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刘裕,贵族中国的叛逆者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嵚 本章:第九章 刘裕,贵族中国的叛逆者

    在魏晋南北朝几个世纪的历史上,虽然同样是南北对峙,国家分裂,但是这几百年的历史,往往被史家分成了两段,一段是“魏晋”,包括从三国时代到东晋灭亡这段历史;另一段是“南北朝”,即南朝宋齐梁陈政权与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阶段。之所以这么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魏晋”阶段,从魏到晋,即使国家分裂,却终究还有“正统”政权存在,比如前者的魏,后者的晋,虽然这样的正统只是在表面上。而在后来的南北朝时代,无论是统一北方的鲜卑北魏,还是轮流坐庄的南朝宋齐梁陈,都只能算地方割据政权,代表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正统。这是封建社会的划分观念,而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说,从魏晋到南北朝,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家从混战变成了南北对峙,无论这期间政治风云怎样变化,南北之间的关系是战是和,南北双方的老百姓们,至少已经开始享受长时期的和平生活了。中国南北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也是从南北朝的对峙开始成为现实的,从这个角度说,南北双方促成这个时代到来的人,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功臣。

    如果从社会阶层的变化看,“魏晋”与“南北朝”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就进入了门阀封建社会,即由出身显贵的世家大族把持国家政权,垄断国家的政治,中国社会的门第观念,从此形成,干得好不如生得好,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主要思想。这样一个森严的门阀体系,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破产。北方方面,常年的战乱,外加鲜卑北魏早期的大清洗,沉重打击了北方门阀士族,魏孝文帝的改革,表面上提高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地位,其实却促成了大量“寒门”出身的官员,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北魏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后来演化成了北齐、北周,虽然这些政权都大量拉拢北方士大夫,尤其是士族阶层,可是寒门势力的崛起,以及士族阶层的最终瓦解,这个大趋势已经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草根阶层开始崭露头角。南朝方面,这样的情景演进更快,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他们的开国皇帝,清一色都是寒门出身,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或许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比喻:魏晋时代,是“贵族中国”的顶峰,南北朝时代,是“草根中国”的开始。

    在这场开始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当属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这个历史的重大演进而言,他的贡献,绝不仅仅在于做上了皇帝。

    <er">一

    刘裕,本名德舆,小名寄奴,刘裕的出身以他登基称帝后的说法,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后人,看他的家乡,这个说法貌似也有些靠谱,因为他的祖籍就是刘邦的老家徐州沛县。但是后来的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反对这个说法,称刘裕这么做是“称宗祔庙”。祖宗是不是刘邦,对早期的刘裕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到他这一代,他的家族已经破落了。刘裕出生在江苏镇江,他祖上刘混随晋朝南迁,定居在了这里。那时候他们家,还算一个名门望族,早期的时候也曾世代为官,但是很快就中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只是一个郡里的功曹,也就是个小公务员,到了刘裕这一代更惨,他连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南史》里记录说,青年时代的刘裕,因为不务正业,曾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让他自谋生路。他后来种过地,卖过肉,打过鱼,很早就开始混社会了,而且也确实有成就——混成了混混。走上社会的刘裕,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无赖,经常出入赌场,不管多穷,有一点钱都要拿去赌博。混了一段时间以后,刘裕得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镇江当地要征兵,刘裕应征了。

    说到镇江的征兵,就不得不提一下东晋时代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北府军。北府军的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被人称道,它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因为一个个身怀国恨家仇,所以打仗不用动员,一个个玩命向前冲。在著名的淝水之战里,8万北府军如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败了北方前秦政权的87万南征军,北府军的战斗力,从此名扬天下。刘裕的出生地镇江,就是北府军的主要兵源所在,当地的居民,大多都是南迁的北方人,世代当兵也就成了当地年轻人的主要选择。在当兵之前,刘裕的主要工作是混社会,当兵之后,刘裕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人生。

    当了兵的刘裕,最早的职务,是北府旧将孙无终的司马,这是个类似勤务兵之类的工作,对于想混日子的士兵来说,自然是一个美差,但刘裕是不打算混日子的,很快他就反感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到了公元399年,也就是刘裕37岁的时候,一个选择摆在他的面前。是年东晋发生了著名的孙恩起义,东晋王朝调动北府军进行镇压,但是战事打得非常不顺利,前线士兵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府下令,允许各地士兵们主动投军,参加战斗。这个命令下达之后,许多人都嗤之以鼻:主动投军,也就意味着主动送死,谁会这么傻呢?偏偏刘裕就这么傻,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很快如愿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刘裕的领导,孙无终还是很会看人的,早在刘裕给他做司马的时候,他就曾对刘裕说过,你这个人面相上带着杀气,将来必定是一方枭雄,我这里肯定留不住你。等刘裕决定上前线的时候,孙无终又一次帮了刘裕,他把刘裕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身为前线主帅的刘牢之。刘牢之顺水推舟,给老朋友一个面子,安排刘裕在自己麾下做了一个小军官。刘裕从此开始崭露头角。孙恩起义之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恩手里有当时东晋最精锐的水军,最大的战船,长达50多米,远远胜于东晋政府军的战船。北府军虽然在陆战中,足够和北方最精锐的骑兵抗衡,但是到了水里就大大逊色了。这时候只是个小军官的刘裕发现了孙恩部队战船的毛病:船大了,就不灵活。在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里,他就带领一小队士兵乘坐小船突击,竟然一举凿沉了孙恩的大船,此举一下子撼动了前线。之后的数次战斗中,他更是身先士卒,冲杀敌阵,屡屡立下战功。他还很有计谋,比如在海盐之战里,他用疑兵之计,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功吓跑了企图偷袭的孙恩。东晋稳定了战线,他的官职也节节高升,东征孙恩之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北府军中重要的将领。值得一提的是,比起淝水之战时期,那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虎狼之师,这时候的北府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作战素质,都大大退化了。不但没有当年与北方骑兵交手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军队里的将领,还经常纵容士兵抢掠,甚至杀良冒功。只有刘裕的军队例外,他的军队纪律依旧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是当时北府军中的一大另类。

    另类的刘裕,很快迎来了人生里的另一个考验,在孙恩之乱接近平定的时候,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又发生了内讧。公元402年,荆州刺史桓玄突然发难,率军一路东进,攻克了东晋的都城建康,废掉了晋朝皇帝,改国号为“楚”。这个桓玄,就是赫赫有名的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比起他一辈子都没胆量篡位的老爹来,桓玄胆大包天,不但篡位成功,更开始了对东晋重臣们的清算,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战功卓著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刘牢之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第一战神,在淝水之战中,正是他率军奋勇冲锋,把苻坚的80万大军冲得大溃,成就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斗。沙场上勇猛,官场上却窝囊,桓玄篡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了刘牢之的兵权,然后又逼刘牢之自尽,一代名将,最后含冤上吊。杀刘牢之,桓玄等于把整个北府军都得罪了,在北府军中,刘牢之好比这支部队的再生父母,是这支强大军队的缔造者,他蒙冤身死,让整个北府军从此视桓玄为“死仇”。对刘裕而言,刘牢之对他有知遇之恩,平定孙恩的时候,刘牢之很赏识刘裕,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拔,刘裕才成为了一个高级将领。如今恩人被害,换作任何人都会怒火万丈,但刘裕此时却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知道自己此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桓玄抗衡,所以人在屋檐下,也就只好低头了,桓玄篡权之后,刘裕主动向桓玄表示投靠。他的投靠,在桓玄看来有很重要的意义,强大的北府军,一直让桓玄如鲠在喉,而今得到了北府军中的重要人物刘裕,也就等于瓦解了这支军队。所以桓玄非常高兴,对刘裕的招待很优厚,不但经常邀请他饮宴,刘裕要装备要钱粮,桓玄也很大方地一一满足。当时桓玄身边的许多人,都劝桓玄趁机除掉刘裕,如果桓玄是一个守成之主,他也许会这样做,可桓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属下说,我要成就大事,就必须重用刘裕,特别是他日横扫北方,刘裕肯定是一把杀敌的利器。也就是说,在桓玄的理想里,称帝只是第一步,他要做的还有自己父亲毕生夙愿:收复北方,统一华夏。

    但是桓玄没有想到,刘裕这把“利器”下手的第一个目标,竟然就是他自己。在投靠桓玄的这段时间里,刘裕一直养精蓄锐。为了表达对桓玄的效忠,他主动把自己的许多部下遣散到了别处,比如他把自己的亲信何无忌派到了庆阳,同宗兄弟刘毅派到了广陵。广陵此时是桓玄的弟弟桓弘的地盘,派刘毅过去,似乎是让自己的亲信,处于桓玄势力的监控之下。表面看,刘裕是在主动肢解自己的军队,表示自己毫无反对桓玄之心,事实上,他是给桓玄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到了公元405年二月,这几颗炸弹终于爆炸了,是年,刘毅在广陵起兵,杀掉了桓玄的弟弟桓弘,桓玄政权的一大臂膀,就这样给砍掉了。与此同时,刘裕也在京口发难,趁着桓玄打猎的机会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了桓玄的堂兄桓修。如此一来,桓玄的羽翼顿时被斩掉了,势单力孤的桓玄,仓皇之下连忙逃跑到了荆州。之后刘裕乘胜追击,檄文各省,声讨桓玄的罪状,东晋的各派势力眼看桓玄倒台,纷纷表示支持刘裕,争着做墙头草。这场原本势力悬殊的较量,因为刘裕的缜密筹划,至此已经掌握了主动权。随后刘裕带兵进入了建康城,被推举为反对桓玄篡位的“盟主”。到了公元405年四月,凭借着“拥戴东晋”的名义以及迅速扩充的军队,刘裕彻底消灭了桓玄的势力,并且掌控了建康的局势。次年三月,刘裕扶持晋安帝复位,这时候的刘裕,已经官升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俨然成为了国家柱石,确切点说,是国家的权臣。

    对于当时的东晋王朝来说,无论是刘裕赢还是桓玄赢,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管谁赢,东晋的皇帝都差不多是傀儡。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刘裕和桓玄的这一场较量,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改朝换代。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世代名门望族,在三国至西晋的漫长历史中,世家大族一直垄断着国家高位,出身不好只能靠边站。然而在这场争夺大权的内战里,最后靠边站的,却是身为世家大族的桓玄,得到胜利的,是出身寒微的刘裕,这对于整个南朝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以后,寒门不再是依附于世家大族的附庸,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甚至足够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场政变对整个国家的冲击,无论是政治观念方面,还是国家政权构成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

    刘裕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确立了他在东晋朝廷里的“忠臣”形象,在当时世家大族眼里,刘裕是东晋王朝的拯救者,甚至在后来编修的司马光眼里,刘裕也是“再造东晋”的绝对功臣。然而刘裕的真实目标,绝不是再造东晋,而是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

    刘裕能够在短短5年里,在世家大族当道的东晋,从一个普通的小军官,一跃成为把持国家大权的权臣,这在中国历史中本来就属于奇迹,放在当时,更可以说是神话。而就刘裕本身而言,做到这个是不奇怪的,首先,刘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依托的,是一个强大的北府军军人集团。东晋南迁后,为了稳定统治,对江南的世家大族大力笼络,而南迁到北方的汉人,尤其是军人阶层,虽然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但是他们的身份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始终不能进入国家权力层的核心。所以即使是出身不同的军人,也希望国家政权中,能够出现一个替他们说话的人。从身份而言,刘裕是能被他们接受的,他自己就是北府军的成员,更是南迁北方汉人的后代,这两条就足够让他获得北府军官兵的认同。而且,刘裕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属于那种心眼非常多的人,一件事没有把握,他绝对不去做,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划,哪怕为此需要暂时忍受失败。比如在对付桓玄的过程里,刘裕一是能算计,最后把桓玄算计死了,二是能忍,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到最后背后捅刀子,全套动作一气呵成,丝毫不留破绽。这样的人,做一个把持大权的权臣,都有些屈才,做皇帝,也是完全可以的。

    <er">二

    但能力能够做皇帝的刘裕,在公元405年“再造社稷”,并且成功把持大权之后,他想当皇帝,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就是他的出身问题,刘裕寒门出身,在那个门第社会之中,寒门出身的人,能做官就祖坟上冒青烟了,想做皇帝,简直是要痴心妄想。虽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刘裕也不能把所有的世家大族都杀干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此时的东晋王朝,还有他的正统地位,一直在以“光复河山”来收拢人心,现在北方失地没有收复,你却把正统朝廷干掉了,这让全国人民看你刘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要想夺取政权,刘裕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要提高自己的威望,第二件事要拉拢世家大族。后一件相对好办点,这时期的世家大族,都已经腐朽不堪,只要封官许愿给好处,完全可以找到合作者。第一件事比较难办,那年头要有声望,除非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出身名门,这个说过了,出身问题刘裕是扭转不了的;第二种也很难,就是必须要成为民族英雄,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政权林立,但凡是有血性的东晋人,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光复河山的愿望,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大家心中的英雄。可做到这样又谈何容易,当年的桓温何等雄才大略,贸然北伐的结果又是如何?不照样被人家打回来吗?他都不行,你刘裕行吗?

    刘裕的态度是:我行!

    在成为把持大权的权臣之后,刘裕就把北伐提上了日程,在刘裕之前,东晋王朝也曾进行了多次北伐,从最早的祖逖,到后来的桓温,每一次都是口号震天响,却最终功败垂成。这一次刘裕决定试试了,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盘踞山东河北地区的南燕。

    南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鲜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中的慕容鲜卑。所谓慕容鲜卑,就是金庸里吹的神乎其神的“慕容家族”。在武侠小说里,他们很神话,而在真正的历史中,他们也非常彪悍,慕容鲜卑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当时北方最精锐的骑兵。他们的骑兵都是由身经百战的鲜卑战士组成,战斗力极其彪悍,而且他们还独创了连环马战术,古典名著《水浒》里的连环马,还有后来金朝灭南宋时期的拐子马,都是从慕容鲜卑的连环马战术里演化来的。在冷兵器时代的南北朝,平原作战,骑兵是最强悍的兵种,有最好的骑兵,也就意味着有了最好的军队。手握当时最精锐骑兵的南燕,一直是东晋政府的大敌,在东晋眼里,这个政权不但是个敌人,更是个白眼狼。慕容家族起家初期,因为实力弱小,曾经接受过东晋的册封,东晋为了能够收复北方,一度曲线救国,给予慕容鲜卑极大的支持。但慕容鲜卑实力强大后,反而翻脸不认人,屡次侵略东晋,尤其是在桓玄篡位期间,慕容鲜卑也趁火打劫。比如公元409年,慕容鲜卑就曾侵入东晋管辖的淮北地区,大肆掳掠人口,军民伤亡极其惨重,但对刘裕来说,慕容鲜卑的这次入侵,是天上掉馅饼。东晋王朝对北伐的兴趣一直不大,特别是有了桓温专权的教训后,在东晋世家大族的眼里,北伐只能给权臣增加政治资本,而对自己的利益无意义,所以在慕容鲜卑这次入侵前,虽然刘裕多次提出北伐,却总遭到世家大族的阻挠。这次慕容鲜卑主动挑衅,开战的口实终于来了,世家大族们虽然反对北伐,但是如此大仇下,谁也不敢挑头反对,刘裕也就等来了证明自己军事实力的机会:我不止能窝里横,我更能横扫北方。

    公元409年四月,刘裕开始了这次北伐行动,客观上说,以他这次北伐动用的部队看,同时代的人,有理由对这次北伐的结果,表现出最大的悲观。当时东晋最紧缺的就是马匹,江南原本就不是产马的地方,部队作战主要以步兵为主,到了刘裕的军队里,不但骑兵稀少,连运送物资的马匹都少,有些军队运输辎重的时候,甚至不得不用牛车来替代马车。但在刘裕看来,这些都不意味着自己会败,用牛车怎么了,牛车照样可以打牛仗。

    有信心固然好,但支撑信心的还是实力,刘裕敢打,关键在于他相信自己的实力,论统兵打仗的谋略,在当时没有人比他狡猾,论军队的战斗力,他打造出来的新一代北府军,在严明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下,战斗力早就直线恢复到顶峰时期的水平,至于差距悬殊的骑兵水平和战马储量,刘裕也找到了对付的武器。出师之后,刘裕首先赢了慕容鲜卑一招,当时普遍的观点,就是北伐需要步步为营,一步一步攻占城池,稳打稳扎,但刘裕却发现,对付别人可以稳打稳扎,对付慕容鲜卑却不行。因为他们有精锐的骑兵,在部队的机动性上远远强于自己,所谓稳打稳扎,最后只能自己投进敌人的包围圈里送死。所以刘裕采用了一个慕容鲜卑想不到的战术:不理会周边敌人的纠缠,不去攻占沿途的小城市,集中兵力直扑慕容鲜卑的军事重镇临朐。这个战术果然出乎慕容鲜卑的预料,南燕皇帝慕容超本来想着节节抵抗,趁刘裕兵败疲惫的时候,再发挥骑兵的优势反攻,一举击败刘裕,但没想到刘裕却反其道行之,火速推进到临朐一带,就像是一把刀子,直接插到了慕容超的胸脯上。慕容超是个心气颇高的人,自然是不会甘心,他立刻作出了应对决战。就在临朐和刘裕决战,你出乎我预料怎么样,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以一群步兵,就想抵抗我的精锐鲜卑骑兵,简直是痴人说梦。

    是年五月,刘裕的大军快速突击到了临朐,慕容超率领的鲜卑骑兵,也已经在临朐摆好了阵势。事实证明,虽然在预判上输了一招,但是慕容超以及他治下的南燕鲜卑骑兵,却是非常强悍的,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主力部队的集结,扎好了口袋等着刘裕来钻。刘裕此时劳师袭远,物资保障也不充裕,而且他的骑兵有限,在山东平原上想和慕容超的精锐骑兵抗衡,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先例。步兵打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平原战斗中,基本上胜负是很少有悬念的,虽然演义小说里搞出过“砍马腿”、“钩镰枪”之类的说法,但放在实际战斗中,相当多是行不通的。就好比现代战争中,让一个手拿冲锋枪的士兵,去对付一辆隆隆开进的坦克,胜负的结果,不用打基本就可以预料了。同样,刘裕面临的这场决战,不用打,结果似乎也是可以预料的。

    但是战斗的结果,却是出乎预料。战斗打响后,慕容超故伎重演,拿出了鲜卑骑兵的看家法宝:连环马,即用铁链子把骑兵三五个拴在一起,然后向刘裕发起冲锋。这一招在之前南燕的战斗中,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重甲骑兵栓在一起组成冲锋团队,这个冲击力就好比是重装坦克隆隆开来,足够把一切挡路的士兵碾成粉末,刘裕手下的步兵,貌似不够给这些钢铁怪兽塞牙缝的。慕容超的这种骑兵,每个骑兵负重的甲胄都非常重,曾经有军事爱好者按照史料的记录,复制了当时南燕的盔甲,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如果穿上这种盔甲,别说是打仗,走路都是困难的。放在当时的战场上,他的这些士兵们,几乎都是力大如牛的勇士,而且重装盔甲把他们保护得非常好,可以说刀枪不入,弓箭以及普通的步兵武器,是根本无法对他们形成杀伤的。因为这一切,开战之前,雄心勃勃的慕容超非常有信心。

    可是开战之后,慕容超的信心,就变成了绝望。鲜卑骑兵隆隆开进了,让慕容超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先是刘裕的军队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结成步兵方阵来抵抗,相反推出了一种新式武器战车。这种战车是用坚固的硬木做成,每个都很重,既能够阻遏骑兵冲锋,又能成为士兵的掩体。而且就在慕容超发动进攻前,刘裕的军队已经在军阵前面,设置了足够多的拒马桩,这就好比现代战争里,在敌人眼皮底下布置好了雷区。结果慕容超的军队被“雷”了,还没有见到刘裕军队的面,就被撞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的突破了这些障碍物,又被依托战车防御的步兵们大量杀伤,这些步兵用战车做掩体,使用长武器拼命阻遏南燕骑兵的攻势。更让慕容超抓狂的是,他原本非常自信鲜卑骑兵盔甲的保护能力,但真到了战场上,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盔甲反而成了累赘:刘裕的军队在远程武器上,不但用弓箭,更用弩。当时中国的造弩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刘裕的北府军不但有士兵用的单兵弩,更有十几种大型弩,最大的甚至能够发射长矛,一个长矛打过来,完全可以把一个全副武装的鲜卑重骑兵捅个透心凉。原本严严实实的装备,这下子反而成为鲜卑重骑兵躲避射杀的累赘。在刘裕漫天的箭雨下,武装到牙齿的鲜卑重骑兵,一排排地倒了下去。

    就这样,原本慕容超笃信的“一边倒”战斗,在刘裕的士兵们前仆后继的抗击,以及战车坚阵的硬顶下,打成了犬牙交错的相持战。仗越打越激烈,慕容超越打越急,其实他是不必急的,因为双方的胜利条件实在不一样:慕容超只要拖住刘裕,劳师袭远的刘裕就会被拖死,而刘裕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慕容超,孤军深入的他就可能灭临面顶之灾,这一点,刘裕是知道的,身经百战的慕容超也知道,可是一着急他忘了,只是一个劲地招呼骑兵们前仆后继地冲锋,在刘裕的军阵面前,堆起一排又一排的尸体。

    焦急万分的慕容超,似乎忘记了另一件事。刘裕的骑兵虽然有限,可到底是有啊,怎么打了半天,一点影子都没看到呢?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就在慕容超招呼骑兵前仆后继冲锋的时候,刘裕“有限”的骑兵,突然在慕容超身后出现了。骑兵“有限”,杀伤力也不会大,可关键要看怎么用,这些骑兵受命大迂回,绕道慕容超的背后发起攻击,正在拼命冲锋的慕容超部,背后突然挨了这么一刀,哪里能受得了,结果强大的慕容鲜卑骑兵,就这样崩溃了。随后刘裕全线反扑,慕容超部争相逃命,临朐重镇,最终落到了刘裕手中,慕容超只好收罗残兵,退守都城广固。

    临朐的沦陷,是刘裕北伐战争的一个重要拐点,如果说之前刘裕还需要担心物资供应不济,劳师袭远等问题的话,拿下临朐,他就可以不怕了。作为南燕的重镇,临朐一直是慕容超储备粮食物资的地点,这一年收上来的麦子刚刚运进城,就因为临朐的沦陷,被刘裕打包全收了,粮食问题解决了,下面就要解决慕容超本人了。刘裕把广固城团团围住,同时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平等对待北方各民族,不搞歧视,结果不光北方思念东晋政权的汉人,当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到了后来,连慕容超的大将段宏等人也投降了,众叛亲离的慕容超,最终于409年六月,在广固城沦陷之后被俘,押到建康斩首。强大一时的鲜卑慕容南燕政权,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被刘裕解决掉了。

    南燕亡国,可以说给当时的东晋政权长出一口恶气,多年以来,南燕凭借着自己的骑兵优势,长期侵扰东晋边境,经常掳掠人口,东晋军队追追不上,打又打不过,可以说吃够了苦头,而这一次,刘裕终于报了仇。如刘裕所愿,在此之后刘裕声望大增,俨然成了民族英雄,刘裕本人也得到东晋政府的褒奖,加封为宋国公,后来刘宋的国号,就是这么来的。

    讨伐南燕的胜利,也给刘裕个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这之前,北方政权虽然多战乱,但是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让他们对东晋政权一直采取攻势,相反东晋政权一直都是被动防御。由于缺少精良骑兵,东晋一般不敢跨过长江北伐,但这次的胜利,特别是作为北方骑兵最精锐的南燕骑兵的覆灭,让刘裕建立了这样的信心。此时的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以来最弱的时期,不要说打赢一场北伐战争,就是平定整个北方,也是能够在自己手里完成的。因为这样的意识,在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后,公元416年八月,刘裕又发动了旨在灭亡北方最强大政权——后秦的战争。这场战争,其实也是在挑战东晋王朝的北伐底线。之前历次北伐,最远也不过打到山东地区,这次却要占领自西晋末年以来,沦陷已经有100多年的关中平原地区,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凡的。而且这次刘裕的运气也好得很,后秦政权这时期因为姚泓登基后兄弟争位,发生了骨肉相残的内耗,正好是力量最虚弱的时候,结果刘裕兵不血刃,就顺利突破了后秦的防线,进入了东晋政权沦陷100多年的关中平原。但这时候,半路上却杀出了程咬金——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当时的北魏政权,虽然国土不能说最大,可正处于国力蒸蒸日上时期,也存有一统北方的志向,自然不能坐视刘裕在北方扩张,北魏在接到后秦求救后,立刻作出决定,调动3万精锐骑兵南下对付刘裕。在慕容南燕灭亡后,拓跋鲜卑的北魏骑兵,已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骑兵。比起慕容南燕骑兵以重骑兵为主,拓跋鲜卑的骑兵,主要都是机动性非常强的轻骑兵,不但速度飞快,而且拓跋鲜卑的军队,在弓弩骑射上的能力非常强悍,对于机动力差的刘裕步兵部队来说,这样的军队无疑是非常难对付的。刘裕还是有办法,他在渭水岸边摆开了阵势,引诱北魏军队来攻。这个阵势叫却月阵,就是用牛车装大弩,摆成弯月型,向着北魏骑兵齐射,阵型的妙处,就在于用半月的形状,形成交叉火力,让整个北魏骑兵都处在射程覆盖下。结果北魏大败,3万骑兵损失了8000多人,只能仓皇撤退。拓跋鲜卑与刘裕,这一对南北朝对峙时期的第一对冤家,他们的首次交锋,以拓跋鲜卑的完败告终。这之后,刘裕顺利平灭了后秦政权,后秦末代皇帝姚泓被生擒,东晋的国土,一下子扩展到了关中平原。

    就在两次北伐的间隙,刘裕还大举用兵,平定了东晋政权内部的敌人们,其中包括自己的同族兄弟刘毅,以及最后一支掌握兵权的东晋皇室司马休之。这时期虽然东晋政权仍然存在,但真正皇帝,已经姓刘了。平定关中平原的胜利,更让刘裕的威望无以复加,尤其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老百姓自发组织慰问队,迎接刘裕大军的情景。得到关中平原以后,刘裕最想做的,不是乘胜追击,平定整个北方,而是皇位。按照一些史料的说法,在平灭关中的时候,他立刻停止了进军,火速返回南方,期间他的大将沈林子曾经劝阻,但刘裕却说:“我不想做曹操。”言下之意,就是自己不愿意像曹操那样,等着死了以后再被儿子追认成皇帝,而是一定要活着的时候就成功做皇帝。这时候的刘裕,已经年近60,他确实等不及了。

    但是等不及的刘裕,却犯了大错误。在回南方前,他把防备北方的大权,交给了两员大将王镇恶和沈林子。这两个人不和,之前一直是有名的,刘裕为了防止他们内耗,安排了自己的儿子监管,但是内耗还是发生了。先是王镇恶被沈林子杀害,接着北方夏国趁机进攻,打败了刘裕留守在北方的军队,东晋军队溃不成军,仓皇退出了关中平原。好不容易收复的关中地区,仅仅几个月就得而复失了,说是内耗加指挥失误,不如说是刘裕的私心惹的祸。

    但是在刘裕看来,他这个决定还是值得的,挟大胜的余威,刘裕返回建康后,不久就废除了东晋皇室,并把东晋末代皇帝杀害。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登基,成为了“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宋武帝。

    <er">三

    虽然刘裕出身低微,行事也以狡猾狠毒著称,人品上很难说是好人,但就做皇帝的素质上,如果搞一次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割据政权的好皇帝评选,刘裕必定会名列前茅,能超过他的人,可以说屈指可数。

    刘裕被后人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该说他是魏晋以来中国用人制度的一个颠覆者。魏晋之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南方的“正统”东晋,都是清一色的以门第来论用人,这个局面,从刘裕开始改变了。刘裕用人,后人说他是“网罗幽滞”,也就是说选拔了大量寒门出身的人才,有的甚至是贫困出身。比如长期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谋士刘牧之,就是布衣出身,后来在他北伐战争里立下大功的王镇恶、沈林子、檀道济也都是清一色的平民,在他的统治团队里,寒门出身的人才,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重。与此同时,刘裕也知道自己的改朝换代,注定会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对,所以在他即位初期,对南方的世家大族,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压。他很讲政策,每惩治一个世家大族,都很讲证据,曾经繁荣一时的士族,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腐化堕落了,罪名当然是不难找的。比如出身“江左衣冠”的豪门王家和谢家,都被他屠杀,京口贵族刁奎的家产,被他尽数分散给老百姓。他的这种打压,自然有政治上的目的,但起到的效果,却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威风,在刘裕登基后,被狠狠地杀下去不少。

    但是重用寒门、杀士族的威风,当然不止为了作秀,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除了整人之外,还要整制度,特别是在东晋的晚期,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国家一度陷入到分裂之中,这种局面,也是在刘裕登基后开始改变。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把当时东晋的州县大量合并,裁撤冗官,既节省了国家开支,又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可谓一举两得。对军事制度他也做了调整,在他登基之前,作为一个军阀,基本是想打谁就打谁,他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武将有样学样,他把军队的调动权收归到中央,大将外出征讨,都需要配备朝廷的官员监督。这一条,在后来被人诟病不少,认为此举掣肘了武将的权力,但就当时的局面来说,如果不这样做,很有可能导致国家不断发生兵变。刘裕这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从效果上看,可以说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从刘裕开始,随着大量寒门阶层得以进入最高统治核心,以及中央行政威权的加强,士族制度的瓦解,刘宋的强大,都是大势所趋。

    当然刘裕更知道,国家强大的根本,必须要在经济上有所建树,特别是当时的东晋,留给刘裕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因为东晋末年常年的战乱,大量农民逃亡,田地荒芜,农业生产倒退严重。按照南北朝著名文学家沈约的记录,刘裕登基时候的中国南方,许多曾经是农田的土地,在那时候已经荒芜了,国家赋税名册上应该缴纳赋税的农民,好多都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刘裕登基后,把“重本务积”作为一个重点,所谓的“本”就是农业生产,所谓的“积”就是农业储备。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农村户籍人口,重新划分土地,扩大自耕农的数量,即历史上著名的“土断”政策。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他把东晋时期拖欠的农民赋税,都减免了,原本逃亡的农民,这下可以放心回来耕种,中国南方在经过了长期战乱之后,这时候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因为刘裕是苦出身,所以也注定了他亲民的一面,对于民间的疾苦,他不但非常了解,而且感同身受。他登基后,开始整顿原本政府的专卖制度。专卖制度,本来是东晋政府的一条财路,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低价采购物品,高价贩卖物品,政府贩卖的物品,老百姓基本都是摊派购买,国家要购买的物品,往往压低价格,老百姓也没有还价的权力。刘裕重新规定了专卖价格,而且不许强买强卖,这条政策的实施,和他减免农民东晋时代的欠税一样,等于搬掉了当时南方老百姓身上的一块大石头。他还是个事必躬亲的人,比如为了防止司法官员害民,经常偷偷去司法机关旁听审判,发现有偏袒害民的,经常当场重办。江南的儒学教育,也在他这一时期发扬光大,许多著名的学校都是他主持修建的。他的这些行为,对华夏文化的西传以及江南经济的繁荣,都有重要贡献。

    然而刘裕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为身后的南朝,留下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政府独一无二的行政模式:寒人掌机要。在早期通过杀戮树立了自己在世家大族的权威之后,刘裕开始改为怀柔之策,对世家大族,采取优礼为主,给予很高的爵位,但是实际的权力,越来越多的由寒门出身的官员来掌握,这就是“寒人掌机要”。从这时候开始,士族有地位,寒门有权力,就成了南朝政权的一个常态,无论是后来的南齐、萧梁、陈朝,还是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把这一套政策给延续了下来。寒门出身的皇帝,以及高贵的士族,也就因此实现了关系上的“和谐”,从实际效果看,这个暂时的平衡,其实启动了此后寒门阶层崛起,士族力量衰弱的大趋势,之后南北朝结束,隋唐相继而立,这个趋势被一直延续了下去。

    公元422年六月,在位仅两年的刘裕过世,时年59岁,他虽然仅仅在位两年,但是他所创立的政治制度,却奠定了整个南朝政治的雏形。他的身后,是南北朝时期最繁荣的一段南朝盛世:元嘉之治。中国南方,在南北朝的早期,也因此拥有了最好的统一华夏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被无情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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