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的普遍而敏感的话题。“人的觉醒”不仅为“五四”新文学带来了普遍的人道主义，也形成了新文学创作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与鲜明的个性特征。新文学在以后的发展虽然包含了许多曲折，但人道主义始终是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主要思想内涵和情感依托。50年代开始，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被不加区别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都被否定，他们必须在政治斗争中被各种大一统的思想与思维模式所改造和取代。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性、阶级性成了人的唯一属性和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完全被驱逐出文艺创作的领域。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其中最大者莫过于极左政治路线统治下的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戕害与摧残。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为“阶级敌人”而失去做人的资格，一部分人因为“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与自爱。“人民”成了一个被架空和任意填塞的名词，成了权力者实施残酷专制、谋取政治私利的遮羞布，而作为个体的人则成了“螺丝钉”，完全失去了独立意志的可能。“文革”期间所发生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悲剧，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国家主席被随意迫害致死，还是无辜小民被任意蹂躏，而作恶者往往又是受害者，受害者也难免在无意间伤害了别人，人性的丑陋充分暴露，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国家意志下，在“发扬革命传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行使的。“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回忆，对于历史的反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人”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人们迫切地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1.“文革”后的文学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规律，社会主义的人应该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都享有更多的人的权利，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因而也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比以往社会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但从5 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文革期间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却恰恰相反，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倒退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一个内容。在1979年举行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作家们就提出了“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观点，2 它既是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层面上肯定了“伤痕文学”对文革这段野蛮历史的揭露，也是对8 0年代文学的展望与呼唤。

    需要说明的是，7 0年代末到8 0年代初在中国盛行的人道主义思潮，首先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潮，它波及了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思想、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的许多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甚至波及到了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当时思想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讨论相当热烈。自198 0年起，在之后的四、五年内，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论题，涉及了哲学、文艺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许多学科，对人性的概念内涵，人性与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新时期文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后来在政治因素的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但思想理论界的讨论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相对应的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肯定与强调，对思想领域的人道主义思潮始终起着前导和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思潮中，文学远远超出了它原有的功能范围，而承担了其他学科的任务，也因此引来了整个社会对文学特别强烈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

    从创作实践来看，文学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肯定，又是分别体现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之中，所谓“伤痕文学”，首先就是揭露人的精神与肉体在“文革”期间遭受的创伤；所谓“反思文学”，首先就是关于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伤痕文学”对历史创伤的揭露正是以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为依托的，下面要介绍的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就是通过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非人道的控诉，这里的人道原则不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的直接呈现，而是借助于叙述者转述其他人物对邢老汉的同情，以民间情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

    借助于人物之口，甚至于通过作者的议论直接提出人性与人道主义概念的，是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小说以1957年反右斗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C 城大学以党委书记奚流为代表的反人道势力，同以何荆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虽然作品构思还留有正反两军对垒的概念化影子，还有着理念大于形象的倾向，但作者毕竟是“文革”后第一个在文学创作中大胆提出了人性、人道主义的命题，而小说在形式上尝试的心理意识结构和第一人称叙事的转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于理念化带来的欠缺。作者在“文革”前和“文革”当中曾竟一度迷惑于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参与过对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关于“文学是人学”观点的批判，现在，她觉醒了，她在《后记》中干脆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表明了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人性的领悟和呼吁：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是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了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并不应该被贬抑，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推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抛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3

    这话由忏悔者嘴里说出，在当时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同时受到批判和学术界的争论也是可以想象的。

    爱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是许多作家着力表现和探讨的主题，也是人道主义思潮在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是一个封建文化传统悠久深厚的民族，以个性为前提的爱情一向是封建伦理道德所压制的。文革中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和夸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荒唐地简化为同阶级的“同志”、“阶级兄弟”与对立阶级的殊死敌人两种，从而将男女间正常的感情一盖视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爱情”两字在生活中几近绝迹，在文学中也被其他莫名其妙的语言所替代。现在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当时“爱情”两字从普通人口里说出或者用来描述普通人时给读者所带来的震动了。首先是理直气壮地争取爱的权利。于是有了刘心武的《爱的位置》，替现实生活的年轻人为爱情争一席之地；而张炫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正是通过对文革期间一对农村青年因为情爱而投水、入狱的故事，揭示了扼杀男女之情所造成的惨剧。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则深入到婚姻、爱情和伦理道德领域，提出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这个长久影响人类生活的问题。小说中的主人公钟雨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却与一个没有爱情但家庭生活也和谐的老干部长期刻骨铭心地的相爱着。小说通过人物的爱情悲剧，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非常现象：没有爱情的婚姻和不被尊重的爱情，并借此剖析了某些社会伦理道德的顽固，表现了“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这一严肃但又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主题。从争取人人应该有爱的权利，到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的、应该选择的、合乎道德的爱，张洁显然在对爱情的思考中又跨进了一步。

    随着思想理论的探索深入和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展开，作家们对人性的理想状态与现实可能之间的分野也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于是，描述人生的现实处境，反映和思考人在理想和现实间的选择两难，使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超越了简单化的价值评判，真正显现出独立、清醒的探索精神。这就使作家们从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感悟、呼应以体现特定的时代精神，进而逐渐获得相对个人化的体验方式、观照角度和文体风格。

    女作家铁凝的《哦，香雪》在对偏僻山村的少女们对山外文明、对未来理想的朦胧憧憬投去深情一瞥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一连串严肃的思考，那美丽宁静的山村景色，那纯洁热烈的向往，在现代文明的推进中能保留多久？而张洁则沿着理想爱情之现实遭遇的思路继续进行她的思索。《方舟》中的三位女性都对理想爱情有自己的追求，但又都是爱情现实的失败者。她们已经超越了对理想爱情单纯追求，她们发现：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而在对人生价值的实现中，女性要承担比男性更多的东西，于是在爱情和人的整体价值之间，她们宁愿选择后者，但这又是一个痛苦和孤独的选择；不仅如此，她们的选择又使自己再度陷入了新的异化境地，她们的出路何在？作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作品的悲剧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值得重视的是，这两位作者各自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显现了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张洁的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实上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

    文学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感悟与呼应，从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肯定开始，经历了如此曲折的历程，终于走到了这里。这是对以往的人性观念的不断突破，是对文学个性化和独特性的不断逼近，是文学通往多元化状态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