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从八月九日我们到达日本东京的羽田飞机场起，到八月二十六夜离开羽田飞机场为止，我们所到的机场、车站、码头都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欢迎招待，她们兴奋地挥着旗帜，唱着“不准再投原子弹”和“东京——北京”的歌。在长崎、大阪、东京的大会上，都有妇女的代表们发言，她们以沉痛激昂的声调，说出日本妇女反对原子弹氢弹的不挠的决心，和争取和平的坚强意志。最可敬佩的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其中最大多数是妇女——双目失明的、行动困难的、脸上臂上创痕斑斑的，她们举着旗子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在各国代表发言之后，她们鱼贯走上台来，泣不成声地控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惨无人道的罪恶。

    在痛苦悲愤的悠长的十年岁月之后，她们发出了悲壮激烈的呼声，她们把发动原子战争者的恶迹和罪状，把十年中的痛苦实况，披露给来自世界各国的和平的战士们。因为她们知道，她们不是孤单的牺牲者，她们的痛苦，已经使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睛更明亮了，“不准再投原子弹”，成了亿万群众的正义强大的呼声。

    在大会里我们还看见许多年轻活泼的姑娘们，她们操着纯熟的英、法、俄语，为各国的代表做着翻译，陪着代表们游览旅行。她们都是高等学校或是大学里的学生，有的经过了同学校和家庭的斗争，才能来做——用她们自己的话——“为和平而努力”的工作。

    日本的朋友们曾兴奋地和我谈起，说日本妇女运动和以前妇女运动不同的是：和平运动是由基层劳动妇女所发起而推动的。一九五三年十月，日本的渔夫们，因受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所造成的伤亡，引起了无数母亲和妻子的无比愤怒。日本广大渔民被迫不能去海上捕鱼，更影响到无数家庭的生活。

    东京的杉并区和比较保守的山形县鹤冈市的妇女都挺身出来了。她们成了妇女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最积极的分子。

    广泛的农村妇女，也行动起来了。在农村里有“女教师与母亲会”，在这会里女教师和母亲们讨论着反对原子武器，日中、日苏友好，宣传和平教育，以及其他的妇女切身问题。

    她们的刊物是“母之光”。她们发起了“歌声运动”，编了许多歌唱和平的歌曲，广泛地歌唱。

    自今年起母亲大会在日本各地积极开会，以妇女团体联合会为中心，像波浪似的，全面扩展。“女教师与母亲会”的会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她们义卖东西如手巾扇子之类，来资助赴洛桑世界母亲大会的日本代表的旅费。在日本参加母亲大会是受压迫受限制的，如在山口县就有母亲因参加了母亲大会，她的儿女们就得不到入学准许。但是日本妇女们终于排除了重重障碍，使六月六日至八日的东京母亲大会开成了，到会者两千多人，开会的第三天，日本文部省也派员致贺。就是山口县的第二次母亲大会，到会者也有两千三百多人，市长和县知事都来参加，“每日新闻”还以巨大篇幅登载。

    她们还告诉我许多日本妇女在和平运动中的动人的故事，来说明日本妇女怎样从不断的斗争中，取得了自己的权益。在长野县松本市有女建筑短工一百四十五名——这种短工，每日只支工资二百四十元，称为“自劳”——因为参加了母亲大会，资方就要扣她们的工资，当地的“母亲大会”代表就同她们到市土木科和职业安定所要求工资照发，当她们最后拿到工资回到会场上来的时候，大家鼓掌热烈地欢迎她们，庆贺她们的胜利。母亲的胜利，使封建家庭里丈夫和儿子们对妻子和母亲的看法有了改变。日本的妇女们，正在逐步敲开封建的枷锁，和男子们在一起，向着和平的大道迈进。

    在农村里妇女开会是有困难的，她们借不到地方。有一次一位妇女被邀到琦玉县做报告，开会地方是在一间小小的自行车店内，妇女们把自行车推到门外，四十八个人围坐下来，热烈地讨论了许多切身问题，如生活问题、物价问题、卖淫问题等等，情绪是极其高涨的。

    在日本防卫厅长官宣布学校里要实行军事训练的时候，母亲们也群起反对，她们坚决不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亚洲的战场上去。

    我个人深深觉得，在我离开日本的几年中，日本妇女运动，已走上争取和平的道路。日本妇女是日本人民中遭受战争痛苦最深的一部分。广岛、长崎和比基尼岛的惨剧，在日本妇女的心里是创钜痛深的，她们绝不愿她们的丈夫儿女再作战争的牺牲品，再作原子武器下的牺牲品，她们也绝不愿世界上再有第二个广岛、第二个长崎。

    作为第一个原子武器试验地的日本妇女觉醒了，她们坚决反对这万恶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这正义的呼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都得到了热烈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