克服。这是命令，立即执行。”这一切都表明：情况紧急，在时间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达参谋长说：“前指随冀南部队东返。”

    上党战役还在紧张地进行。10月8日，长治守敌史泽波率一万二千多人弃城西逃。陈赓受命从土落以急行军的速度去截击。10月10日，陈赓于沁河河谷桃川沟、将军岭一线截住史泽波，展开激战。

    就在这天，十月十日，刘邓发布关于邯郸作战给一、二纵队指挥员的指示电报：

    “为适时组织邯郸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部队，均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因我未能及时占领安阳，而邯郸北面之临氵名关、紫山两据点，和成安、临漳、永年、肥乡、任县等城尚在敌手。建议以坚强的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并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洺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准备在漳河以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战场，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陈再道已到涉县，命其速开武安。一面补充，一面攻占紫山和临洺关。”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带前方指挥部离开黄碾镇率先东返。

    10月12日，陈赓全歼长治西逃敌人，活捉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大获全胜。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命令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沿平汉铁路北进。

    真是十万火急。攻占临洺关关和紫山，解除邯郸背后的威胁，巩固邯郸的地位。以主力控制安阳、汤阴两侧，监视敌人，迟滞敌人北进。同时急调上党参战的部队和几万民兵出山，以便迎战沿平汉路北犯的蒋军。

    大队人马和参战民兵匆匆撤离上党战场，翻越太行山兼程东返。千军万马充塞于太行山深山峡谷之中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疾走。埋锅，做饭，休息，只是仓促的瞬间，为的是不失时机地赶到邯郸地区迎战强敌。

    难以逾越的太行山，山高涧深，石多路窄。多是曲折盘亘的羊肠小道。要想从这里迅速调出几万人马，谈何容易。而且部队从九月初开始作战，整整打了四十多天，风风雨雨，泥水载途，南北奔波，攻城略地，一天没得休整，又刻不容缓地奔向另一个战场，投入一个更艰巨的以寡敌众的会战。

    作战处长梁近和作战科长张华走在部队的行列里。

    从太行山东行，走的是下坡路。一路都是小跑，真使人有收不住脚的感觉。像一条长龙从太行山高处蜿蜒而下，脚下荡起很高的尘雾，加深着大军行进的气氛。

    站在太行山上向东望去，才感到上党地势的特殊：太行山拔地而起，高出河北平原两千多米，高过泰山的绝顶，如同站在云端里一样。来时上山，一路攀登，步步高升，累得通身大汗。好容易才登上人称“天下脊”的太行山。现在站在“天下脊”上回首东望，这才领会到苏东坡词中的“回首望三吴”的意境。太行山以东，大地陡然下沉2000米，远望前方，无际无涯，烟波浩渺，直下三吴，大有一泻千里之势。

    张华提醒梁近说：“现在解除你心里的顾虑了吧？上党战役取得胜利，现正向平汉线上集中主力部队。现在我们和毛主席的意见完全一致了。”梁近说：“我一贯主张照章办事，上级怎么指示就怎么办，即使出了差错，下边是执行者，不负决策错误之责。如果不照办，搞另外一套，即使取得胜利，也是违令进行的。现在上党战役取得很大胜利，但是放胡宗南两个军进入华北，使我军向东北、冀热辽转移兵力，受到严重威胁。就在打阎锡山援兵以前中央来电，指出平汉是主要战场，应迅速在平汉路集中主力。而我们强调当前主要是打阎锡山的援兵。”

    张华说：“我们两个又继续前次行军路上的辩论了。不过那时是自长治北天河发出电报之后北上打阎锡山的援兵，今天是上党战役取得胜利，我向平汉前线行军。我们消灭敌人四个军，放进敌人两个军，有利有弊，唯在大小。上党是华北战略要地，它南制中原，北控幽燕，东临齐鲁，西扼秦晋。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敌人发动内战，向北调兵，我晋冀鲁豫首当其冲。上党在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着关系着战略全局，不是一地一时之利。就目前敌我形势看，晋冀鲁豫战局仍然是分兵把守：陈赓把守同蒲路，是以少对多；我们把守平汉路，是以寡敌众，不是新鲜路数。”

    梁近说：“但这是稳妥的做法，可以阻止蒋军继续北进。蒋介石有恃无恐，手中有四百三十万兵，又有美国做后台，内战一触即发，很可能又形成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的局面。”

    张华说：“历史可以惊人的相似，但绝不会重演，你放心。我们有了几十万人民军队，不是十年内战可比，也不是八年抗日战争可比。抗战开始红军不足三万……。”

    梁近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想要和平，蒋介石想打，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越打越大，无止无休……。”

    张华说：“你真以为蒋介石会送给你一个和平吗？他是一边谈一边加紧调兵，准备全面内战，不消灭我们他是死都不会瞑目的。”

    梁近长叹一声：“本想打走日本，重建家园，过上太平日子。我们已经是连年打仗：三年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他确实是有点厌烦战争了，消极情绪主宰了他，害怕无止无休地打下去。“日本投降才几天，蒋介石把几十万军队装备起来，运到解放区边沿。三十军是从湖北三斗坪调来的，高树勋新八军是从河南南召大山里调过来的。蒋介石为的是以精锐之师击我疲惫之旅。趁我上党作战之际，打通平汉路，把大量军队源源北开，我晋冀鲁豫首当其冲。想消灭敌人，得有足够的消灭敌人的力量。目前，我集中全部兵力不及敌人的一半，陈赓已无暇东顾了！这就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蒋介石并不是不懂军事的。他乘日本投降，趁我解放区军民浴血八年打得精疲力竭之际，调动大军进攻，把战争的重担压在解放区人民身上。可见他不是没有见解的。”

    赤岸村，坐落在太行山中清漳河畔。面对碧绿的清漳河水，两侧是太行山嵯峨的山峰耸立天际。清漳河水如同从太行山心脏里涌出的甘泉，清凉甘冽，永不停歇地流着。这里是晋冀鲁豫战略区的神经中枢，上党战役的第一号作战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现在司令部又为新的战役制订计划。

    地图展开：晋冀鲁豫广袤的幅员，以五万分之一的缩小了的图形，陡立在北面墙壁上，占据了整扇的墙壁。山脉、河流、村镇、道路、铁路，历历在目，万里山河尽收眼底。

    太行山脉东侧，山势顿减，只剩低矮的丘陵，像从巨浪的高峰辐射下来的微波，镶在广阔无边的平原的边沿。平汉铁路越过黄河，侧着太行山北上，通过邯郸直抵石家庄，和正太铁路接轨。正太路从晋中平原起，东行横切太行山脉，进入河北平原。

    现在已经不是八月末的情景：八月二十三日，阎锡山侵占了上党盆地中心六座县城，现在已经把蓝色标记换成红色标记，上党为我所有，拔除了敌人插在晋东南心脏中心的刀子，懈除了我心腹之患。只是胡宗南的两个军，从正太路上迂回过来，占领了石家庄。太行山南端东侧，从郑州到新乡之线，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指挥的八个军十五万人，沿平汉铁路向北推进。大军压境，华北解放区面临着一场殊死的拼杀。

    梁近报告：“平汉线敌人分两个梯队。马法五、高树勋率第一梯队：孙连仲的三个军——四十军、新八军、三十军，加一个商震的三十二军，已经在新乡一线集结完毕。三十军在淇县，四十军、新八军在汲县，三十二军在忠义村；八十五军进驻新乡，三十八军在郑州，二十七军、七十八军在开进中。前边三个军：三十军辖二十七师、三十师、六十七师，美械武装；四十军辖三十九师，一O六师；新八军辖六师、二十九师，附河北民军一个纵队。四个军总兵力八万人。”

    邓小平政委在倾听着梁近的敌情报告。

    刘伯承司令员在一边踱着步，一边思考着；他从不先做决断，总是先听下边工作人员的意见，让参谋部的人畅所欲言。

    李达参谋长说：“蒋介石于十月十二日下进攻令，马法五十四日开始行动，中间只准备了两天，可以算得上雷厉风行了。”

    邓小平政委说：“前边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旧西北军的班底，比较有战斗力，都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军官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有统驭经验。士兵久经训练，看来蒋介石要以这三个军打头阵。”

    梁近说：“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敌人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以临战姿态寻我主力作战。我们兵力单薄，装备简陋。并且两个战役紧紧衔接，中间没有一点空隙，使我山上山下疲于奔命。陈赓西去，截击胡宗南第一军北上，太岳兵力无暇东顾。只有依靠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区的兵力。但是这三个军区的全部力量只有六万人。马法五、高树勋第一梯队四个军是八万人。况且我是临时从各地调兵，即便日夜兼程回师平汉，也很难比得上敌人推进的速度。何况蒋介石正是瞅准这个时机，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刘伯承司令员问张华：“陈再道、秦基伟到了什么地方？”

    张华说：“他们已经到了武安，部队还没完全赶到，已命令陈锡联尾冀南部队跟进。”

    刘伯承司令员向李达参谋长说：“命令陈再道、秦基伟迅速组织战斗，尽快拿下临滔关和紫山。现在邯郸以南，我只有杨得志一个纵队。”

    梁近说：“杨得志刚刚动员部队北上。部队全部轻装，准备到山海关去补充装备……”他做了一个莫明其妙的手势。

    现在处于命令已经下达，部队都在运动之中。临洺关、紫山作战还没开始，邯郸背后的威胁还没解除。马法五却已经开始行动。

    刘伯承司令员不急不慌。司令员需要听听这些意见。他不反对参谋人员叫苦，叫困难，说反话。梁近担心的全是事实，这可以提醒司令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作为参谋人员，不能冒失和莽撞，而应充分考虑困难和实际问题，摆出全部困难和个人想法。陈再道、秦基伟刚集中部队，陈锡联部队还在太行山深山峡谷之中，杨得志的纵队要从作战地区撤出来，都在运动中，没有到位。要想在滏阳河套、漳河以北迎战敌人，还有很多必须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杨得志一个纵队不足两万人，没有重火器，而马法五的第一梯队是八万人。这是必须考虑的严肃问题。特别是政委提出的问题，孙连仲这几个军是难对付的。中央十分关注平汉线方面的情况。因为这里是蒋介石大举北犯的正路，就因为我们卡住邯郸，阻住了蒋介石的通路。

    作战处长梁近是从双方兵力着眼，把一切可以看到的条件对比起来，用加减法来运算，得出的结果我们全是负数。他的结论是由此而发的。

    刘伯承司令员不单着眼于兵力装备的对比，更着眼于敌人的政治、战略思想、敌人统治集团的派系和心理、计谋及因此而表现出来的敌人的阵法和兵力展开的态势。循着敌人骄傲、轻敌、迫不及待地想打我一个措手不及的心情，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诱敌于预定战场的打法。为此想起古代发生在这一地区的战例，可将其作为今天的借鉴。他走到地图跟前指着地图说：“黄帝战炎帝和蚩尤，两次都是把强敌从河南诱到河北平原上击败的。《孙子兵法》在《行军篇》上说黄帝利用‘四军之利’，就是指这里西有山谷，南北有河川，滏阳河东是斥泽和平陆，不宜敌久留，但便于我展开部队。我们一面加强平汉铁路两侧的活动，钳制敌人后续部队，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抑留更多的兵员于后方交通线上，一面诱使马法五先头部队到漳河以北，进入滏阳河套的沙区地带。利用漳河切断敌人后续部队。”

    我们把三个军区的主力搜罗净尽，仍比马法五第一梯队的八万人少两万。司令员是考虑到这一严重事实的，这一仗不是好打的，必须周密组织，充分估量敌我双方力量，又得说服思想不通和有畏难情绪的人。

    机要科长送来毛主席的电报：“在你们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一个更大的胜利。下一次即将到来的邯郸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南、冀鲁豫的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精密地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

    刘伯承司令员向邓小平政委说：“根据毛主席指示，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峰峰。”

    邓小平政委说：“先把作战计划定下来，下达全军，让下面干部有所准备，指挥部即刻前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面命令日军在原地对我军“作有效之防御”，收编伪军为“收复失地”的“先遣军”；一面派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和交通线。这是国民党民队向我军控制地区的战略要地开进的情景。情报处长报告：“新乡敌人14日开始北进，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高树勋的新八军为先头，商震的三十二军跟进，组成第一梯队。孙殿英的四路军已经到达汤阴，四十军、新八军，今天10月16日自淇县北上，三十军今日自汲县北开。三十二军集结忠义村。八十五军已经进驻新乡，后三个军向郑州集结。”

    刘伯承司令员说：“蒋介石计划陆路——平汉、津浦、同蒲三路进兵。因为三路距离太远，只能作战略的配合，不能作战役的配合，所以还算孤军作战。蒋介石把四个杂牌军推到第一线来，让他的嫡系王仲廉的八十五军在后边督战。马法五攻击前进无疑，第一马法五想打一下，第二他没有后路可退。”

    梁近说：“陈再道来电，一纵集结完毕，正做战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侦察。陈锡联尚在路上，张廷发的独立支队正侧平汉路北进。杨得志来电，已经撤出安阳地区，准备北渡漳河，杨勇率骑兵团北上。”他说：“大致情况是这样，其他应调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他说：“二纵集结完毕，准备打紫山和临洺关。邯郸以北作战还需时日，应调的部队至少还须7～10才能赶到。”

    刘伯承司令员向李达参谋长说：“马法五狂妄，傲气十足，夜郎自大，不用飞机不用坦克，想轻装急进直取邯郸。我用杨得志纵队，从东面侧击、阻挠、迟滞马法五的前进，争取时间，拿下临洺关和紫山，等待后续部队赶来。命令陈锡联速开武安，以便策应陈再道、秦基伟和杨得志。命令杨得志，当马法五到达安阳后，北渡潭河，攻占临漳城和南东方村。”

    敢打敢拼杨得志

    杨得志，1911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市）的一个小山村。童年时，家庭人多，父母先后育有十四个子女，因生活贫穷，最后活下来的无几。家里一无田、二无地，连住的两间茅草屋也是别人的。父亲和叔父都是穷铁匠，终日在外奔波谋生，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打铁的少许收入。杨得志只读过几天、等，自小就开始跟随父亲走街串巷学打铁。他11岁那年，母亲得病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熬了，他不得不离家到十几里外去给人家当放牛娃。14岁那年，他随哥哥到江西安源煤矿做童工，当挑夫（挑煤的挑夫），16岁时又到衡阳的筑路工地上做工。1928年2月，他与25个筑路工人一起投奔了由朱德、陈毅在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师，不久随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砻市胜利会师，成为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红4军中的一名战士。同年10月，杨得志在井冈山黄坳的一座小庙里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的军龄尚不满一年，年龄不过18岁。

    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赣南闽西转战了整整六个年头。杨得志随部队南征北战，出没于枪林弹雨。他作战勇敢，头脑机敏灵活，在几年的时光里，杨得志从士兵逐步地晋升为红军排长、连长、团长。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杨得志接任具有光荣战史的红1军第1师第1团团长职务，他率领所属的三个营打了许多硬仗、恶仗、苦仗。在福建建宁三甲掌的战斗中，红1团以一个团的兵力顶住了敌人炮火的狂轰滥炸和三个师的进攻，从此更加声名大震。1934年9、10月间，红1团奉命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一带“死守”了一个月左右，仗打得极为艰苦，英勇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归于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央红军刚刚踏上征程，就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杨得志领导的红1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担当着开路先锋或掩护后卫的重任。蒋介石部署在第一道封锁线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安远、信丰一线的中央军余汉谋的部队，共三个团。敌人不仅武器精良，而且还沿公路两旁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神气、狂妄得很。战斗打响后，红1团的战士们以饿虎扑食之势冲向敌人，斗志之勇猛，动作之迅速，令这些有备之敌都无法招架，结果只用了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并没有摆脱困境，部队几乎一直处于昼夜不停的强行军中。红1团由于担负着开辟道路的重任，因此更加紧张、更加疲劳。进入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杨得志率领着战士们一步一个血印地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一个个山头。翻过九峰山后，红1团由前锋改为后卫，在左翼掩护中央纵队。1935年1月，红1团再次作为先遣团奉命突破乌江。当时，中央红军的所有机关和部队都集结在乌江西岸，数十万敌军尾追在后，而附近的村庄别说没有船，就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找不到。乌江水深流急，徒涉是不可能的。焦急万分的杨得志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动静，忽然发现水中随波漂流的一节竹竿，他灵机一动，立即命令部队砍山竹，扎竹筏强渡，从而一举突破了乌江天险。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杨得志指挥的最为著名也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的先遣队，红1团在渡过金沙江、穿过彝族区后，冒雨急行军了一天一夜，到达了大渡河畔一个离安顺场只有15华里的小村。比起以往，红军此时的处境更为险恶：后有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的数十万大军在紧紧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部队扼守于大渡河所有的渡口。蒋介石吹牛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左右夹击，共军插翅难飞。他发誓要让红军全军覆没，做“石达开第二”。能否迅速渡过大渡河关系数万红军的生命。杨得志指挥红1团首先消灭了安顺场的守敌，夺取了惟一的一条船。接着又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敢死队。在我方炮火的有力支援下，在敌人的疯狂扫射下，在惊涛骇浪中，17名勇士分成两批进行强渡，很快攻占了敌人的滩头阵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为全军渡河奠定了立足点。杨得志是继17勇士之后乘第三船过河的，望着滔滔的江水，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强渡大渡河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得志率红1团参加了直罗镇战斗，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央决定进行东征。所谓东征，就是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通过山西，开赴冀、察前线，直接对敌作战。

    东征前，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抗日先锋军，杨得志担任红1师副师长。部队东渡黄河前，杨得志以他一贯的作风，亲自带几个侦察兵前往预定的渡口实地勘察地形，了解敌情。红军东征胜利回师以后，6月又西征甘肃、宁夏。此时杨得志调任红2师师长。红2师是军团的前卫，进入陇东的第一仗是攻打通往宁夏要冲的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曲子镇有10米高的城墙，城墙外还有很深的堑壕。把守曲子镇的是外号叫“野骡子”的冶成章，他是西北“四马”之一马鸿宾的手下干将。“野骡子”确实野得很，他的部下有不少亡命之徒，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大刀，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那时我方没有炮，机枪也很少，杨得志把指挥所设在最前沿，指挥部队凭着步枪、手榴弹发动攻击，战斗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打到深夜，敌人的三四百人大部被歼，“野骡子”也受伤被俘。10月初，西征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震动了蒋介石，他调集大批人马，企图趁我立足未稳围歼我军。为粉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中央制定了山城堡战斗计划，由彭德怀、刘伯承直接指挥。红2师的任务是协同红15军团向山城堡西北方向进攻，截断敌人的退路。11月21日，部队发起总攻。战斗中红2师第5团进攻被阻，部队伤亡很大。杨得志急忙赶往第5团，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网，发现敌人主要是利用山上的几座炮楼控制着制高点，用轻、重机枪严密地封锁着红5团进攻的道路。于是，他命令把大部队收回来，派小分队迂回进攻，先敲掉敌人的炮楼。这一招果然有效。这里的山头很快被我拿下。在这场战斗中，红2师的第4团与敌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也取得了胜利。山城堡战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是我军在历史转折中进行的一次重要战斗，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西北站稳了脚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杨得志正在“抗大”学习。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期学员提前结业，杨得志回到了老部队。8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18集团军），下辖三个师，杨得志任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团长，不久，他率所部三个营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此役打出了我军的威风，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不久，因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有病，朱德命杨得志为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

    1938年春，日军为了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调集曾参加过淞沪战争的主力和驻华北重点地区的部分兵力，企图占领徐州，打通津浦铁路，因而减少了在华北的兵力。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一带的抗战。同年夏天，杨得志率第344旅前往执行任务。他们所去的地方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战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之战、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的南下与西进，起着很大的作用。翻过太行山，越过平汉铁路，刚受命代理旅长的杨得志率100多人与在那里的韩先楚部689团会合。一个月以后，杨得志指挥的部队就基本上肃清了平汉线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区以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抗日政权。

    1939年2月初，杨得志奉命再次率部挺进冀鲁豫边区，他们与当地的游击队组编成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不久，冀鲁豫支队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他们对金乡县城的日本守军进行了突然袭击，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金乡县的白浮图，对日军的一个汽车队发起猛攻，将日军赶跑；他们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看到八路军敢打能胜，当地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不久便被发动起来了，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当时，冀鲁豫边区日军较少，而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却很多，土匪司令多如牛毛。为此，冀鲁豫支队在一段时间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付汉奸、土匪司令上。他们抓汉奸头子，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反动分子，对那些被裹胁的贫苦农民和可以争取的土匪强盗则尽力争取，很快便扩大了抗日武装，冀鲁豫支队也由最初的两千人扩大到1.7万人。针对国民党亲日派搞摩擦，企图把我军挤走挤垮的阴谋，杨得志采取了以“挤”对“挤”的策略，先后率部讨伐了顽军石友三、高树勋和卢翼之部，打败了丁树本部，从而完全控制了冀鲁豫边区。中共中央北方局闻讯之后决定立即成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任命杨得志为司令员，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杨得志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打出了一片天地。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很快到来了。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亦称黄泛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疯狂的大“扫荡”。

    一天，杨得志指挥部队即将打垮国民党的“剿共第一军”李英部时，预先隐蔽集结的日军第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以及伪军共约1万多步、骑兵，在100多辆汽车、坦克和20余门重炮的掩护下，分五路向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时近黄昏，一望无际的黄泛区内，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的坦克和汽车的隆隆声穿透沙尘，越来越近。突围已经来不及了。杨得志果断地命令部队先隐蔽在附近的枣树林子里。走在前面的伪军不敢贸然进入林子搜索，只是停在原地等待日军大部队的到来。杨得志在林中看到这一切，他迅速带领部队借助黑夜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军的中间穿插了出去。之后，他们又转移到敌人守备空虚的地方，顺利到达山东省范县西北的观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这次大“扫荡”，敌人几乎是倾巢而出，杨得志决定避实就虚，绕开敌人的主力，直捣敌人的老窝，逼敌分散兵力，然后在运动中杀伤敌军。由于杨得志的正确指挥，日军来势汹汹的大“扫荡”，仅用9天的时间就被我军粉碎了。日、伪顽军被赶出了沙区。此后，冀鲁豫军区的军民在杨得志的领导下打得愈加有声有色，他们先后痛击了“蚕食”我根据地的顽军孙良诚、杜淑、李仙洲部，多次粉碎日军的“大扫荡”。

    1944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杨得志带领冀鲁豫军区的主力离开战斗了7年多的华北和创建了5年多的冀鲁豫边区，行军75天，行程2583华里，翻过急流险沟，高山峻岭，冲过日军在平汉、同蒲铁路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胜利到达延安，杨得志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1945年，他作为冀鲁豫军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七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军区。“七大”闭幕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得志也得到命令，立即离开陕北，回冀鲁豫根据地去。不久，以原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主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下辖三个旅。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杨得志领导的第1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当时，邯郸是晋冀鲁豫人民政府所在地，蒋介石为了实行控制以邯郸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实现其打通平汉线，运兵强占东北的野心，遂派重兵与我争夺邯郸。中央要求聚歼北犯邯郸之敌。由于兄弟部队尚在开进途中，装备不全的第1纵队必须暂时抗击总兵力超过我三倍的进犯之敌。

    战斗首先在距邯郸只有十几里地的崔曲一线展开，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和激烈，双方基本上是在逐屋逐巷地进行着争夺，彼此的伤亡都很大。两军相搏勇者胜。在我方的拼死搏斗下，崔曲县失而复得。其后，在兄弟部队的相互配合下，企图南窜之敌被消灭于旗杆漳一带，此前敌新8军军长高树勋已率部起义，而敌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被活捉。平汉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打通平汉线的“黄粱梦”。毛泽东在电报中称，该役大捷是“伟大的胜利”。

    1946年底，杨得志奉命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调到第2纵队，第二年7月又调任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9月，蒋介石从晋察冀地区抽调了三个师出关增援东北，晋察冀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杨得志等野司领导决定抓住时机，对敌展开攻势，在运动中打一个歼灭战。

    他们制定了“围城打援”的计划，以围攻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之地的徐水，吸引敌人来援。不久，敌援军果然被调出来了。正当我军按预案进行北进西移时，敌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敌军主力中的主力——驻守石家庄的第3军罗历戎也出洞了，欲南北夹击我军。

    寻找和捕捉战机，是战争学中一项重大的指挥艺术，它需要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熟悉和掌握敌情动态，并据此作出迅速果断的判断，确定切实可行、有利于我的部署，这对指挥员的胆魄、决心、毅力、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又往往发生在战役全面展开后所发生的战前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上。

    此时的杨得志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他当即与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在路边蹲下，围拢着地图商议，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打掉送上门来的罗历戎部，从而改变局部战场上长期以来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

    从接到敌情有变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因为时间紧迫，身边又没有电台，此时改变作战计划，他们只能先斩后奏了。此次战役的关键是我军能否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历戎部队的前面到达清风店。

    当时，我军离清风店尚距200华里左右，而半机械化装备的敌军离那里却只有90华里，200里比90里，我军硬是靠着自己的铁脚板在一昼夜间跑到了敌人的前面，赢得了可贵的战机。当罗历戎部被阻击在清风店周围时，他才发现挡在他面前的是从天而降的我军主力。及至到了清风店，杨得志才向上级报告了他们的行动。

    战役在10月20日打响，至22日上午结束，清风店一役共歼敌2万余人，生俘敌第3军包括罗历戎在内的正副军长等将校级军官10名，从军长到马夫没有逃掉一个。聂荣臻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胜利的意义，朱德总司令也为战役的胜利专门作了一首诗。清风店一役是我军指挥员主动创造的一次战役，是杨得志军旅生涯中的一篇杰作。

    清风店战役之后，杨得志率部又乘胜追击，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拔下了石家庄这颗楔在华北解放区中间的钉子，摧毁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这座“石门”。石家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朱德称此役为我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从1948年底开始，杨罗耿兵团一路马不停蹄，披荆斩棘：围打新保安，吃掉了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夺取太原城，端了阎锡山的老窝；进军大西北，苦战兰州，消灭青海马家军马步芳的主力，直到解放宁夏银川，为新中国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后，杨得志任第19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率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点将要杨得志的第19兵团赴朝。这样，1951年6月12日傍晚，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杨得志率第19兵团分四路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出国前，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等人，为他们送行。周总理自豪地说“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去，叫做‘三杨开泰’！”第19兵团入朝后参加了1952年4月22日开始的历时五十多天的第五次战役，粉碎了敌人在我侧后登陆、夹击我军的计划，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于不久接受了停战谈判。

    其后两年，敌我双方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志愿军配合谈判，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并继之发动了两次有目的的进攻，大量杀伤与消耗了敌人。其中，1951年10月第19兵团的第64军和第47军所进行的马良山阻击战打得非常漂亮，该山岭成为敌侵朝联军在西线的“伤心岭”。

    1952年10月25日，金日成首相举行酒会，招待志愿军代表团，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司令员，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已经回国，作战方面的指挥工作主要由杨得志担负。在“志司”，杨得志有这样一个习惯：通常是战前一个人仔细阅读、研究文电、分析敌情、反反复复思考，等情况熟记在心中或有了方案雏形，再听作战处同志、周围同志的意见，或是让大家七觜八舌地讨论，从中吸取精华，与自己的思路糅合在一起，取长补短，形成方案，再交给大家讨论，最后定下决心。在朝鲜战争期间，杨得志还直接参与指挥了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1953年8月，杨得志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回国。10月1日，他与全体代表团同志参加了庄严隆重的建国四周年国庆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4年11月，中央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司令员。为表彰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卓越贡献，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政府授予杨得志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杨得志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毕业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自1973年起，杨得志相继任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从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杨得志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著有《横戈马上》（1984年）和《为了和平》（1987年）两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