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留下的那道遗诏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惯用说辞之外，诏书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

    这一方面固然是授权，可同时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一，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军国大事，武后才有发言权；二，只有当李哲碰到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时，武后才有最终裁决权。

    面对这份授权与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

    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驾崩的三天之后，裴炎就奏称：“由于太子尚未即位，所以没有资格发布诏敕，若遇紧急情况，应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与中书、门下两省施行。”

    武后笑了。

    如此一来她就大大突破了遗诏的限制，拥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权力。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后手中。

    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后就必须归政于皇帝。

    除非武后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后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

    第一，安抚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将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亲王加封为一品大员：高祖诸子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另封太宗诸子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此举有效地安抚并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让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享者，从而彻底麻痹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不但对随后的废黜中宗之举视若无睹，而且对即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也毫无察觉。

    第二，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从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笼络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时，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实际上就是把他闲置在长安，让他无法插手东都的政务。其次，将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转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后，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同时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

    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众所周知，从贞观时代开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实行三省合议制，亦即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驳议、尚书省颁布施行。也就是说，唐朝所实行的是一种集体宰相制。然而就是从这次改革之后，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权的中书省取得了一种独尊地位，原本属于“三省宰相联席会议”的政事堂，逐渐变成了中书令一人独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员要进入政事堂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从此，唐朝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就名存实亡了。

    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这无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权力限制的回报。说白了，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而这笔政治买卖对武后来说显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三省合议的宰相制度不仅是对相权的分化和制衡，同时也是对君权的监督和制约，如今武后借裴炎之手削弱了门下省的驳议之权，这自然为她日后畅通无阻地行使最高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三，控制禁军。高宗去世前，在武后苦心经营的权力之网中，军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武后当然知道，倘若没有军队的拥戴，任何执政者的地位都将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一次，武后特意提拔了两名将领，让他们分别掌管左右羽林军。这两个人就是程务挺和张虔勖。当初裴炎为了排挤裴行俭，就把平定东突厥的功劳归给了他们。而这一次，武后又让他们掌管了禁军，程、张二将无不对此感恩戴德，从此成为武后的铁杆拥趸。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武后接下来废黜中宗的行动中，程务挺和张虔勖的禁军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镇抚地方。弘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哲即将除丧的最后日子，武后派遣了四名心腹将领：王果、令狐智通、杨玄俭和郭齐宗，分别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市）、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与当地的府司共同镇守。这四大都督府是唐朝地方上的军事和经济重镇，其中，并州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又是防御东突厥的桥头堡，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益州素称天府之国，历来享有“沃野千里”“民殷国富”的盛誉，是唐朝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荆州是中南地区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四通八达，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扬州富甲天下，是唐代最大的经济都会，也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与益州正相颉颃，被时人称为“扬一益二”。

    在权力过渡的敏感时期，武后以心腹将领出镇这些重地，足见她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此举具有双重作用：从积极意义上讲，是为了防止地方叛乱；从消极意义上讲，即便武后在朝廷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她也还有许多后路可退。所以，武后的这最后一着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

    公元684年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朝廷先后更换了三个年号：嗣圣、文明、光宅。这背后，是一段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历史。朝野各种势力在这一年里竞相登场，展开了一幕幕有声或无声的博弈和厮杀。而武后则独自一人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翻掌为云，覆手为雨，把各式各样的对手一个个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或者径直推入死亡的深渊。

    第一个被她从天堂打入地狱的对手，就是她的第三子：中宗李哲。

    新年的正月初一，刚刚脱掉丧服的新君李哲就迫不及待地改元嗣圣、大赦天下，同时册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

    然而，此刻的李哲却不无郁闷地发现——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帝，可武后丝毫没有还政于君的意思。

    而更让他感到悲哀的是——满朝文武，宫廷内外，几乎都是他母亲的党羽。放眼所及，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人。

    李哲愤怒了。

    既然让我当这个天子，你就要给我天子的权力！

    李哲开始愤而行使自己的天子权力了。就在册立韦后的同一天，李哲就把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从小小的普州参军（正九品下）一下子提拔为豫州刺史（从三品）。正月十日，李哲又把韦后的一个远亲、时任左散骑常侍的韦弘敏任命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一步跨入了宰相的行列。

    很显然，血气方刚的中宗李哲既不想当傀儡天子，也不想当光杆司令，所以他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如今既然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赖，那他当然只能倚重外戚了。

    又过了几天，李哲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宣布要将岳父韦玄贞从尚未坐热的刺史交椅上再度擢升为侍中，并且还想把乳母的儿子提拔为五品官。

    面对新天子任性而鲁莽的惊人之举，顾命大臣兼首席宰相裴炎顿时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尽管他很了解新君李哲此时此刻的心情，可他对李哲的行为却不可能抱有丝毫同情。

    没错，韦玄贞贵为国丈，天子想任用他、提拔他，实属人之常情，原也无可厚非。可问题在于——国家有国家的法度，朝廷有朝廷的规矩。要想升官可以，但也要讲条件、论资历，岂能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一个小小的九品参军一下子擢升为堂堂的三品宰相？你李哲虽然是天子，可你也要按规矩办事，像这种有违法度的事情，对不起，我裴炎万难从命！再者说，门下省握有封驳之权，假如让韦玄贞当上了侍中，那岂不是恰好对我这个中书令形成制约？我裴炎好不容易独揽了宰相之权，又岂能让他韦玄贞来分我的蛋糕？

    因此，裴炎十分坚决地把天子的旨意顶了回去。不管李哲说什么，裴炎就是两个字——不行。

    最后李哲终于勃然大怒，忍不住指着裴炎的鼻子咆哮：“我就算把整个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一个小小的侍中？”

    李哲的首次帝王生涯，就在这句没头没脑的气话中悄然地画上了句号。

    裴炎看着暴跳如雷的天子，什么话也没说，一转身就去晋见太后，并把天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太后作了汇报。

    武后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

    她比谁都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她知道，以他的能耐，不可能在天子的位子上坐太久，迟早有一天，他自己就会露出马脚，然后乖乖滚下台。只是让武后有点始料未及的是——李哲竟然这么沉不住气，才当了几天皇帝就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真是不长进的东西！

    当天，一个废立皇帝的计划就在武后与裴炎的密谈中定了下来。

    嗣圣元年二月六日，武后把文武百官全部召集到洛阳宫的正殿——乾元殿，准备举行一场特殊的朝会。按惯例，从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开始，朝会都是间隔一天举行的，也就是逢单上朝，逢双不上朝。而这一天是双日，武后却突然召集百官上朝，她到底想干什么呢？中宗李哲对此大惑不解，同时也隐隐嗅出了一丝不祥的气息。

    当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时，所有人都感到今日朝会的气氛有些异样。天子端坐在御榻之上，神情略显张皇；太后依然隐于透明的帷帘之后，人们看不清她的脸，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股威严和肃杀之气正在整座殿庭中弥漫。

    百官按班位依次站定后，赫然发现班首的位置少了两个人。

    中书令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炜之。

    就在百官们满腹狐疑之际，殿门口忽然响起一阵急促而杂沓的脚步声，人们看见裴炎和刘炜之带着一脸凝重之色双双步入殿中，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禁军将领程务挺和张虔勖，后面还有一大群铠甲铿锵、杀气腾腾的羽林军士兵。

    百官们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发出一声惊呼——

    要变天了！

    中宗李哲的脸色也在这一瞬间变得煞白。裴炎径直走到丹墀前，用一种略带轻蔑的眼神瞥了天子一眼，然后转过身去，面向百官高声宣读了太后敕令：自即日起，废皇帝李哲为庐陵王。话音刚落，两名全副武装的羽林军士兵迅速冲上丹墀，不容分说地把天子架了下来。李哲一边挣扎一边扭头大喊：“我有何罪？”

    帷帘后传出了武后不容置疑的声音：“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卷二○三）

    蓦然听见这句话，刚才还在拼命挣扎的李哲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任由士兵把他架出了大殿。

    目睹这突如其来而又惊心动魄的一幕，百官们面面相觑，整座乾元殿鸦雀无声。

    一个由高宗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一位登基还不到两个月、实际当政不过三十六天的皇帝，就这样说废就废了。武后似乎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就这样在转瞬之间宣告完成！

    次日，武后的第四子豫王李旦就以一个普通亲王的身份被武后直接册立为皇帝，是为唐睿宗；同日改元文明、大赦天下，并册立睿王妃刘氏为皇后、六岁的嫡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然而，李旦虽然挂了一个皇帝的头衔，可只不过是个政治花瓶，一切政务皆由太后处置。李旦被安置在别殿里，不得参预政事，实际上形同软禁。

    二月八日，武后将高宗所立的皇太孙李重照废为庶人，将李哲的岳父韦玄贞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市）。

    二月九日，武后派遣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废太子贤的流放地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表面上是让他监视李贤，其实是暗示他逼李贤自尽。

    二月十二日，武后亲临武成殿，由皇帝李旦率王公大臣向武后重上太后尊号，正式确立了武后临朝称制的合法性。从此，洛阳宫的紫宸殿上赫然升起了一道淡紫色的纱帐，在薄如蝉翼的纱帐背后，端坐着一个睥睨天下、拨弄乾坤的女人——太后武媚。

    这是武后独断朝纲的开始。

    这一年，武后六十岁。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妇人，此时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含饴弄孙中优游卒岁，在天伦之乐中安度晚年。可对未来的女皇武曌而言，她传奇人生中真正的华彩乐章才刚刚奏响，由她领衔主演的一出空前绝后、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也才刚刚开场！

    好戏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