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在移居美国后的第三年即1992年，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说[5].这部作品笔墨集中地刻画出了中外文化撞击的特殊情境，它的故事情节紧紧围绕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冲突尖锐性的身份及情感认同问题，揭示出处于弱势文化地位上的海外华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感受到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及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

    小说最基本的事件是中国姑娘小渔在男友江伟的安排下，与一个贫穷的洋老头假结婚，以金钱作为代价来换取她的合法身份。这个行为本身无疑是非常龌龊的，而且带有极大的屈辱性，不仅小渔内心感到委屈，就是那洋老头也为她怜惜：“似乎看谁毁了小渔这么个清清洁洁的少女，他觉得罪过。”尽管作品在对江伟的性格塑造上始终着意强调了一种实利主义的倾向，但当小渔的婚礼确实举行过后，他的心理刻画中被特别突现出的仍是一种受到伤害的痛感。他是那样不快活，甚至小渔感到他整个人都变了，无论她怎样对他温存体贴，“江伟与她从此有了那么点生分；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 所以会觉得龌龊和屈辱，当然还是因为这行为将海外中国人的弱势文化处境暴露无余，并且由于这情境内的要求，还不得不主动咽下这龌龊，压下心头的怨气而不能发泄。事实上，就小说中江伟的行为表现而言，弱势文化处境还更多地带来心理上的扭曲，他只能从所面对的强势文化中接受那些丑陋的影响，他愈加趋向于物质利益至上和自私专横的性格，只想着用更龌龊的行为来应付龌龊的处境，以至他一面忍受着屈辱，一面又不断地陷入到更大的屈辱中。

    但是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同样是处在弱势文化位置上的少女小渔，却明显趋向于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江伟的对应方式。她显然是作家衷爱的人物，被塑造成那种非常善良、纯真的姑娘，她似乎总是考虑别人比自己多，她会因为同情一个快死的病人而把童贞给了他，当与洋老头举行婚礼后，她又因为江伟的冲天怨气而硬压下自己心里真正的委屈，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当被置于那种龌龊的假结婚的处境中时，本应是受伤害最多的小渔却最少体现出屈辱的感受，反倒由对那洋老头善意的同情而展现出人性的美好光辉。她以真心向善的心情看待洋老头及其情妇瑞塔的生活，即便是他们那种“一塌糊涂的幸福”也能给予她很深的感动，她会毫不顾忌洋老头人格上的“堕落”，以“真实生命和青春”的面目来与他认真相处，或用瑞塔的话来说，小渔与洋老头过的是人与人的生活，是小渔那真诚的关心使老头由“畜生”变回成了人。正是在小渔美好心灵的感染下，洋老头逐渐除去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日益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情节后来的发展是小渔在对待老头的态度上不肯顺从江伟，后者看重的只是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以及提防她对洋老头会有越出物质关系的情感流露，两人终于为此而争吵，小渔尽管还是要回到江伟身边，却仍然尽了最大努力来照顾被瑞塔抛弃，随后又中风的洋老头。小说结尾处写到小渔在离开时的心情：“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最后小渔与洋老头告别的场面表明他们的内心达到了真正的沟通，两个人彼此间建立了极其自然而率真的美好情感。

    可以说，正是小渔性格中那种善良纯真的品性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正因为她处处都顺应和保持着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并不特意向强势文化的压力轻易低头，反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克服了强弱两种文化冲突给她带来的卑微感受，使她在这种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为所乱，并由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令人爱慕的人性之美。由此来总结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伦理价值倾向，最感人的一点无疑还是那种超越于东西方文化及道德差异之上的、向善向美的朴素情感，作者渴望以此来表明的，大约也就是这种情感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难得与可贵，只有出自于小渔那清洁明亮的心灵深处的真情（而不是江伟所不得不认同的那种实利主义的处世方式）才能确实地打破文化的隔阂，从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够得到相互间真正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