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也就是在大唐帝国刚刚平定西突厥之后，高宗李治接到了来自新罗的一道奏表。

    准确地说，这是一封求救信——是新罗国王金春秋发出的一封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他在信中说，百济再度勾结高丽屡屡入侵，已经占领了新罗的大片土地，唐朝要是再不出兵，新罗就彻底完蛋了！

    看完信后，一股按捺已久的怒火终于在高宗李治的心中升腾起来。

    当年太宗皇帝亲征高丽失败，不久后便赍志而殁，这件事一直是李治心头的一个阴影。登基之后，李治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出兵踏平桀骜不驯的高丽和百济，完成隋唐三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未了的心愿，以慰父皇李世民在天之灵！

    而高宗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自从他即位以来，帝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上；同时，为了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帝国在西线共发动了三次远征，前后历时六年，付出了相当高的战争成本，所以高宗一直无法腾出手来处理朝鲜半岛的事务。

    虽然这些年来唐帝国没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高丽的打击和袭扰。

    自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铩羽而归之后，太宗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海军，大规模地制造战船。很快，唐帝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太宗还制订了“有限战争”的战略，不以歼灭敌军、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频繁出兵，重点袭击并破坏高丽的农耕区，以此打击高丽的经济，为最终平灭高丽铺平道路。

    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到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十几年间，唐帝国在上述战略的指引下，从海陆两线屡屡出兵，持续不断地对高丽发动袭扰战。帝国名将如李勣、薛万彻、程名振、苏定方、契苾何力、薛仁贵等人，都曾先后开赴高丽作战，对高丽实施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高丽却始终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丽还曾联合百济和靺鞨部落，再次悍然入侵新罗，那次入侵一共占领了新罗三十三座城池。

    高丽的态度明摆着——你打我，我就打你小弟！既然连你们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都灭不了我，你这个大权旁落、软弱无能的李治又能奈我何？

    当时唐帝国正在对西突厥用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高宗李治只好暂时隐忍，只派遣程名振和苏定方从陆路对高丽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在取得小胜之后就撤回国内，目的显然不是要与高丽全面开战，而仅是实施一次必要的战略威慑。

    也许高丽把唐高宗的隐忍当成了懦弱，所以此次才会再度与百济联手攻击新罗，以此跟唐帝国叫板。

    上帝要让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此刻在高宗李治眼中，高丽和百济无疑就是这种自取灭亡的疯子。

    显庆五年三月十日，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以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其副手，共率领水陆十万大军，由海路出发，东征百济；同时，任命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负责统率新罗军队，配合苏定方的远征军夹击百济。

    高宗的战略是——先把百济这个狐假虎威的爪牙灭了，再集中全力收拾高丽。

    苏定方的东征大军自山东半岛的成山港出发，横跨黄海，于同年八月进抵朝鲜半岛南端的熊津江口。

    百济军队已经在此严阵以待。

    唐军在熊津江口抢滩登陆，海军从正面对百济守军发动进攻，陆军则在强行登陆之后迅速迂回到百济防线的后侧进行攻击。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之下，百济军队的防线迅速崩溃，被唐军斩杀数千人，余部被迫后撤。

    占领熊津江口后，唐军水陆并进，直逼百济都城。百济军队倾国而出，在都城外二十里处摆开阵势，准备与唐军决一死战。

    百济军队和高丽军队一样，长于守城，短于野战，此时竟然倾尽主力与唐军展开决战，无疑是自己把脖子伸到了苏定方的刀下。

    这一战毫无悬念，唐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百济军队，斩杀了一万多人，旋即兵临城下，把百济都城团团围困。

    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自知此城难保，在唐军围城之前，便带着太子扶余隆等人夺路而逃，一直逃到了百济的北部边境，只留下次子扶余泰守都城。

    扶余泰看见老爸和大哥自顾自逃命去了，却把这个烂摊子扔给了他，心里头老大不爽。他料定都城迟早会落入唐军手中，最后索性自立为百济国王。

    在扶余泰看来，既然横竖是个死，那就过把瘾再死！更何况，国王比亲王的号召力大得多，以国王的身份率众固守，或许将士因此奋勇，百济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扶余泰自立为王，有一个人立刻绝望了。

    他就是太子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他想，爷爷和老爸这一王一太子都还没死，叔叔就拥兵自立了，就算到时候能把唐军击退，可爷爷和老爸还回得来吗？就算能回来，八成也会被叔叔干掉。

    扶余文思越想越怕，最后干脆带着部众翻墙而下，投降了唐军。

    扶余文思的出降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城中百姓纷纷步其后尘，争先恐后地出城投降。扶余泰勃然大怒，可他无论用什么办法也阻挡不了投降的人潮。

    趁百济人心大乱之际，苏定方又命士兵悄悄攀上城墙，把唐军旗帜赫然插在了百济都城的城头上。

    看着高高飘扬的唐军旗帜，扶余泰傻眼了。

    他知道，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没有用了。随后，刚过了几天国王瘾的扶余泰就万念俱灰地打开了城门，向苏定方投降。

    就这样，唐军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百济的都城。

    百济都城的失陷再次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群龙无首的各城城主纷纷举城归降。稍后，走投无路的老国王义慈和太子隆也乖乖回来投降了唐军。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百济的五部、三十七郡、两百座城池和七十六万户人口就全部归降。

    至此，立国达六百七十八年的百济宣告灭亡。

    老将苏定方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百济，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又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唐高宗李治大喜过望，随即下诏，在百济设置了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的原有官员担任各地的都督和刺史。

    百济的灭亡太迅速了，迅速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一个立国六百多年、拥有人口将近四百万的国家，会这么容易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

    面对轻松到手的巨大胜利，唐军将士不免都有些飘飘然，于是纵兵劫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举顿时激起了百济军民的反抗情绪。正当唐军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时候，百济军民就已经悄然打响了一场复国战争。

    率先揭起反旗的人，就是百济勇将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是百济西部人，史称其“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他在百济的官职是达率，相当于中国的刺史。当百济举国降唐时，黑齿常之也归降了唐军。但是不久之后，黑齿常之就发现唐军有纵兵劫掠的行为，许多试图反抗的百济青壮年均遭唐兵屠戮。黑齿常之又惊又怒，随即带着十几个心腹逃回本部，并且召集流亡部众，占据任存山，很快就修筑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作为反抗唐军的基地。

    黑齿常之揭起反旗之后，顿时应者云集，短短十天之间就有三万多人投奔到他的麾下。苏定方得知叛乱的消息后，迅速率军前往镇压，黑齿常之亲自带着敢死队迎击，数次挫败唐军的进攻。

    反抗军获胜之后，士气大振，黑齿常之遂率领军队发起反攻。由于百济各地的郡守和士兵都是原百济军队的官兵，所以黑齿常之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在短短的时间内，黑齿常之就以破竹之势一连收复了将近两百座城池。

    面对来势汹涌的百济复国浪潮，苏定方一筹莫展。他多次出兵试图消灭黑齿常之，无奈却被其一一击败。最后苏定方只好放弃，留下中郎将刘仁愿镇守熊津都督府（原百济都城），然后押着百济老国王扶余义慈和一干高级官员班师回国。

    苏定方率唐军主力回国之后，百济的叛乱顿时越演越烈。

    除了猛将黑齿常之外，百济僧人道琛、将军福信等人也在周留城聚众起事。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四处召集徒众，势力迅速壮大。与此同时，他们又从日本接回了百济王子扶余丰，拥立他为百济的新国王。

    至此，苏定方在百济取得的辉煌战果基本上都打了水漂，整个百济名义上是唐朝的五都督府，实则只有一座熊津城掌握在唐军手中。

    道琛、福信随后又率大军猛攻熊津，势单力薄的刘仁愿只能拼尽全力困守孤城。

    熊津城危在旦夕。

    危急时刻，高宗李治紧急起用了一位将领，命他即刻率领留在百济的另一部唐军火速援救熊津。

    这个人就是刘仁轨。

    被命运之手一把推上风口浪尖的这一年，刘仁轨跟苏定方一样，也已经是六十多岁高龄了。但有一点刘仁轨跟苏定方却大不一样，那就是——苏定方十几岁就开始驰骋沙场，可刘仁轨却一辈子都没有上过战场，更不用说带兵打仗！

    高宗起用这么一个人，能够挽回万分危急的百济形势吗？

    连身经百战的名将苏定方都不得不知难而退了，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刘仁轨，又怎么可能扭转乾坤呢？

    人们对此充满了疑虑。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刘仁轨，最终不但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且一不留神就成了一代名将。

    谁也不会料到，苏定方在百济战场上的得而复失和功亏一篑，到头来居然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刘仁轨的传奇人生。

    在高宗时期的战争史上，有一个现象特别突出，那就是老将特别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轻时代便建功立业的元勋宿将，如李世勣和程知节等人；有的是戎马一生，老来才有机会崭露头角、扬名立万，如苏定方；有的是遭到政治迫害，被流放边疆却因祸得福地成长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如裴行俭；再有就是刘仁轨这种人，一辈子都与战场无缘，到老却一不留神变成了一代名将。

    那么，在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的百济战场上，刘仁轨究竟是如何力挽狂澜，成为一代名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