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功翦除鱼朝恩的那一天起，元载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口出狂言，称自己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腹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
每当这种时候，听众就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可元载却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
没有人会否认，元载这个人确实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不知道——元载这家伙无德！帝国朝政一旦被这样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把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称鱼朝恩死后，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其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人的手底下干活，正直的人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时，有个叫杨绾的吏部侍郎，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不依附元载，而且在遴选官员时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对“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的元载自然是一大阻碍。元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把他拿掉。
大历五年三月底，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了吏部侍郎这个肥缺，遂“倾尽南方珍货”贿赂元载。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声名极臭，以“贪而佞”著称，可元载才不管他臭不臭，他唯独关心的就是一车一车拉到他府上的那些“南方珍货”。几天后，元载就把杨绾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担任国子祭酒，同时把徐浩调入朝中，取代杨绾成为新的吏部侍郎。
毫无疑问，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补缺的所有帝国官员肯定都要被“雁过拔毛”了；而被“拔毛”的官员到了任上，也肯定要千方百计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搜刮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买官卖官”与“官员腐败”必定是一对孪生子，有其一必有其二！
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代宗李豫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元载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诛除鱼朝恩之功，所以代宗还是不舍得拿掉他。
大历五年年底，代宗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要重蹈鱼朝恩之覆辙。
然而，元载却把代宗苦口婆心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毫无半点悔悟的迹象。
通过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代宗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
没想到这家伙跟鱼朝恩完全是一个德性、一路货色！
随后，代宗不得不开始考虑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
然而，代宗也很清楚，这个事情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比如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都是他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公卿大臣也惟其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要想从朝廷的文武百官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八月，代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地方官员身上。
此人名叫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
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代宗索性绕开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栖筠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代宗交给李栖筠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然后发起弹劾。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三月，李栖筠不负代宗所望，果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到的。
徐浩有一个小舅子，姓侯莫陈（三字姓），原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县尉。徐浩想把他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济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侯莫陈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中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将侯莫陈调任长安县尉。
依照规定，长安县尉赴任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侯莫陈一到御史台，李栖筠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扣下了。
本来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是李栖筠自从到任之后，就一直睁大眼睛在找元载一党的毛病，如今侯莫陈自己撞上门来，李栖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一调查，侯莫陈伪造政绩的行迹就败露了。李栖筠当即发起弹劾，把奏章递到了代宗手上。
代宗即命礼部侍郎于邵负责审理此案。
这个于邵也是元载的党羽，他压根没有意识到代宗就是想利用侯莫陈的案子引蛇出洞的，于是还傻乎乎地替侯莫陈辩解，声称此人虽然政绩造假，但他造假的时间却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大历七年五月，代宗朝廷曾有过一次大赦），既然“罪在赦前”，自然不该受到处罚。
代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好你个于邵，如此牵强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也好，既然你们都是一伙的，那朕就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锅端了！
是年五月，代宗断然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一下子把元载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逐出了朝廷。
自此，元载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也终于有所好转。
但是，这只是代宗收拾元载的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想要的，是元载的命！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代宗忙于平叛，无暇顾及朝廷内部斗争。一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河北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代宗才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元载。
这几年来，元载、王缙一党不仅没有因“侯莫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低级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也全部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史称，“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幕僚）卓英倩等，无由自达……”（卷二二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所以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坛，请了一帮道士斋醮做法，具体在干些什么没人知道。可第二天一早，马上有人向代宗密报，说元载和王缙设坛斋醮，图谋不轨。虽然史书没有明载告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难推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代宗安插在元载身边的钉子。所以，不管元载和王缙设坛做法想干什么，他们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
代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办公的元载和王缙，随后又逮捕了元载的儿子元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最后命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
代宗虽然把案子交给了刘晏和李涵，但实际上“问端皆出禁中”，亦即调查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其实就是代宗李豫本人。
既然天子亲自上阵，元载和王缙自然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了，更何况本来就劣迹斑斑。所以，开审没多久，元载和王缙就认罪伏法了。
但是，代宗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元、王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他们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其一网打尽！
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与元载有牵连，随即被乱棍打死。此外，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起居舍人韩会等十几个朝元党成员也先后被捕。
直到一切水落石出，代宗才下令将元载赐死于狱中。
接到赐死令后，元载万般绝望地对狱吏说：“求你快点让我死吧！”狱吏阴阴地答：“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在你死之前，多少总要让你受点委屈，请别见怪！”
说完，狱吏就脱下脚上的臭袜子，一把塞进了元载的嘴里。
直到怒目圆睁的元载尝够了臭袜子的滋味，狱吏才挥起一刀，砍下了元载的脑袋。
古人经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对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受辱。在帝国政坛上跋扈多年的堂堂宰相元载，或许也曾意料到自己总有败落的一天，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以吃臭袜子的屈辱方式死去。
元载死后，他的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也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幕僚卓英倩等人被关数月后，于狱中杖杀。
王缙本来也已被下令赐死，但主审官刘晏替他求情，说王缙只是从犯，宜网开一面。代宗才留了他一条命，把他贬为括州刺史。
代宗本来也想把杨炎、韩洄等人全部诛杀，所幸吴凑力谏，才改为贬谪。
如果不是吴凑这一谏，杨炎就不可能在几年后东山再起，赫然登上德宗朝廷的宰相之位，并且创立那个著名的“两税法”了。
诛除元载次月，代宗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载排挤的杨绾，另一个是礼部侍郎常衮。
杨绾向来以“清简俭素”著称，如今代宗让他取代骄奢无度的元载，其用意不言自明。
据说，代宗的任命诏书下达这天，满朝文武便纷纷作出了反应——郭子仪晚年很会享受生活，此日恰好在大宴宾客，府上一派笙歌艳舞，一听到消息，赶紧撤除了五分之四的乐队和歌姬；京兆尹黎幹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当天便大力裁减，只留下十名骑兵；御史中丞崔宽，其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也不得不忍痛将豪宅拆毁。
总而言之，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天子和朝廷视为元载第二！
杨绾上任后，代宗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来，整个朝廷已经被元载一党搞得乌烟瘴气，代宗相信假以时日，杨绾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
然而，代宗再一次失望了。
因为老天爷只给了杨绾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杨绾几乎什么事都来不及做。
大历十二年七月，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绾忽然患病，短短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代宗李豫悲痛欲绝，面对群臣大声哀叹：“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卷二二五）
老天爷不想让朕缔造太平啊，否则为何这么快就夺走了朕的杨绾！
是的，代宗李豫确实有理由质问上苍。
不仅是因为杨绾之死，还因为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一切……
这十几年来，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深陷内忧外患之境，大唐天下几乎永无宁日。而在所有这些乱象中，最让代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
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藩镇之乱，代宗李豫充满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剑南骁将崔旰发动兵变，逼杀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乂，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出兵讨伐，竟为崔旰所败，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并赐名“宁”，才得以息事宁人。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同华（治所在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要“踏破长安城”，并“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周智光又被自己的部将所杀；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旋即“以收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二百里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致使当地官吏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老百姓就更是饿殍遍野、苦不堪言了。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相当于代理、候补节度使）；朝廷出兵讨伐，竟被朱希彩击败，只好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杀了节度使朱希彩，共同拥立经略副使朱泚为留后；朝廷也麻木了，照例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
事实上，代宗在位的这十几年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和骚乱可谓不胜枚举，远不止上面这些。换言之，大唐帝国自从经历一场安史之乱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代”的恶劣风气就已经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中，士卒杀部将、部将杀主帅、主帅杀藩镇的事情屡见不鲜，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面对这一切，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的稳定，多数时候也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姑息，一再容忍。
代宗当然不想这样子，可他没有办法。
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到无奈、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