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莫斯科的欢迎亚非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来宾台上坐在我旁边的巴金同志，忽然低下头来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又惊又痛之中，我说不出话来——但是，但是我怎能不难过呢？

    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节的观礼台上，振铎和我还站在一起，扶着栏杆，兴高采烈地，一面观看着雄壮整齐的游行队伍，一面谈着话。他说他要带一个文化代表团到尼泊尔去。我说我也要参加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

    他笑说：“你不是喜欢我母亲做的福建菜吗？等我们都从外国回来时，我一定约你们到我家去饱餐一顿。”当时，我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次的充满了热情和诙谐的谈话呢？

    在我所认识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除了我的同学以外），振铎同志恐怕是最早的一个了。那就是在五四时代，“福建省抗日学生联合会”里。那时我还是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的一年级学生，只跟在本校和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之后，一同开会，写些宣传文字和募捐等工作。因为自己的年纪较小，开会的时候，静听的时候多，发言的时候少，许多人我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我。但我却从振铎的慷慨激昂的发言里，以及振铎给几个女师大的大同学写的长信里；看到他纵情地谈到国事，谈到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大字纵横、热情洋溢。因此，我虽然没有同他直接谈过话，对于他的诚恳、刚正、率真的性格，却知道得很清楚，使我对他很有好感。

    这以后，他到了上海，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

    我自己也不断地为《小说月报》写稿，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直接通过信。

    我们真正地熟悉了起来，还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季他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很密切了。他的交游十分广泛，常给我介绍一些朋友，比如说老舍先生。振铎的藏书极多，那几年我身体不好，常常卧病，他就借书给我看，在病榻上我就看了他所收集的百十来部的章回小说。我现在所能记起的，就有《醒世姻缘》、《野叟曝言》、等，都是我所从未看过的。在我“因病得闲”之中，振铎在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面，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这一点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那几年他还在收集北京的名笺，和鲁迅先生共同编印《十竹斋笺谱》。他把收集来的笺纸，都分给我一份，笺谱印成之后，他还签名送给我一部，说“这笺谱的第一部是鲁迅先生的，第二部我自己留下了，第三部就送给你了”。

    这一部可贵的纪念品，和那些零散的名贵的北京信笺，在抗战期间，都丢失了！

    振铎在燕京大学教学，极受进步学生的欢迎，到我家探病的同学，都十分兴奋地讲述郑先生的引人入胜的讲学和诲人不倦的进步的谈话。当他们说到郑先生的谈话很有幽默感的时候，使我忆起在一九三四年，我们应平绥铁路局之邀，到平绥沿线旅行时，在大同有一位接待的人员名叫“屈龙伸”，振铎笑说：“这名字很有意思。”他忽然又大笑说：“这个名字对张凤举。”（当时的北大教授）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于是纷纷地都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和当时人或古人的名，对了起来，“郑振铎”对“李鸣钟”（当时西北军的一个军官），我们旅行团中的陈其田先生，就对了“张之洞”，雷洁琼女士就对了“左良玉”，“傅作义”就对了“李宗仁”等。这些花絮，我们当然都没有写进《平绥沿线旅行记》里，但当时这一路旅行，因为有振铎先生在内，大家都感到很愉快。

    振铎在燕大教学，因为受到进步派的欢迎，当然也就受到顽固派的排挤，因此，当我们在一九三六年秋，再度赴美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上海了。他特别邀请朋友给我们饯行。据我的回忆，我是在那次席上，初次会到茅盾同志的。胡愈之同志也告诉过我，他是在那次饯别宴上，和我们初次会面的。

    也就是在那次席上我初次尝到郑老太太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我在太平洋舟中，给振铎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给我们的‘盛大’的饯行，使我们得以会见到许多闻名而未见面的朋友……更请你多多替我们谢谢老太太，她的手艺真是高明！那夜我们谈话时多，对着满桌的佳肴，竟没有吃好。面对这两星期在船上的顿顿无味的西餐，我总在后悔，为什么那天晚上不低下头去尽量地饱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先回到上海，又到他家去拜访，看见他的书架上仍是堆着满满的书，桌子上，窗台上都摆着满满的大大小小的陶俑。我笑说：“我们几经迁徙，都是‘身无余物’了，你还在保存收集这许多东西，真是使人羡慕。”他笑了一笑说：“这是我的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

    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他又是第一批来看我的朋友中之一。我觉得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精力更充沛了，勇气更大了，想象力也更丰富了。他手舞足蹈地讲说他正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他解放前多年来所想做而不能做的促进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力量。

    他就是这么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横溢的人。虽然那天晚上巴金劝我不要难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也是难过的），我能不难过吗？我难过的不只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良师益友，我难过的是我们中国文艺界少了一个勇敢直前的战士！

    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样的可悲的命运。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满天春气，老树生花，假使他今天还健在，我准知道他还会写出许多好文章，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我记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在我们大家面前说过，他和老舍，振铎，王统照四个人，都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年）那年生的。算起来都比我大两岁。我现在还活了下来！我本来就远远、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但是一想起他们，就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为了悼念我所尊敬的朋友，我必须尽上我的全部力量，去做人民希望我做而我还能够做的一切的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１９７８年第６期，后收入《晚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