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开元盛世”几乎就是繁荣和富庶的代名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其他朝代暂且不论，仅以唐朝自身来看，开元、天宝时期的繁荣和富庶程度，在本朝三百年历史上就是属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开元、天宝的富庶呢？

    答案有二，一是开源，二是节流。换言之，就是勤奋和节俭。

    要想致富，舍此别无他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开元初期自上而下的抑奢求俭，就绝对没有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的繁荣富庶。

    其实，早在姚崇复相之初所提的“十事”中，“施政以仁义为先”“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停止建造佛寺道观”等主张，就都包含了“抑奢求俭”的思想。

    开元二年七月，为了改变自中宗以来“风俗奢靡”的社会现状，玄宗就从自身入手，率先垂范，开始了一场“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他下诏宣布：“凡是宫中多余的车辆、服饰以及各种金银珠宝器具，都应交由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珠宝璧玉、锦绣绸缎，焚于殿前；后妃以下，一律不准穿戴珠玉锦绣。”

    三天后，改革对象指向了文武百官：“朝中百官的衣服上、腰带上以及饮酒器具、马勒马镫上，三品以上官员可镶嵌璧玉，四品官员可镶嵌黄金，五品官员可镶嵌白银，余下官员一律禁止；妇人服饰以其夫、其子为准。旧有的锦绣绸缎，全部染为黑色。自今以后，全国范围内一律不准开采珠玉，纺织锦绣，违者杖打一百，工匠杖打八十。”同日，撤销了西京和东都的织锦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年中宗李显喜好享乐，就有了安乐公主价值上亿的“百鸟羽毛裙”，并引发了一场捕杀珍稀鸟类的生态灾难；如今，玄宗李隆基以身作则，力行节俭，朝野上下当然就不敢奢靡了。

    在俭朴持身，清廉为政方面，宰相卢怀慎最为世人称道，也最堪为百官表率。

    史称其“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开元四年十一月，卢怀慎病逝，家中毫无积蓄，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他家唯一的一个老仆人只好把自己卖掉，用所得的钱替主人办丧事。（卷二一一）

    堂堂帝国宰相竟然困窘若此，委实令人不可思议。

    如果史书记载没有夸大其辞的话，那么只能有两种解释：一、开元初年的官员俸禄菲薄，加之卢怀慎为人又慷慨好施，“所得俸赐，随散亲旧”，所以才会穷到这个地步；二、玄宗为了树立清廉政风，故意塑造了这么一个典型，以此作为教育官员和百姓的活教材。

    但是，无论我们作何理解，卢怀慎生前的清廉和俭朴都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仔细想想，若非他本人确实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职权适当搞一点灰色收入，无论他如何乐善好施，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无从下手，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的工资吧？

    总之，即便我们仅仅把卢怀慎当成一个特例，但是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确实要比中宗时代健康和淳朴得多。

    除了卢怀慎，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讲排场，因陋就简的。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卷二一一）

    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姚崇寓居寺庙之事，同样也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玄宗真的“节俭”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赏赐，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并且颇有些灰色收入），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稍后我们就将看到，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心腹下属贪赃受贿被揭发，姚崇才被迫引咎辞职的。除此之外，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临终前曾“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可见姚崇生前并不缺财产，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是为了配合“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可一个堂堂的宰辅重臣，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体面于不顾，在三年多的任期内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这样的表现，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谨严和刻苦吗？

    无论姚崇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也无论玄宗中年以后变得如何奢侈纵欲，总之，日后的大唐臣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开元初年，有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有一个“清贫宰相”，穷得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有一个“蜗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假如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

    卢怀慎病逝后，玄宗又提拔尚书左丞源乾曜入相，充当姚崇的副手。和卢怀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后，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玄宗就说：“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晕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断”的皇帝，他也只能夹着尾巴甘当卢怀慎第二了。所以，无论皇帝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实实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认事实就是皇帝所说的这样。故而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事务，玄宗总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极寺找姚崇。

    卢怀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疟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极寺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往往是前面一拨宦官还没走，后面一拨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觉得大家天天往罔极寺跑也不是办法，就向玄宗建议，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入皇城内的“四方馆”（皇家礼宾馆）居住，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讯，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却不干。

    他的理由是，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于礼不合，所以坚决推辞。玄宗一听就急了：“设立四方馆，是方便各国的朝贡使节；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社稷。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城大内来，区区四方馆，有什么好推辞的？”

    史书没有记载姚崇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进去了，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

    因为他的仕途到头了。

    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

    姚崇长子名姚彝，官任光禄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次子名姚异，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姚崇为官，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这俩小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长期“广通宾客，颇受馈遗”，几年前就曾因请托魏知古而差点惹出祸端，幸赖姚崇机警，才没出事。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照旧我行我素，招权纳贿，因而颇受当时舆论谴责。

    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姚崇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他有个秘书（主书，从七品）名叫赵诲，收受胡人的贿赂，不料没多久就被人告发了。玄宗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问，结果发现案情属实，遂将赵诲逮捕下狱，并判处了死刑。

    本来此案与姚崇并没有直接关系，充其量也就是负一些间接的领导责任而已。怎奈姚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出面营救，由此令玄宗大为不悦。不久，朝廷恰好要大赦，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特别在大赦诏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岭南。

    尽管皇帝给足了面子，可姚崇还是不无痛苦地意识到——经过这件事之后，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万一两个儿子贪赃纳贿的事实再被揭发，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忧惧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

    同时，姚崇还向玄宗郑重推荐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他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同时将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姚崇被罢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为一个七品小文书受贿，便罢免了一个兢兢业业、精明强干、对帝国政治有着突出贡献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其实，无论是赵诲的枉法求财，还是姚崇两个儿子的招权纳贿，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简单，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就算赵诲和姚氏兄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玄宗都大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乌纱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罢免姚崇之意，赵诲受贿的事情，只是恰好让玄宗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

    在赵诲一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窥见玄宗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当赵诲东窗事发时，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亲自审问他，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一个小小七品文书的受贿案，又何须劳驾他皇帝大人亲自出马？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玄宗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换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条狗来打，让主人瞧瞧颜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干得好好的，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

    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术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所谓专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集体宰相制，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并且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配备的两个副手，前面的卢怀慎就被称为伴食宰相，后来的源乾曜同样也是唯唯诺诺；姚崇卸任后，宋璟继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档苏颋照旧是陪衬人物。这种绿叶配红花的用人原则，正是玄宗刻意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个人手上。

    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是因为玄宗亲政后，所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政治局面，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因此，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独揽朝纲，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集体宰相制下常见的掣肘、推诿、扯皮等低效现象。

    但是专任制也有两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权独揽，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到威胁；二是一人执政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过多地带上个人烙印，从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被罢相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

    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他依旧礼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卷二一一），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姚崇在任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清明、高效、务实、俭朴的新政风，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