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这是怎么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涂了？刚刚在李贤身上花了那么大力气、做了那么多事情，现在自己又把它全盘推翻，说要逊位给天后，他到底什么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议立刻遭到宰相们的强烈反对。

    中书令郝处俊忧心忡忡地说：“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于后，犹日之于月，阳之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成祸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同时，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说：“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唐会要·识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见虽然没有记载，但是他们的立场却不难推知。比如刘仁轨，曾是李义府的头号政敌，而且历来反对武后临朝，他当然不会支持天后摄政；再如戴至德和张文瓘，长期兼任东宫僚属，在李弘最后一次监国期间又曾实际主持政务，和武后之间无疑也存在着极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紧张关系。因此，高宗的动议必然会遭到宰相们的否决。

    虽然这个逊位动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此举却让宰相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给后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疑问——

    高宗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都知道，早在李弘临死之前，高宗就已经宣布要禅位给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后，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贤立为太子，并且强烈表现出要让他尽快接班的样子，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高宗又一反常态，突然提出要逊位给武后呢？如果说是由于不堪忍受长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脱卸治理天下的重担，那他为什么不干脆传位给李贤呢？

    对此，诸多史书都语焉不详，一概没有对高宗的动机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对于高宗这一近乎不可理喻的举动，我们又该作何理解呢？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外来压力。

    准确地说，是受到了来自武后的压力。

    从政治角度来看，武后无疑是李弘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她借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积聚政治实力，为夺取李唐江山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李贤继位东宫之后，武后明显察觉高宗在用速成的办法培养李贤，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把皇位传给李贤。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武后的危机感自不待言。尤其是当高宗把整个宰相班子及李弘的原班人马全部转为新太子的属官时，武后更是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武后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向高宗施加压力，希望他主动逊位。

    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要是高宗答应，那当然最好不过，因为谁也不用再提着脑袋拼个你死我活；就算不答应，武后权当投石问路，也没什么损失。

    如果武后真的向高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并且施加压力，那高宗又会作何反应呢？

    第一反应，高宗肯定是非常不爽的。要是他真有逊位给武后的想法，又何必等到今天？早一天把权力交给武后，不是什么事都没了吗？所以，不管武后采用什么方式施压，高宗刚开始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可他为什么最后又同意了呢？

    依笔者看来，高宗很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宰相们做一个试探。也就是说，尽管高宗已经把宰相们都任命为太子贤的属官了，可他们毕竟一直是故太子弘的人。如今虽说李弘不在了，可宰相们能够把他们当初对李弘的忠心，全都贡献给新太子李贤吗？

    对此，高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高宗就有必要通过“逊位”之举来试探宰相们。

    如果我们的上述推测成立，那么高宗的“逊位”动议显然是很聪明的：一方面，他可以把这颗皮球踢给宰相，要是宰相们投反对票，那武后自然就无话可说；另一方面，就是借此试探宰相们对太子贤，包括对高宗本人的忠诚度。

    高宗的逊位动议被宰相否决，最失落的人莫过于武后了。

    不管这个动议是她的主意还是高宗本人的，总之这个结果是她最不想看见的。

    因为这样的结果显然在向武后表明——如今的皇帝、宰相、太子，俨然已是“三位一体”了，无形中都把矛头指向了她。

    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反对派，武后该怎么办？

    她自然有她的手段。

    对于高宗，武后基本上没有任何顾虑。今后她只要继续扮演“贤内助”的角色，高宗就不能拿她怎么样。

    对于宰相，武后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但她也并不十分担心——当初长孙一党何其强大，最后不也是在她的严厉手段之下纷纷垮台、人亡政息了吗？所以武后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她就能把宰相班子逐一换成自己的人。

    至于说对付太子李贤，武后更是拥有绝对自信。她决定拿出驯服狮子骢的惯用方法——先用鞭子抽，如果不服的话，再用铁锤和匕首！

    随后的日子，武后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开始对李贤进行调教。她命北门学士送给李贤两本书，一本是《少阳正范》，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太子；另一本是《孝子传》，专门教他怎么做一个乖儿子。与此同时，武后还不断写信给李贤，对他的种种过失和缺点大加数落，最重要的，当然是指责他不孝。

    然而，让武后断然没有料到的是，李贤不仅把她送的书扔到了一边、把她的谆谆教诲全都当成了耳旁风，而且还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对她进行了强有力的还击。

    李贤的还击就是——写书。

    关键时刻，李贤早年勤奋好学打下的根柢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学着母后的样子，很快召集了一帮学者：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学士许叔牙等人，卷起袖子，准备为一部史书作注。

    哪一部？

    《后汉书》。

    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李贤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部书呢？

    原因很简单，整个东汉一朝最显著的历史特征，莫过于太后临朝和外戚擅权！而今李贤专门挑出这部书来作注，摆明了就是要跟武后叫板。

    对不起，你想教育我怎么当一个好太子和乖儿子，那就请你先用这部书照照自己，看你是如何做一个好皇后和好母亲的！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二月，李贤的《后汉书注》大功告成。他立刻郑重其事地把书献给了高宗。高宗大喜，就像当初看到李弘献给他的《瑶山玉彩》一样，内心充满了欣慰，当即赐给李贤三万匹绸缎。

    李贤注此书，至少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向朝野上下显示自己的才学，进而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第二，效法当年的秦王和如今的武后，延揽学士，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第三，以此对母后进行坚决的反击！

    虽然带有这么多政治目的，可李贤这部注疏的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清末学者王先谦曾经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章怀之注范，不减于颜监之注班。”意思是说，李贤（谥号章怀太子）所注的范晔《后汉书》，水平不低于颜师古（曾任秘书少监）所注的班固《汉书》。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的比较权威的《后汉书》版本，仍然是李贤的这个注本。

    看着李贤得意扬扬地捧出他的《后汉书注》，武后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

    她断然没有想到——眼下的李贤居然会比当初的李弘走得更远，对她的挑衅和攻击也更为有力、更加明目张胆！

    这是武后绝对无法容忍的。

    既然李贤可以无视她的鞭子，她当然只能动用铁锤和匕首了。

    仪凤元年，新太子李贤以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和武后抗争并决裂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在步李弘之后尘。

    很显然，这是一条不归路。

    正当武后与太子的冲突日渐升级之际，一则耸人听闻的流言又在宫中不胫而走。流言说太子李贤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

    没有人知道这则流言的出处，只知道它一下子就在朝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且使得武后和李贤原已异常紧张的母子关系变得雪上加霜。

    面对这则杀伤力极强的流言，一贯自信而倔强的李贤也不得不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他知道，尽管这种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从来不值得深究，更不值得让人牵肠挂肚，可他还是不无痛苦地发现——这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

    原因很简单，只要算一下武后几个子女的出生日期，李贤的身世自然就显得疑窦丛生了：李弘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下半年，而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的十二月，其间相隔二年。这本来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在弘和贤之间，还有一个在襁褓中便已夭折的安定公主！

    这就是说，如果李贤真的是武后所生，那武后就必须在两年之间连续怀孕并产下三个子女，这可能吗？

    显然不太可能。

    既然如此，那李贤会不会真的如流言所说，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呢？

    可能性很大。

    因为武后当时正以昭仪的身份得宠于高宗，她的姐姐就有可能以这层关系得以自由出入禁中，并因此被高宗宠幸，产下李贤。可韩国夫人根本没有任何名分，所以，如果高宗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武后认养。而当时武后正与王皇后激烈较量，就算她对高宗和韩国夫人的暧昧关系心生不爽，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暂时忍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形势下，由武后出面认下姐姐的这个“未婚先有子”，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这个世上无忧无虑地活了二十几年，有一天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身世原来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团！这样的发现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异常强烈的打击。

    李贤当然也不会例外。面对这个巨大的谜团，他感到愤怒，也感到悲哀。可他却不知道要如何消解自己的愤怒和悲哀。他既不可能去问武后——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也不可能去问高宗——当年您和韩国夫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只能咬紧牙关，对一切保持沉默。

    用沉默来对抗这则居心叵测、甚嚣尘上的流言，用沉默来对抗那个身份暧昧、性格冷酷的“母亲”！

    接下来的日子，大明宫中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关太子身世的流言还没有消停，又有一些让人不快的政治谣言开始在李贤的耳边嘤嘤嗡嗡地飞舞。

    此前的流言来历不明，让人想发泄都找不到对象。可这次却不同，所有的谣言都有一个明确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这个人就是明崇俨。

    明崇俨是一个术士，在江湖上名声很响，据说很早就跟师傅学了一手绝活——役使鬼神。除此之外，他还擅长画符、厌胜、医术等，总之是旁门左道中的顶尖高手。乾封初年（公元666年），明崇俨在某地当县丞，当地刺史的女儿得了绝症，眼看就要没救了，明崇俨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副偏方，竟然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把上司女儿的一条命硬是从鬼门关外拉了回来。

    从此，明崇俨名声大噪，连天子李治都被他惊动了，很快就把他召进宫中，对他甚为赏识。明崇俨入宫后，屡经升迁，于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被任命为正谏大夫，并得到天子特许，入阁侍奉。从此明崇俨就成了高宗和天后身边的红人。

    如果是一般的江湖术士，混到这分上绝对应该知足了。

    可明崇俨显然不是一般人。

    他对政治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兴趣。史称高宗每次召见他时，明崇俨都会做出一副神秘兮兮并且忧国忧民的样子，“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借着鬼神说政治，这自然要比朝臣们千篇一律的奏议新鲜得多，所以高宗每回都被他说得频频点头，“深加允纳”（《旧唐书·明崇俨传》）。

    明崇俨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引起了武后的关注。后来的日子，武后就经常密召明崇俨，让他暗中搞一些厌胜之术，俨然把他视为心腹。很快，明崇俨就成了武后手中的一枚棋子，被摆上了与太子对弈的棋盘。

    能得到天后宠信，明崇俨深感三生有幸，自然愿意替天后效犬马之劳。

    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棋局。他贸然入局的结果，最终不仅为他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由此引发了高宗末年性质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

    在武后的授意下，明崇俨开始刻意制造对太子李贤不利的政治言论。比如说什么“太子庸劣无德，不堪继承大统，只有英王（李显）相貌最似太宗”，又说“看来看去，还是相王（李旦）的相貌最为尊贵”云云，总之是一意挑拨太子与兄弟之间的关系，借此蛊惑人心，制造矛盾。

    明崇俨在宫廷内外肆意散播这些言论，当然引起了太子李贤极大的愤怒。

    一个靠旁门左道上位的江湖术士，居然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太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李贤知道，明崇俨之所以如此嚣张，无非是因为背后有天后撑腰。

    一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再加上明崇俨的恶意攻击和公然挑衅，李贤的气真的是不打一处来——明崇俨，你别以为仗着天后撑腰就可以有恃无恐！老子明里是拿你没辙，可暗里还收拾不了你吗？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五月，东都洛阳爆发了轰动一时的“明崇俨被刺案”，深受高宗和天后宠信的术士明崇俨遇刺身亡。

    当时，二圣与太子均在东都。武后对此案异常重视，立刻命人缉查凶手，几乎把洛阳翻了个底朝天，可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朝廷只好含糊其词地宣布明崇俨“为盗所杀”，然后追赠他为侍中，连带着赏给他儿子一个秘书郎的官职。

    其实对于这个案件，武后心里是有数的。她知道，刺杀明崇俨的幕后真凶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而很可能就是太子李贤！

    可是，武后没有证据。

    所以她只能等待。

    她的铁锤和匕首早已准备好了。

    她等待的，就是太子李贤自己露一个破绽——露一个致命的破绽！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武后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此前不久，东宫的谏官、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劝谏太子，劝他不要过度纵情声色、嬉戏宴游，应该“博览经书以广其德，屏退声色以抑其情”（《旧唐书·韦思谦传》）。

    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李贤却对此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说起李贤的私生活，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唐代享乐之风盛行，王公贵族的生活更是惯以飞鹰走马、嬉戏宴游为主题。李贤不是李弘，他从小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储君教育，私生活自然要比太子放纵一些，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更何况，李贤也并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的才学修养在王公贵族中还是属于上乘的，否则也不会受到高宗的一再褒扬，更不可能拿出《后汉书注》这样的学术著作。

    然而，尽管李贤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问题，可还是在某方面让人抓了小辫子。

    那就是李贤的性取向。

    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可李贤的性取向依然是男女通吃，极度宠爱一个叫赵道生的户奴，时常与他同床共寝、出双入对，而且赏赐极厚。谏官韦承庆所批评的“纵情声色”，主要就是针对此事。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贵族男子经常有这种断袖之风、龙阳之好，所以就算李贤有双性恋的倾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问题在于——现在的李贤不是普通贵族，而是堂堂帝国储君！既然是这样的身份，他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比别人更为检点。

    贞观年间的太子李承乾就是因为宠幸娈童称心，才被矢志夺嫡的魏王泰抓住了把柄，一状告到了太宗那里，最终被废黜。可见有唐一朝，对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今李贤当上了太子，还一如既往地把亲密爱人赵道生带在身边，这不啻于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尤其是他现在正处于和天后激烈交锋的非常时期，就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

    可李贤毕竟太年轻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你死我亡的政治角斗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如今他既然露出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精明过人的武后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于是，武后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李贤的末日就此降临。

    抓住了李贤“纵情声色”的把柄后，武后立刻命人对太子发出指控，旋即立案审查。武后亲自点名，命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李贤的审查。

    按照唐制，只有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后搞出这么一个豪华阵容，摆明了就是要把这个普通的“风化案”整成大案，就像当初的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一样！

    而此次的两位主审官——薛元超和裴炎，又恰恰是武后一手提拔上来的。这几年来，原本铁板一块的宰相班子已经有数人因病去世，武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是破格提拔了几个低品级官员，总算在帝国的权力核心中楔入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薛元超是初唐的著名文人，文品甚佳，但人品不怎么样，曾先后依附李义府和上官仪，但两次遭贬，属于比较典型的墙头草，如今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自然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裴炎，在拜相之前官秩仅为四品，能够青云直上也全拜武后所赐，这次主审太子案，正是他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所以他必然也要全力以赴。

    由武后这两个一心想创造政绩的亲信来审案，李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薛元超和裴炎首先从李贤的情人赵道生身上打开了突破口。有司把赵道生逮捕归案后，还没有动用大刑，赵道生就一五一十全招了，声称太子李贤唆使他刺杀了明崇俨。赵道生一招供，案件的性质突然就严重了，从毫不起眼的“风化案”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但是据此还不足以彻底整垮太子，于是主审官们再接再厉，又从东宫的马坊中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至此，案件再度升级，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非常满意，马上为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

    武后已经把绞索套上了李贤的脖子，长年躲在深宫中养病的高宗才如梦初醒。他慌忙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宥太子的过失。然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武后严词拒绝了天子的请求，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卷二○二）

    武后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而高宗则只能低声下气，苦苦请求。最后的处理结果相对折中：太子贤免于一死，但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当众焚毁。一年后，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在那个边瘴之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春秋。

    李贤被废后，武后趁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与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和朝臣也遭受株连，或贬谪或流放，被驱逐殆尽。而在此案中立下大功的两位主审官则在一年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

    至此，一度与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武后以她的心机和铁腕，又一次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牢不可破地树立起了她的无上权威！

    调露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亦即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原名李显）被立为太子，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有唐一朝，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为《黄瓜台辞》，相传为李贤所作：

    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已经亲手摘下了两条黄瓜，显然已是“再摘使瓜稀”了。

    接下来，她还会“三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