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收拾宦官，昭宗李晔第二件亟须要做的事情，无疑就是对付藩镇了。
李晔很清楚，要对付藩镇，自己手中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一支真正忠于朝廷、不被任何势力掌控的军队。
为此，他从即位之初就一直在招兵买马。到了大顺元年（公元890年），朝廷终于组建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有了这张底牌，昭宗就可以跟藩镇叫板了。
那么，要从哪里开刀呢？
这些年来，天下诸藩中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非河东李克用莫属。要对付藩镇，肯定要先从他下手。但是，李克用是光复长安、平定黄巢的功臣，朝廷要对他用兵，肯定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正当昭宗为此绞尽脑汁之际，借口忽然就有了。
大顺元年正月，李克用悍然从太原出兵，一举吞并了东昭义（治所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旋即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河北，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加之麾下两员勇将又一死一降，只好引兵撤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多数大臣坚决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其实，昭宗比任何人都更想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李克用，可他自己却不想把讨伐李克用的意思说出来，而是把话留给了张濬和孔纬。
昭宗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万一讨伐李克用失败，自己顶多就是丢卒保车，把张濬他们牺牲掉而已，断不至于让李克用有反抗朝廷的口实。所以，昭宗召开此次廷议，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文武百官替他当一回证人而已。
天子既然是这个心思，那这次廷议就纯属走过场了。当主战派和主动派各自把观点亮出来后，昭宗忽然说了一句：“李克用有讨平黄巢、复兴帝国之功，今日趁其新败而发兵讨伐，天下人将如何看待朕呢？”
孔纬立即接过话茬：“陛下的思虑是一时之仁，张濬的提议却是万世之利。昨日，我们已经计算过了，调动士兵、运送粮饷、犒劳赏赐等等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至于匮乏。现在，就看陛下您的决断了！”
最后，昭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用一种相当勉强的口吻说：“这件事就交给二位贤卿了，希望不要让朕蒙羞。”
大顺元年五月，昭宗下诏削除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并开除其宗室户籍（当初朱邪赤心被赐皇姓时，编入了李唐宗室户籍）；同时，任命张濬为讨伐河东的主帅，京兆尹孙揆为副帅，并命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各自从本道出兵，对李克用形成围剿之势。
五月二十七日，张濬率五万军队出征，昭宗亲临安喜楼为他饯行。张濬屏退左右，对天子说：“待臣平定外忧，再为陛下铲除内患！”
这个内患，当然就是指杨复恭了。
此刻，杨复恭正躲在屏风后面，把这句话一字不漏地听了去。
军队开到长安城东面的长乐坂，轮到左、右神策中尉饯行。杨复恭向张濬敬酒，张濬不喝，推说醉了。杨复恭鼻子一哼：“宰相大人既然已经大权在握、专主征伐，又何必如此扭捏作态呢？”张濬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等我平定叛贼回来，你就知道我为何扭捏作态了！”
杨复恭悚然一惊。
张濬得意地跃上马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从张濬率领大军出征的那一刻起，昭宗就陷入了无比的焦灼和紧张之中。
因为，这个灾难深重、岌岌可危的帝国，太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元气、鼓舞人心了。
他强烈地希望，张濬能够像前朝宰相裴度那样，一举讨平跋扈藩镇，让他这个踌躇满志的天子在“匡扶社稷、中兴李唐”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然而，希望从来是美好的，而现实却终究是残酷的。
这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反而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损兵折将，一再败北，最终全线崩溃。
回顾这半年来接二连三的败报，昭宗的心仿佛在滴血——
八月，大战还没开始，副帅孙揆就在长子（今属山西）西面的山谷中被河东伏兵生擒，旋即被杀。
九月，南面主将朱全忠在马牢山（今山西晋城市东南）被河东军击败，大将邓季筠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有一万多人。
九月下旬，北面正副主将李匡威、赫连铎在蔚州（今河北蔚县）取得一次短暂的胜利之后，随即遭到李克用主力的迎头痛击；李匡威的儿子、赫连铎的女婿皆被俘，同时被杀被俘的士兵数以万计。
十月，当各路讨伐军已被李克用各个击破后，张濬率领的主力才刚刚推进到晋州。先头部队与河东军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县）遭遇，刚一交战就败退下来，后方大军不战自溃。河东军乘胜追击，直抵晋州城下。张濬出城御敌，再败，从各镇征调的士兵哗然四散，各自逃回本镇。张濬在晋州困守了一个月，料定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从含口（山西绛县西南）仓皇逃遁，越过太行山逃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然后拆卸民房的木板拼凑木筏，渡过黄河狼狈南下。
至此，中央讨伐大军死的死，逃的逃，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大张旗鼓的讨伐河东之战，就这样以志在必得的姿态开场，而以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
昭宗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紧接着，一阵恐惧就袭上了心头。他知道，不给李克用一个说法，他肯定跟朝廷没完。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正月初九，昭宗万般无奈地把张濬贬为鄂岳观察使，把孔纬贬为荆南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并不罢休。他怒气冲天地上了一道奏疏，说：“张濬以陛下万世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便与其私相联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回到陛下分封的藩镇，只能暂到河中居住，应该去向何方，恭候陛下指令！”
河中？
昭宗一下就傻眼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吗？
河中（今山西永济市）与潼关仅仅隔着一条黄河，李克用只要带兵到河中，再一步跨过黄河，天子和朝廷就是他砧板上的鱼肉了。
接到奏疏的当天，昭宗就忙不迭地把张濬再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把孔纬再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刺史，同时下诏恢复了李克用的所有官爵。
二月，昭宗担心李克用还不满意，又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把张濬再贬为绣州（今广西桂平县南）司户，才算是把李克用安抚住了。
讨伐河东之役不到半年就败了，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同样遭遇了失败。而且，西川的失败比河东更让昭宗痛心疾首。因为河东败得干脆，顶多只是短痛，而西川则打了整整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无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长痛。
大顺二年三月下旬，宰相和财政大臣不得不向昭宗禀报，国库已经空了，再也没办法给西川前线输送一毫一厘的军费了。
那一天，文武百官看见天子李晔忽然把头低了下去，而且沉默了很久。最后，李晔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恢复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的所有官爵，同时命王建等人罢兵休战，各回本镇。
接到诏书的那天，陈敬瑄和田令孜忍不住相视而笑。
可他们笑得太早了。
因为，天子虽然放弃了，但王建却没有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建非但没有退兵，反而加大了进攻的力度，先后占领了西川辖区内的大多数州县，然后猛攻成都。陈敬瑄数次出城迎战，却屡屡被打败。到了七月下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陈敬瑄和田令孜终于绝望了，不得不开城投降。
田令孜亲手把西川节度使的帅印和旌节交给了王建。
随后，王建把陈敬瑄和田令孜放逐到了偏远的州县，并于两年后将其诛杀。
昔日称霸一方的军阀被消灭了，可王建却从此成为西川的土皇帝。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王建自封为蜀王。公元907年、亦即唐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王建为前蜀高祖。
登基才三年，昭宗在藩镇事务上就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让昭宗在痛苦中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几年来，与权宦杨复恭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基本上可以收网了。
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提出致仕，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
十月初八，昭宗命李顺节带领麾下禁军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率卫士抵抗，杨守信也立刻率部前来增援。
双方展开激战。稍后，宰相刘崇望又率领一队禁兵参与进攻，杨守信不支，部众溃散，只好跟杨复恭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骄横跋扈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昭宗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不安却悄然向他袭来——一代权宦杨复恭被打倒了，新一代宦官李顺节会不会恃宠生娇、居功自傲，成为杨复恭第二呢？
昭宗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不能不把这种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
这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昭宗就命人把李顺节诱杀了。
也许，昭宗这种兔死狗烹的做法显得相当腹黑，但是为了不让李顺节成为新一代权宦，为了不让这几年对付宦官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他只能这么做。
大顺二年冬天，一场又一场大雪从苍旻深处缓缓飘落，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大明宫的垂宇重檐上，并且摇曳着落在天子李晔的发梢、鼻梁、眉间、心上。
是的，心上。李晔感到整整一个冬天的大雪很可能全部落在了他的心上。否则，他的心头何以变得如此僵硬、沉重而冰凉？
天仿佛已经裂开了。
大雪仿佛永远下不完。
来吧，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李晔站在大明宫铺满积雪的殿庭中，有些悲壮地仰望苍天。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直到把这个肮脏的世界全部覆盖，直到把所有罪恶、阴谋、杀戮、流血、死亡全部覆盖……
然后，春天就该来了吧？
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也许就干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