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王觉仁 本章:元载:弄权者的下场

    从成功翦除鱼朝恩的那一天起,元载就开始得意忘形了。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口出狂言,称自己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腹有经纶,胸怀韬略,古往今来,无人可及!

    每当这种时候,听众就会阵阵反胃、恶心不已,可元载却总是洋洋得意、乐此不疲。

    没有人会否认,元载这个人确实有才;可与此同时,满朝文武也没有人不知道——元载这家伙无德!帝国朝政一旦被这样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把持,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史称鱼朝恩死后,元载“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其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比鱼朝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种人的手底下干活,正直的人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当时,有个叫杨绾的吏部侍郎,为人正直,性情耿介,从不依附元载,而且在遴选官员时总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对“政以贿成”、卖官鬻爵的元载自然是一大阻碍。元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机会把他拿掉。

    大历五年三月底,一个叫徐浩的岭南节度使盯上了吏部侍郎这个肥缺,遂“倾尽南方珍货”贿赂元载。据说这个徐浩在地方上声名极臭,以“贪而佞”著称,可元载才不管他臭不臭,他唯独关心的就是一车一车拉到他府上的那些“南方珍货”。几天后,元载就把杨绾调到了清水衙门国子监,让他担任国子祭酒,同时把徐浩调入朝中,取代杨绾成为新的吏部侍郎。

    毫无疑问,这种只会花钱买官的烂人一旦掌握了中央的人事大权,以后想要升职或补缺的所有帝国官员肯定都要被“雁过拔毛”了;而被“拔毛”的官员到了任上,也肯定要千方百计从老百姓身上加倍搜刮回来。所以,无论什么时代,“买官卖官”与“官员腐败”必定是一对孪生子,有其一必有其二!

    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代宗李豫当然不会不知道。可元载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了,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诛除鱼朝恩之功,所以代宗还是不舍得拿掉他。

    大历五年年底,代宗找了个机会单独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能有所收敛,不要重蹈鱼朝恩之覆辙。

    然而,元载却把代宗苦口婆心的劝导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我行我素,毫无半点悔悟的迹象。

    通过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代宗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

    没想到这家伙跟鱼朝恩完全是一个德性、一路货色!

    随后,代宗不得不开始考虑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

    然而,代宗也很清楚,这个事情急不得,只能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比如宰相王缙、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都是他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公卿大臣也惟其马首是瞻。在此情况下,要想从朝廷的文武百官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八月,代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地方官员身上。

    此人名叫李栖筠,时任浙西观察使。

    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代宗索性绕开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栖筠回朝担任御史大夫。

    代宗交给李栖筠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然后发起弹劾。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三月,李栖筠不负代宗所望,果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到的。

    徐浩有一个小舅子,姓侯莫陈(三字姓),原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县尉。徐浩想把他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济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侯莫陈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中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邕出面,将侯莫陈调任长安县尉。

    依照规定,长安县尉赴任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侯莫陈一到御史台,李栖筠就不由分说地把他扣下了。

    本来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是李栖筠自从到任之后,就一直睁大眼睛在找元载一党的毛病,如今侯莫陈自己撞上门来,李栖筠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一调查,侯莫陈伪造政绩的行迹就败露了。李栖筠当即发起弹劾,把奏章递到了代宗手上。

    代宗即命礼部侍郎于邵负责审理此案。

    这个于邵也是元载的党羽,他压根没有意识到代宗就是想利用侯莫陈的案子引蛇出洞的,于是还傻乎乎地替侯莫陈辩解,声称此人虽然政绩造假,但他造假的时间却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大历七年五月,代宗朝廷曾有过一次大赦),既然“罪在赦前”,自然不该受到处罚。

    代宗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好你个于邵,如此牵强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也好,既然你们都是一伙的,那朕就把你们这帮狐朋狗党一锅端了!

    是年五月,代宗断然下诏,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一下子把元载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逐出了朝廷。

    自此,元载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也终于有所好转。

    但是,这只是代宗收拾元载的第一步而已。

    他真正想要的,是元载的命!

    大历九年(公元774年),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代宗忙于平叛,无暇顾及朝廷内部斗争。一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河北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代宗才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元载。

    这几年来,元载、王缙一党不仅没有因“侯莫陈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低级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也全部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史称,“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幕僚)卓英倩等,无由自达……”(卷二二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代宗是一贯小心谨慎的。由于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载的耳目,所以代宗从来不敢跟左右提起诛除元载的计划。满朝文武中,他也唯独只敢跟自己的母舅、时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吴凑商议。

    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载和王缙在夜晚设坛,请了一帮道士斋醮做法,具体在干些什么没人知道。可第二天一早,马上有人向代宗密报,说元载和王缙设坛斋醮,图谋不轨。虽然史书没有明载告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不难推测——这个人很可能是代宗安插在元载身边的钉子。所以,不管元载和王缙设坛做法想干什么,他们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

    代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办公的元载和王缙,随后又逮捕了元载的儿子元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最后命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

    代宗虽然把案子交给了刘晏和李涵,但实际上“问端皆出禁中”,亦即调查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皇帝钦定的。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主审官其实就是代宗李豫本人。

    既然天子亲自上阵,元载和王缙自然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了,更何况本来就劣迹斑斑。所以,开审没多久,元载和王缙就认罪伏法了。

    但是,代宗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元、王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他们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其一网打尽!

    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与元载有牵连,随即被乱棍打死。此外,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起居舍人韩会等十几个朝元党成员也先后被捕。

    直到一切水落石出,代宗才下令将元载赐死于狱中。

    接到赐死令后,元载万般绝望地对狱吏说:“求你快点让我死吧!”狱吏阴阴地答:“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在你死之前,多少总要让你受点委屈,请别见怪!”

    说完,狱吏就脱下脚上的臭袜子,一把塞进了元载的嘴里。

    直到怒目圆睁的元载尝够了臭袜子的滋味,狱吏才挥起一刀,砍下了元载的脑袋。

    古人经常说,士可杀不可辱。对古代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受辱。在帝国政坛上跋扈多年的堂堂宰相元载,或许也曾意料到自己总有败落的一天,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以吃臭袜子的屈辱方式死去。

    元载死后,他的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也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幕僚卓英倩等人被关数月后,于狱中杖杀。

    王缙本来也已被下令赐死,但主审官刘晏替他求情,说王缙只是从犯,宜网开一面。代宗才留了他一条命,把他贬为括州刺史。

    代宗本来也想把杨炎、韩洄等人全部诛杀,所幸吴凑力谏,才改为贬谪。

    如果不是吴凑这一谏,杨炎就不可能在几年后东山再起,赫然登上德宗朝廷的宰相之位,并且创立那个著名的“两税法”了。

    诛除元载次月,代宗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载排挤的杨绾,另一个是礼部侍郎常衮。

    杨绾向来以“清简俭素”著称,如今代宗让他取代骄奢无度的元载,其用意不言自明。

    据说,代宗的任命诏书下达这天,满朝文武便纷纷作出了反应——郭子仪晚年很会享受生活,此日恰好在大宴宾客,府上一派笙歌艳舞,一听到消息,赶紧撤除了五分之四的乐队和歌姬;京兆尹黎幹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当天便大力裁减,只留下十名骑兵;御史中丞崔宽,其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也不得不忍痛将豪宅拆毁。

    总而言之,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天子和朝廷视为元载第二!

    杨绾上任后,代宗对他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来,整个朝廷已经被元载一党搞得乌烟瘴气,代宗相信假以时日,杨绾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

    然而,代宗再一次失望了。

    因为老天爷只给了杨绾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杨绾几乎什么事都来不及做。

    大历十二年七月,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绾忽然患病,短短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代宗李豫悲痛欲绝,面对群臣大声哀叹:“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卷二二五)

    老天爷不想让朕缔造太平啊,否则为何这么快就夺走了朕的杨绾!

    是的,代宗李豫确实有理由质问上苍。

    不仅是因为杨绾之死,还因为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一切……

    这十几年来,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深陷内忧外患之境,大唐天下几乎永无宁日。而在所有这些乱象中,最让代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

    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藩镇之乱,代宗李豫充满了一种无力感和挫折感。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剑南骁将崔旰发动兵变,逼杀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乂,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出兵讨伐,竟为崔旰所败,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并赐名“宁”,才得以息事宁人。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同华(治所在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要“踏破长安城”,并“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周智光又被自己的部将所杀;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旋即“以收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二百里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致使当地官吏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老百姓就更是饿殍遍野、苦不堪言了。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相当于代理、候补节度使);朝廷出兵讨伐,竟被朱希彩击败,只好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杀了节度使朱希彩,共同拥立经略副使朱泚为留后;朝廷也麻木了,照例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

    事实上,代宗在位的这十几年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和骚乱可谓不胜枚举,远不止上面这些。换言之,大唐帝国自从经历一场安史之乱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代”的恶劣风气就已经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中,士卒杀部将、部将杀主帅、主帅杀藩镇的事情屡见不鲜,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层层太阿倒持,遍地骄兵悍将!

    面对这一切,代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的稳定,多数时候也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姑息,一再容忍。

    代宗当然不想这样子,可他没有办法。

    这些年来,最让代宗感到无奈、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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