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历史上，虽然同样是南北对峙，国家分裂，但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往往被史家分成了两段，一段是“魏晋”，包括从三国时代到东晋灭亡这段历史；另一段是“南北朝”，即南朝宋齐梁陈政权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阶段。之所以这么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魏晋”阶段，从魏到晋，即使国家分裂，却终究还有“正统”政权存在，比如前者的魏，后者的晋，虽然这样的正统只是在表面上。而在后来的南北朝时代，无论是统一北方的鲜卑北魏，还是轮流坐庄的南朝宋齐梁陈，都只能算地方割据政权，代表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正统。这是封建社会的划分观念，而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说，从魏晋到南北朝，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家从混战变成了南北对峙，无论这期间政治风云怎样变化，南北之间的关系是战是和，南北双方的老百姓们，至少已经开始享受长时期的和平生活了。中国南北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也是从南北朝的对峙开始成为现实的，从这个角度说，南北双方促成这个时代到来的人，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功臣。
如果从社会阶层的变化看，“魏晋”与“南北朝”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就进入了门阀封建社会，即由出身显贵的世家大族把持国家政权，垄断国家的政治，中国社会的门第观念，从此形成，干得好不如生得好，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主要思想。这样一个森严的门阀体系，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破产。北方方面，常年的战乱，外加鲜卑北魏早期的大清洗，沉重打击了北方门阀士族，魏孝文帝的改革，表面上提高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地位，其实却促成了大量“寒门”出身的官员，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北魏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后来演化成了北齐、北周，虽然这些政权都大量拉拢北方士大夫，尤其是士族阶层，可是寒门势力的崛起，以及士族阶层的最终瓦解，这个大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开始崭露头角。南朝方面，这样的情景演进更快，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他们的开国皇帝，清一色都是寒门出身，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或许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比喻：魏晋时代，是“贵族中国”的顶峰，南北朝时代，是“草根中国”的开始。
在这场开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当属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这个历史的重大演进而言，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做上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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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本名德舆，小名寄奴，刘裕的出身以他登基称帝后的说法，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后人，看他的家乡，这个说法貌似也有些靠谱，因为他的祖籍就是刘邦的老家徐州沛县。但是后来的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反对这个说法，称刘裕这么做是“称宗祔庙”。祖宗是不是刘邦，对早期的刘裕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到他这一代，他的家族已经破落了。刘裕出生在江苏镇江，他祖上刘混随晋朝南迁，定居在了这里。那时候他们家，还算一个名门望族，早期的时候也曾世代为官，但是很快就中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只是一个郡里的功曹，也就是个小公务员，到了刘裕这一代更惨，他连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南史》里记录说，青年时代的刘裕，因为不务正业，曾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让他自谋生路。他后来种过地，卖过肉，打过鱼，很早就开始混社会了，而且也确实有成就——混成了混混。走上社会的刘裕，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无赖，经常出入赌场，不管多穷，有一点钱都要拿去赌博。混了一段时间以后，刘裕得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镇江当地要征兵，刘裕应征了。
说到镇江的征兵，就不得不提一下东晋时代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北府军。北府军的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被人称道，它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因为一个个身怀国恨家仇，所以打仗不用动员，一个个玩命向前冲。在著名的淝水之战里，8万北府军如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败了北方前秦政权的87万南征军，北府军的战斗力，从此名扬天下。刘裕的出生地镇江，就是北府军的主要兵源所在，当地的居民，大多都是南迁的北方人，世代当兵也就成了当地年轻人的主要选择。在当兵之前，刘裕的主要工作是混社会，当兵之后，刘裕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人生。
当了兵的刘裕，最早的职务，是北府旧将孙无终的司马，这是个类似勤务兵之类的工作，对于想混日子的士兵来说，自然是一个美差，但刘裕是不打算混日子的，很快他就反感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到了公元399年，也就是刘裕37岁的时候，一个选择摆在他的面前。是年东晋发生了著名的孙恩起义，东晋王朝调动北府军进行镇压，但是战事打得非常不顺利，前线士兵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府下令，允许各地士兵们主动投军，参加战斗。这个命令下达之后，许多人都嗤之以鼻：主动投军，也就意味着主动送死，谁会这么傻呢？偏偏刘裕就这么傻，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很快如愿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刘裕的领导，孙无终还是很会看人的，早在刘裕给他做司马的时候，他就曾对刘裕说过，你这个人面相上带着杀气，将来必定是一方枭雄，我这里肯定留不住你。等刘裕决定上前线的时候，孙无终又一次帮了刘裕，他把刘裕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身为前线主帅的刘牢之。刘牢之顺水推舟，给老朋友一个面子，安排刘裕在自己麾下做了一个小军官。刘裕从此开始崭露头角。孙恩起义之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恩手里有当时东晋最精锐的水军，最大的战船，长达50多米，远远胜于东晋政府军的战船。北府军虽然在陆战中，足够和北方最精锐的骑兵抗衡，但是到了水里就大大逊色了。这时候只是个小军官的刘裕发现了孙恩部队战船的毛病：船大了，就不灵活。在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里，他就带领一小队士兵乘坐小船突击，竟然一举凿沉了孙恩的大船，此举一下子撼动了前线。之后的数次战斗中，他更是身先士卒，冲杀敌阵，屡屡立下战功。他还很有计谋，比如在海盐之战里，他用疑兵之计，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功吓跑了企图偷袭的孙恩。东晋稳定了战线，他的官职也节节高升，东征孙恩之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北府军中重要的将领。值得一提的是，比起淝水之战时期，那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虎狼之师，这时候的北府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作战素质，都大大退化了。不但没有当年与北方骑兵交手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军队里的将领，还经常纵容士兵抢掠，甚至杀良冒功。只有刘裕的军队例外，他的军队纪律依旧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是当时北府军中的一大另类。
另类的刘裕，很快迎来了人生里的另一个考验，在孙恩之乱接近平定的时候，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又发生了内讧。公元402年，荆州刺史桓玄突然发难，率军一路东进，攻克了东晋的都城建康，废掉了晋朝皇帝，改国号为“楚”。这个桓玄，就是赫赫有名的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比起他一辈子都没胆量篡位的老爹来，桓玄胆大包天，不但篡位成功，更开始了对东晋重臣们的清算，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战功卓著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刘牢之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第一战神，在淝水之战中，正是他率军奋勇冲锋，把苻坚的80万大军冲得大溃，成就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斗。沙场上勇猛，官场上却窝囊，桓玄篡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了刘牢之的兵权，然后又逼刘牢之自尽，一代名将，最后含冤上吊。杀刘牢之，桓玄等于把整个北府军都得罪了，在北府军中，刘牢之好比这支部队的再生父母，是这支强大军队的缔造者，他蒙冤身死，让整个北府军从此视桓玄为“死仇”。对刘裕而言，刘牢之对他有知遇之恩，平定孙恩的时候，刘牢之很赏识刘裕，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拔，刘裕才成为了一个高级将领。如今恩人被害，换作任何人都会怒火万丈，但刘裕此时却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知道自己此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桓玄抗衡，所以人在屋檐下，也就只好低头了，桓玄篡权之后，刘裕主动向桓玄表示投靠。他的投靠，在桓玄看来有很重要的意义，强大的北府军，一直让桓玄如鲠在喉，而今得到了北府军中的重要人物刘裕，也就等于瓦解了这支军队。所以桓玄非常高兴，对刘裕的招待很优厚，不但经常邀请他饮宴，刘裕要装备要钱粮，桓玄也很大方地一一满足。当时桓玄身边的许多人，都劝桓玄趁机除掉刘裕，如果桓玄是一个守成之主，他也许会这样做，可桓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属下说，我要成就大事，就必须重用刘裕，特别是他日横扫北方，刘裕肯定是一把杀敌的利器。也就是说，在桓玄的理想里，称帝只是第一步，他要做的还有自己父亲毕生夙愿：收复北方，统一华夏。
但是桓玄没有想到，刘裕这把“利器”下手的第一个目标，竟然就是他自己。在投靠桓玄的这段时间里，刘裕一直养精蓄锐。为了表达对桓玄的效忠，他主动把自己的许多部下遣散到了别处，比如他把自己的亲信何无忌派到了庆阳，同宗兄弟刘毅派到了广陵。广陵此时是桓玄的弟弟桓弘的地盘，派刘毅过去，似乎是让自己的亲信，处于桓玄势力的监控之下。表面看，刘裕是在主动肢解自己的军队，表示自己毫无反对桓玄之心，事实上，他是给桓玄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到了公元405年二月，这几颗炸弹终于爆炸了，是年，刘毅在广陵起兵，杀掉了桓玄的弟弟桓弘，桓玄政权的一大臂膀，就这样给砍掉了。与此同时，刘裕也在京口发难，趁着桓玄打猎的机会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了桓玄的堂兄桓修。如此一来，桓玄的羽翼顿时被斩掉了，势单力孤的桓玄，仓皇之下连忙逃跑到了荆州。之后刘裕乘胜追击，檄文各省，声讨桓玄的罪状，东晋的各派势力眼看桓玄倒台，纷纷表示支持刘裕，争着做墙头草。这场原本势力悬殊的较量，因为刘裕的缜密筹划，至此已经掌握了主动权。随后刘裕带兵进入了建康城，被推举为反对桓玄篡位的“盟主”。到了公元405年四月，凭借着“拥戴东晋”的名义以及迅速扩充的军队，刘裕彻底消灭了桓玄的势力，并且掌控了建康的局势。次年三月，刘裕扶持晋安帝复位，这时候的刘裕，已经官升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俨然成为了国家柱石，确切点说，是国家的权臣。
对于当时的东晋王朝来说，无论是刘裕赢还是桓玄赢，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管谁赢，东晋的皇帝都差不多是傀儡。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刘裕和桓玄的这一场较量，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改朝换代。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世代名门望族，在三国至西晋的漫长历史中，世家大族一直垄断着国家高位，出身不好只能靠边站。然而在这场争夺大权的内战里，最后靠边站的，却是身为世家大族的桓玄，得到胜利的，是出身寒微的刘裕，这对于整个南朝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以后，寒门不再是依附于世家大族的附庸，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甚至足够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场政变对整个国家的冲击，无论是政治观念方面，还是国家政权构成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
刘裕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确立了他在东晋朝廷里的“忠臣”形象，在当时世家大族眼里，刘裕是东晋王朝的拯救者，甚至在后来编修的司马光眼里，刘裕也是“再造东晋”的绝对功臣。然而刘裕的真实目标，绝不是再造东晋，而是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
刘裕能够在短短5年里，在世家大族当道的东晋，从一个普通的小军官，一跃成为把持国家大权的权臣，这在中国历史中本来就属于奇迹，放在当时，更可以说是神话。而就刘裕本身而言，做到这个是不奇怪的，首先，刘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依托的，是一个强大的北府军军人集团。东晋南迁后，为了稳定统治，对江南的世家大族大力笼络，而南迁到北方的汉人，尤其是军人阶层，虽然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但是他们的身份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始终不能进入国家权力层的核心。所以即使是出身不同的军人，也希望国家政权中，能够出现一个替他们说话的人。从身份而言，刘裕是能被他们接受的，他自己就是北府军的成员，更是南迁北方汉人的后代，这两条就足够让他获得北府军官兵的认同。而且，刘裕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属于那种心眼非常多的人，一件事没有把握，他绝对不去做，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划，哪怕为此需要暂时忍受失败。比如在对付桓玄的过程里，刘裕一是能算计，最后把桓玄算计死了，二是能忍，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到最后背后捅刀子，全套动作一气呵成，丝毫不留破绽。这样的人，做一个把持大权的权臣，都有些屈才，做皇帝，也是完全可以的。
<er">二
但能力能够做皇帝的刘裕，在公元405年“再造社稷”，并且成功把持大权之后，他想当皇帝，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就是他的出身问题，刘裕寒门出身，在那个门第社会之中，寒门出身的人，能做官就祖坟上冒青烟了，想做皇帝，简直是要痴心妄想。虽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刘裕也不能把所有的世家大族都杀干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此时的东晋王朝，还有他的正统地位，一直在以“光复河山”来收拢人心，现在北方失地没有收复，你却把正统朝廷干掉了，这让全国人民看你刘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要想夺取政权，刘裕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要提高自己的威望，第二件事要拉拢世家大族。后一件相对好办点，这时期的世家大族，都已经腐朽不堪，只要封官许愿给好处，完全可以找到合作者。第一件事比较难办，那年头要有声望，除非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出身名门，这个说过了，出身问题刘裕是扭转不了的；第二种也很难，就是必须要成为民族英雄，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政权林立，但凡是有血性的东晋人，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光复河山的愿望，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可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当年的桓温何等雄才大略，贸然北伐的结果又是如何？不照样被人家打回来吗？他都不行，你刘裕行吗？
刘裕的态度是：我行！
在成为把持大权的权臣之后，刘裕就把北伐提上了日程，在刘裕之前，东晋王朝也曾进行了多次北伐，从最早的祖逖，到后来的桓温，每一次都是口号震天响，却最终功败垂成。这一次刘裕决定试试了，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盘踞山东河北地区的南燕。
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鲜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中的慕容鲜卑。所谓慕容鲜卑，就是金庸里吹的神乎其神的“慕容家族”。在武侠小说里，他们很神话，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他们也非常彪悍，慕容鲜卑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当时北方最精锐的骑兵。他们的骑兵都是由身经百战的鲜卑战士组成，战斗力极其彪悍，而且他们还独创了连环马战术，古典名著《水浒》里的连环马，还有后来金朝灭南宋时期的拐子马，都是从慕容鲜卑的连环马战术里演化来的。在冷兵器时代的南北朝，平原作战，骑兵是最强悍的兵种，有最好的骑兵，也就意味着有了最好的军队。手握当时最精锐骑兵的南燕，一直是东晋政府的大敌，在东晋眼里，这个政权不但是个敌人，更是个白眼狼。慕容家族起家初期，因为实力弱小，曾经接受过东晋的册封，东晋为了能够收复北方，一度曲线救国，给予慕容鲜卑极大的支持。但慕容鲜卑实力强大后，反而翻脸不认人，屡次侵略东晋，尤其是在桓玄篡位期间，慕容鲜卑也趁火打劫。比如公元409年，慕容鲜卑就曾侵入东晋管辖的淮北地区，大肆掳掠人口，军民伤亡极其惨重，但对刘裕来说，慕容鲜卑的这次入侵，是天上掉馅饼。东晋王朝对北伐的兴趣一直不大，特别是有了桓温专权的教训后，在东晋世家大族的眼里，北伐只能给权臣增加政治资本，而对自己的利益无意义，所以在慕容鲜卑这次入侵前，虽然刘裕多次提出北伐，却总遭到世家大族的阻挠。这次慕容鲜卑主动挑衅，开战的口实终于来了，世家大族们虽然反对北伐，但是如此大仇下，谁也不敢挑头反对，刘裕也就等来了证明自己军事实力的机会：我不止能窝里横，我更能横扫北方。
公元409年四月，刘裕开始了这次北伐行动，客观上说，以他这次北伐动用的部队看，同时代的人，有理由对这次北伐的结果，表现出最大的悲观。当时东晋最紧缺的就是马匹，江南原本就不是产马的地方，部队作战主要以步兵为主，到了刘裕的军队里，不但骑兵稀少，连运送物资的马匹都少，有些军队运输辎重的时候，甚至不得不用牛车来替代马车。但在刘裕看来，这些都不意味着自己会败，用牛车怎么了，牛车照样可以打牛仗。
有信心固然好，但支撑信心的还是实力，刘裕敢打，关键在于他相信自己的实力，论统兵打仗的谋略，在当时没有人比他狡猾，论军队的战斗力，他打造出来的新一代北府军，在严明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下，战斗力早就直线恢复到顶峰时期的水平，至于差距悬殊的骑兵水平和战马储量，刘裕也找到了对付的武器。出师之后，刘裕首先赢了慕容鲜卑一招，当时普遍的观点，就是北伐需要步步为营，一步一步攻占城池，稳打稳扎，但刘裕却发现，对付别人可以稳打稳扎，对付慕容鲜卑却不行。因为他们有精锐的骑兵，在部队的机动性上远远强于自己，所谓稳打稳扎，最后只能自己投进敌人的包围圈里送死。所以刘裕采用了一个慕容鲜卑想不到的战术：不理会周边敌人的纠缠，不去攻占沿途的小城市，集中兵力直扑慕容鲜卑的军事重镇临朐。这个战术果然出乎慕容鲜卑的预料，南燕皇帝慕容超本来想着节节抵抗，趁刘裕兵败疲惫的时候，再发挥骑兵的优势反攻，一举击败刘裕，但没想到刘裕却反其道行之，火速推进到临朐一带，就像是一把刀子，直接插到了慕容超的胸脯上。慕容超是个心气颇高的人，自然是不会甘心，他立刻作出了应对决战。就在临朐和刘裕决战，你出乎我预料怎么样，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以一群步兵，就想抵抗我的精锐鲜卑骑兵，简直是痴人说梦。
是年五月，刘裕的大军快速突击到了临朐，慕容超率领的鲜卑骑兵，也已经在临朐摆好了阵势。事实证明，虽然在预判上输了一招，但是慕容超以及他治下的南燕鲜卑骑兵，却是非常强悍的，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主力部队的集结，扎好了口袋等着刘裕来钻。刘裕此时劳师袭远，物资保障也不充裕，而且他的骑兵有限，在山东平原上想和慕容超的精锐骑兵抗衡，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先例。步兵打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平原战斗中，基本上胜负是很少有悬念的，虽然演义小说里搞出过“砍马腿”、“钩镰枪”之类的说法，但放在实际战斗中，相当多是行不通的。就好比现代战争中，让一个手拿冲锋枪的士兵，去对付一辆隆隆开进的坦克，胜负的结果，不用打基本就可以预料了。同样，刘裕面临的这场决战，不用打，结果似乎也是可以预料的。
但是战斗的结果，却是出乎预料。战斗打响后，慕容超故伎重演，拿出了鲜卑骑兵的看家法宝：连环马，即用铁链子把骑兵三五个拴在一起，然后向刘裕发起冲锋。这一招在之前南燕的战斗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重甲骑兵栓在一起组成冲锋团队，这个冲击力就好比是重装坦克隆隆开来，足够把一切挡路的士兵碾成粉末，刘裕手下的步兵，貌似不够给这些钢铁怪兽塞牙缝的。慕容超的这种骑兵，每个骑兵负重的甲胄都非常重，曾经有军事爱好者按照史料的记录，复制了当时南燕的盔甲，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如果穿上这种盔甲，别说是打仗，走路都是困难的。放在当时的战场上，他的这些士兵们，几乎都是力大如牛的勇士，而且重装盔甲把他们保护得非常好，可以说刀枪不入，弓箭以及普通的步兵武器，是根本无法对他们形成杀伤的。因为这一切，开战之前，雄心勃勃的慕容超非常有信心。
可是开战之后，慕容超的信心，就变成了绝望。鲜卑骑兵隆隆开进了，让慕容超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先是刘裕的军队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结成步兵方阵来抵抗，相反推出了一种新式武器战车。这种战车是用坚固的硬木做成，每个都很重，既能够阻遏骑兵冲锋，又能成为士兵的掩体。而且就在慕容超发动进攻前，刘裕的军队已经在军阵前面，设置了足够多的拒马桩，这就好比现代战争里，在敌人眼皮底下布置好了雷区。结果慕容超的军队被“雷”了，还没有见到刘裕军队的面，就被撞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的突破了这些障碍物，又被依托战车防御的步兵们大量杀伤，这些步兵用战车做掩体，使用长武器拼命阻遏南燕骑兵的攻势。更让慕容超抓狂的是，他原本非常自信鲜卑骑兵盔甲的保护能力，但真到了战场上，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盔甲反而成了累赘：刘裕的军队在远程武器上，不但用弓箭，更用弩。当时中国的造弩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刘裕的北府军不但有士兵用的单兵弩，更有十几种大型弩，最大的甚至能够发射长矛，一个长矛打过来，完全可以把一个全副武装的鲜卑重骑兵捅个透心凉。原本严严实实的装备，这下子反而成为鲜卑重骑兵躲避射杀的累赘。在刘裕漫天的箭雨下，武装到牙齿的鲜卑重骑兵，一排排地倒了下去。
就这样，原本慕容超笃信的“一边倒”战斗，在刘裕的士兵们前仆后继的抗击，以及战车坚阵的硬顶下，打成了犬牙交错的相持战。仗越打越激烈，慕容超越打越急，其实他是不必急的，因为双方的胜利条件实在不一样：慕容超只要拖住刘裕，劳师袭远的刘裕就会被拖死，而刘裕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慕容超，孤军深入的他就可能灭临面顶之灾，这一点，刘裕是知道的，身经百战的慕容超也知道，可是一着急他忘了，只是一个劲地招呼骑兵们前仆后继地冲锋，在刘裕的军阵面前，堆起一排又一排的尸体。
焦急万分的慕容超，似乎忘记了另一件事。刘裕的骑兵虽然有限，可到底是有啊，怎么打了半天，一点影子都没看到呢？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就在慕容超招呼骑兵前仆后继冲锋的时候，刘裕“有限”的骑兵，突然在慕容超身后出现了。骑兵“有限”，杀伤力也不会大，可关键要看怎么用，这些骑兵受命大迂回，绕道慕容超的背后发起攻击，正在拼命冲锋的慕容超部，背后突然挨了这么一刀，哪里能受得了，结果强大的慕容鲜卑骑兵，就这样崩溃了。随后刘裕全线反扑，慕容超部争相逃命，临朐重镇，最终落到了刘裕手中，慕容超只好收罗残兵，退守都城广固。
临朐的沦陷，是刘裕北伐战争的一个重要拐点，如果说之前刘裕还需要担心物资供应不济，劳师袭远等问题的话，拿下临朐，他就可以不怕了。作为南燕的重镇，临朐一直是慕容超储备粮食物资的地点，这一年收上来的麦子刚刚运进城，就因为临朐的沦陷，被刘裕打包全收了，粮食问题解决了，下面就要解决慕容超本人了。刘裕把广固城团团围住，同时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平等对待北方各民族，不搞歧视，结果不光北方思念东晋政权的汉人，当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到了后来，连慕容超的大将段宏等人也投降了，众叛亲离的慕容超，最终于409年六月，在广固城沦陷之后被俘，押到建康斩首。强大一时的鲜卑慕容南燕政权，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被刘裕解决掉了。
南燕亡国，可以说给当时的东晋政权长出一口恶气，多年以来，南燕凭借着自己的骑兵优势，长期侵扰东晋边境，经常掳掠人口，东晋军队追追不上，打又打不过，可以说吃够了苦头，而这一次，刘裕终于报了仇。如刘裕所愿，在此之后刘裕声望大增，俨然成了民族英雄，刘裕本人也得到东晋政府的褒奖，加封为宋国公，后来刘宋的国号，就是这么来的。
讨伐南燕的胜利，也给刘裕个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这之前，北方政权虽然多战乱，但是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让他们对东晋政权一直采取攻势，相反东晋政权一直都是被动防御。由于缺少精良骑兵，东晋一般不敢跨过长江北伐，但这次的胜利，特别是作为北方骑兵最精锐的南燕骑兵的覆灭，让刘裕建立了这样的信心。此时的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以来最弱的时期，不要说打赢一场北伐战争，就是平定整个北方，也是能够在自己手里完成的。因为这样的意识，在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后，公元416年八月，刘裕又发动了旨在灭亡北方最强大政权——后秦的战争。这场战争，其实也是在挑战东晋王朝的北伐底线。之前历次北伐，最远也不过打到山东地区，这次却要占领自西晋末年以来，沦陷已经有100多年的关中平原地区，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凡的。而且这次刘裕的运气也好得很，后秦政权这时期因为姚泓登基后兄弟争位，发生了骨肉相残的内耗，正好是力量最虚弱的时候，结果刘裕兵不血刃，就顺利突破了后秦的防线，进入了东晋政权沦陷100多年的关中平原。但这时候，半路上却杀出了程咬金——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当时的北魏政权，虽然国土不能说最大，可正处于国力蒸蒸日上时期，也存有一统北方的志向，自然不能坐视刘裕在北方扩张，北魏在接到后秦求救后，立刻作出决定，调动3万精锐骑兵南下对付刘裕。在慕容南燕灭亡后，拓跋鲜卑的北魏骑兵，已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骑兵。比起慕容南燕骑兵以重骑兵为主，拓跋鲜卑的骑兵，主要都是机动性非常强的轻骑兵，不但速度飞快，而且拓跋鲜卑的军队，在弓弩骑射上的能力非常强悍，对于机动力差的刘裕步兵部队来说，这样的军队无疑是非常难对付的。刘裕还是有办法，他在渭水岸边摆开了阵势，引诱北魏军队来攻。这个阵势叫却月阵，就是用牛车装大弩，摆成弯月型，向着北魏骑兵齐射，阵型的妙处，就在于用半月的形状，形成交叉火力，让整个北魏骑兵都处在射程覆盖下。结果北魏大败，3万骑兵损失了8000多人，只能仓皇撤退。拓跋鲜卑与刘裕，这一对南北朝对峙时期的第一对冤家，他们的首次交锋，以拓跋鲜卑的完败告终。这之后，刘裕顺利平灭了后秦政权，后秦末代皇帝姚泓被生擒，东晋的国土，一下子扩展到了关中平原。
就在两次北伐的间隙，刘裕还大举用兵，平定了东晋政权内部的敌人们，其中包括自己的同族兄弟刘毅，以及最后一支掌握兵权的东晋皇室司马休之。这时期虽然东晋政权仍然存在，但真正皇帝，已经姓刘了。平定关中平原的胜利，更让刘裕的威望无以复加，尤其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老百姓自发组织慰问队，迎接刘裕大军的情景。得到关中平原以后，刘裕最想做的，不是乘胜追击，平定整个北方，而是皇位。按照一些史料的说法，在平灭关中的时候，他立刻停止了进军，火速返回南方，期间他的大将沈林子曾经劝阻，但刘裕却说：“我不想做曹操。”言下之意，就是自己不愿意像曹操那样，等着死了以后再被儿子追认成皇帝，而是一定要活着的时候就成功做皇帝。这时候的刘裕，已经年近60，他确实等不及了。
但是等不及的刘裕，却犯了大错误。在回南方前，他把防备北方的大权，交给了两员大将王镇恶和沈林子。这两个人不和，之前一直是有名的，刘裕为了防止他们内耗，安排了自己的儿子监管，但是内耗还是发生了。先是王镇恶被沈林子杀害，接着北方夏国趁机进攻，打败了刘裕留守在北方的军队，东晋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退出了关中平原。好不容易收复的关中地区，仅仅几个月就得而复失了，说是内耗加指挥失误，不如说是刘裕的私心惹的祸。
但是在刘裕看来，他这个决定还是值得的，挟大胜的余威，刘裕返回建康后，不久就废除了东晋皇室，并把东晋末代皇帝杀害。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登基，成为了“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宋武帝。
<er">三
虽然刘裕出身低微，行事也以狡猾狠毒著称，人品上很难说是好人，但就做皇帝的素质上，如果搞一次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割据政权的好皇帝评选，刘裕必定会名列前茅，能超过他的人，可以说屈指可数。
刘裕被后人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该说他是魏晋以来中国用人制度的一个颠覆者。魏晋之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南方的“正统”东晋，都是清一色的以门第来论用人，这个局面，从刘裕开始改变了。刘裕用人，后人说他是“网罗幽滞”，也就是说选拔了大量寒门出身的人才，有的甚至是贫困出身。比如长期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谋士刘牧之，就是布衣出身，后来在他北伐战争里立下大功的王镇恶、沈林子、檀道济也都是清一色的平民，在他的统治团队里，寒门出身的人才，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重。与此同时，刘裕也知道自己的改朝换代，注定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所以在他即位初期，对南方的世家大族，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压。他很讲政策，每惩治一个世家大族，都很讲证据，曾经繁荣一时的士族，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腐化堕落了，罪名当然是不难找的。比如出身“江左衣冠”的豪门王家和谢家，都被他屠杀，京口贵族刁奎的家产，被他尽数分散给老百姓。他的这种打压，自然有政治上的目的，但起到的效果，却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威风，在刘裕登基后，被狠狠地杀下去不少。
但是重用寒门、杀士族的威风，当然不止为了作秀，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整人之外，还要整制度，特别是在东晋的晚期，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国家一度陷入到分裂之中，这种局面，也是在刘裕登基后开始改变。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把当时东晋的州县大量合并，裁撤冗官，既节省了国家开支，又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可谓一举两得。对军事制度他也做了调整，在他登基之前，作为一个军阀，基本是想打谁就打谁，他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武将有样学样，他把军队的调动权收归到中央，大将外出征讨，都需要配备朝廷的官员监督。这一条，在后来被人诟病不少，认为此举掣肘了武将的权力，但就当时的局面来说，如果不这样做，很有可能导致国家不断发生兵变。刘裕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从效果上看，可以说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从刘裕开始，随着大量寒门阶层得以进入最高统治核心，以及中央行政威权的加强，士族制度的瓦解，刘宋的强大，都是大势所趋。
当然刘裕更知道，国家强大的根本，必须要在经济上有所建树，特别是当时的东晋，留给刘裕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因为东晋末年常年的战乱，大量农民逃亡，田地荒芜，农业生产倒退严重。按照南北朝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记录，刘裕登基时候的中国南方，许多曾经是农田的土地，在那时候已经荒芜了，国家赋税名册上应该缴纳赋税的农民，好多都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刘裕登基后，把“重本务积”作为一个重点，所谓的“本”就是农业生产，所谓的“积”就是农业储备。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农村户籍人口，重新划分土地，扩大自耕农的数量，即历史上著名的“土断”政策。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他把东晋时期拖欠的农民赋税，都减免了，原本逃亡的农民，这下可以放心回来耕种，中国南方在经过了长期战乱之后，这时候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因为刘裕是苦出身，所以也注定了他亲民的一面，对于民间的疾苦，他不但非常了解，而且感同身受。他登基后，开始整顿原本政府的专卖制度。专卖制度，本来是东晋政府的一条财路，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低价采购物品，高价贩卖物品，政府贩卖的物品，老百姓基本都是摊派购买，国家要购买的物品，往往压低价格，老百姓也没有还价的权力。刘裕重新规定了专卖价格，而且不许强买强卖，这条政策的实施，和他减免农民东晋时代的欠税一样，等于搬掉了当时南方老百姓身上的一块大石头。他还是个事必躬亲的人，比如为了防止司法官员害民，经常偷偷去司法机关旁听审判，发现有偏袒害民的，经常当场重办。江南的儒学教育，也在他这一时期发扬光大，许多著名的学校都是他主持修建的。他的这些行为，对华夏文化的西传以及江南经济的繁荣，都有重要贡献。
然而刘裕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为身后的南朝，留下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政府独一无二的行政模式：寒人掌机要。在早期通过杀戮树立了自己在世家大族的权威之后，刘裕开始改为怀柔之策，对世家大族，采取优礼为主，给予很高的爵位，但是实际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由寒门出身的官员来掌握，这就是“寒人掌机要”。从这时候开始，士族有地位，寒门有权力，就成了南朝政权的一个常态，无论是后来的南齐、萧梁、陈朝，还是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把这一套政策给延续了下来。寒门出身的皇帝，以及高贵的士族，也就因此实现了关系上的“和谐”，从实际效果看，这个暂时的平衡，其实启动了此后寒门阶层崛起，士族力量衰弱的大趋势，之后南北朝结束，隋唐相继而立，这个趋势被一直延续了下去。
公元422年六月，在位仅两年的刘裕过世，时年59岁，他虽然仅仅在位两年，但是他所创立的政治制度，却奠定了整个南朝政治的雏形。他的身后，是南北朝时期最繁荣的一段南朝盛世：元嘉之治。中国南方，在南北朝的早期，也因此拥有了最好的统一华夏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被无情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