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

    他原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瀍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可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年轻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吸取教训。

    看见李唐的历代天子就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是个悖论，也是一条无奈的真理。

    犹如飞蛾扑火般前仆后继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们，就是这条真理的最好注脚。

    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尊号总共十六个字，读起来实在费劲。不知道百官在称尊大典上齐声颂扬该名号的时候，中间是否要偷偷换气？

    其实，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微短点儿，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

    对李瀍来说，这个“道”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它是“道教”的“道”。

    道教是本朝国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这些日子，武宗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都是这个赵归真炼制的。

    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什么好感。而赵归真为了进一步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当然也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佛教，于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说佛教的坏话。很快，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认为佛教“耗蠹天下”，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这一年七月，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而铜像、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用于铸造铜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

    佛教遭遇这场灾难，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超级产业。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同时国库空虚，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纷纷扩充庄园，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

    如此种种，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断然采取“灭佛”之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从“武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佛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

    换言之，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多余。

    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

    进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

    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

    李瀍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

    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却遭到了拒绝。

    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李德裕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

    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

    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

    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

    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三天后，亦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享年三十三岁。

    三月二十六日，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登基的这一年，李忱已经三十七岁。自代宗李豫之后，帝国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

    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有一个年长的天子总算是一件幸事。因为，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和意志不坚。

    然而，对于李德裕来讲，新君李忱的突然即位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偶然碰撞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子事后对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都让我汗毛直竖。”（卷二四八：“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

    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则是如遭电击。

    因为，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职，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

    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但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

    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开始了。

    当年八月，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的李宗闵调任郴州（今属湖南）司马，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

    终于熬到头了。

    这几个仕途多蹇的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

    可是，李宗闵还没来得及踏上马车，便抱憾而终，病死在了贬所。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他的灵魂，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

    不过，李宗闵不必遗憾，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短短三年之后，他的老对手李德裕就会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比他更远的地方，而且同样死在了贬所。

    从会昌六年九月开始，李德裕的人生就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

    他先是被贬为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

    这最后一贬，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和李宗闵一样，最终都没能回到帝京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故土。

    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都已随着他们的肉体在荒凉的帝国边陲悄悄腐烂。

    关山万重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夜夜守望——

    守望那永远归不去的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