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0年代头脑清醒而又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来说，经历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反右倾运动，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与幻灭的感觉。“信仰没有改变，对领袖的忠诚和崇拜没有改变，但面对现实的诸多现象，他们毕竟有一些诧异，有一些疑惑。”8 这种心态的描述也适合于邓拓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他写于《燕山夜话》9与《三家村札记》中的杂文，内容非常驳杂，但确实有一些现实感很强烈，也很有思想的锋芒。邓拓的性格中，兼具政治家与文人的两重人格，他既是一位党性原则与政治操守都很坚定、也颇具务实精神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颇具见识与独立性、不愿随时俯仰的知识分子。前者使他具有强烈的参与现实的精神，像他在《事事关心》中引用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0，后者使他在关注社会现实时不愿只写赞美的颂歌而要以讽喻的态度针砭时弊，以求引起改进的注意，这就不免与时代的抒情大合唱不合拍。“三家村”的文字狱之所以能够发生，今天看来，主要是因为党内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但选择邓拓等人作为突破口，却也与他们此前这些“不合时宜”的表现有关。60年代的政治运作过程，已经容不得邓拓性格中强烈的“书生意气”. 所以当党的路线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不免被深文周纳，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阅读《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及其它一些邓拓的杂文，确实可以感受到邓拓身上强烈的书生气质。这些杂文以渊博的知识谈古论今，从古籍考证一直说到农业生产，从书法、绘画、文学谈到科技与智谋，古今中外的知识在他征引来显得非常熟练，尤其是古籍方面的知识，对他来说更是驾轻就熟、挥洒自如。这使他的文章具有相当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书生气质，确实是邓拓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于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他的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他从古籍与文化得到的，也显然不仅是皮毛：“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邓拓获得的显然不只是诗词书画的技能训练，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 邓拓的人格显然与他所景仰和爱慕的历史人物如苏东坡、林则徐、郑板桥等不无共同之处：“这些人物都才华卓绝，但他们都有过怀才不遇或者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没有让他们消沉，他们在诗词书画里寄寓着忧思。他们依然关怀着芸芸众生，忧国忧民的情结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淡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从来没有萎缩过。仕途可以中断，政治抱负可以只是梦想，但人格却不能变形。”11作为党内知识分子，邓拓与当时那些与时俯仰、见风使舵、欲擒故纵的政客和文痞不同，他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与政治操守，人格上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正如他在《郑板桥和“板桥体”》中说的：“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作主子，不当奴才！”12正是这种独立性，使他对现实保持了一种清醒的态度，由此发现了当时的弊病，从而对之进行批评。这种冷静的批评态度是他那些最具现实讽喻精神的文章的灵魂。邓拓在政治见解上属于执政党内比较开明、务实而具建设性的一派，在指陈时弊方面，他的敏锐性与这种务实精神息息相关。因为前者，他才对那些不着边际、好大喜功、没有丝毫的实际效果的高谈阔论始终采取了嘲讽批评的态度。例如，以对浮逛风的批评而言，他就写有、《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燕山夜话》）、《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三家村札记）等篇。其中讽刺那种只有一个鸡蛋就妄想发财致富的人，“统统用空想代替现实”，其“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13；《伟大的空话》讽刺那种喜用许多大字眼，“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的“伟大的空话”14. 在当时“大跃进”刚过去不久的情况下，文章的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其讽刺在今天看来也很尖锐而且有实际意义。他对当时的下情不能上达、互相推诿、不肯负责做实际的事情而只擅长权力争斗的官僚主义也作了讽喻，《燕山夜话》中的《陈绛和王耿的案件》，借历史故事来说明事件的“扩大化”与“复杂化”源于“吏治腐败”与行政的“尾大不掉”，这对现实中“用人行政方面的许多弊病”也是一个有力的鉴诫。除过这种讽刺外，邓拓还有一些正面的主张，都是很有见地的意见。如《燕山夜话》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与《批判正解》，前者认为堵塞事物发展的道路是错误的，必然会失败，而应该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后文则主张：“不论是思想批判、学术批判等等，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而是为了去粗取斧，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15. 在50年代一系列运动的冲击之下，百家争鸣变为一家独唱，而“扣帽子”式的批判风行一时，邓拓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邓拓是实实在在地主张一种脚踏实地的作风，例如他对“王道”与“霸道”作了一种颇有现实针对性的解释：“所谓王道……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唬唬的凭主管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16这种态度在他身上是彻底的，在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的气氛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在一个座谈会上号召大学生“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度，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17邓拓大概想不到，他在杂文和讲话中的这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在不久后爆发的文革中被当成“有指挥、有计划”地发动向党进攻的罪证，他和他“三家村”中的朋友们将成为文革开始后的首批打倒对象，而且迅速扩大为震荡全国的残酷的文字狱。

    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反思邓拓等人的悲剧，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现实的建设性的讽喻之所以不能见容，与当时的党内决策者没有能够及时完成从战时文化心态向和平时期的建设心态的顺利过渡有关。邓拓等人的批评性意见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企图否定当时的权威，但却被最高决策者以战时敌我“二元对立”的文化心态来错误理解，将他们善意的劝谏当作“敌人”有组织的进攻，所以必须给以毁灭性的打击。悖谬的是，虽然邓拓本人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现实讽喻，所针对的其实正是这种战时文化心态在和平时期的畸形扩张：如他的批判所针对的大跃进前后流行的“浮逛风”与各种各样的批判运动中所采取的不容对手置辩的霸道作风，正是战时文化心态的延伸——前者采取了一种战时的急功近利的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后者则延续了“你死我活”的敌我“二元对立”的战时心态。他的讽喻其实目的正在于促进领导阶层从这种浮逛、畸形的战时心态转变为务实、建设的和平心态。他大概想不到这种意见也会被以战时心态的方式来理解，从而将自己逼上绝境。

    但邓拓即使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大概仍然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他的政治家兼文人的本色在这种绝境里得到清楚的表现，他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无法割断与现实的联系，无法改变一个政治家参与现实的本能要求”，他的书生气质也使他不能曲与逶迤，指陈时弊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即使说话的空间已经很小，他仍然要以讽喻的态度进行劝谏。现实的矛盾、个人的挫折不会使他改变对集体理想的忠诚，骨子里，邓拓受中国传统中士人阶层的劝谏传统影响很深：他的个人价值与一种理想主义的入世精神的传统紧密相连，在终极价值上，他不可能对他借以寄托生命价值的理想及其现实体现者采取钩疑的态度。他的批评也仅限于这种理想在现实中的不完善，目的是促使其早日改进、得到实现。像他所崇尚的屈原以至东林党人、林则徐一样，即使“信而见疑、忠而被傍”，他仍然要参与现实，仍然会毫不犹豫地走上这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讽谏”道路。他最后真的走上了这条道路，因此也使得60年代的公开文学中还保存了一脉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与理想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