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夏末秋初，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再次燃起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自从去年秋天倾巢南侵、无功而返后，顿觉颜面尽失，大为不甘。经过将近一年的养精蓄锐，颉利便再度挥师南下。

    这一次，颉利改变了战略。他并不打算再干上次那种看上去气势汹汹、到头来却劳而无功的蠢事，而是在西起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东至幽州（今北京）的数千里战线上，采用“多点进攻、袭扰为主”的战略，专搞打砸抢，捞一把就走，不问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有没有捞到实惠。这样的战争虽然不像去年那样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东奔西跑、疲于应付，大伤了一回脑筋。

    从六月末颉利亲率大军攻击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开始，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断断续续的骚扰战就拉开了序幕。

    七月十二日，李渊对负责起草诏书的侍臣宣布：“突厥人贪得无厌，朕将与其全面开战，从今往后，给突厥人去函不能再以平等的‘国书’形式，而要一律改用‘诏书’和‘敕令’！”

    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李唐朝廷这次的军事任命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李渊先后把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任瑰等人调到前线御敌，而李世民则只是作为后备力量被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

    李世民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推上第一线，主要原因当然是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未对唐帝国构成太大的威胁，但同时也表明了李渊的用心，那就是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在前线看不到李世民的身影，这对颉利来讲绝对是一大利好。八月初，颉利亲率十万大军劫掠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张瑾等人急忙北上御敌，于十一日在太谷（今山西太谷县）与颉利会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张瑾全军覆没，出任行军长史的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张瑾仅以身免，狼狈投奔李靖。

    此仗突厥完胜，颉利发现自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便在八月末派人与唐帝国“和解”。可想而知，这种打完胜仗后主动提出的所谓“和解”事实上就是要挟，无非是想挟新胜之威狠狠敲一次竹杠。史书没有记载李渊对此做何反应，但从颉利随后便引兵北还的结果来看，李唐朝廷很可能又是违心地给了颉利可汗一笔数目可观的贿赂。

    颉利这次之所以见好就收，一来当然是贯彻他“捞一把就走”的战略思想，二来估计也是担心继续向纵深推进迟早会碰上李世民。

    突厥人的主力虽然撤了，但是其他各路偏师却依然在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袭扰不止。这场旷日持久、令人不胜厌烦的骚扰战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打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在这一年的六月份之前，除了边境线上这种小打小闹的骚扰之外，唐帝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二十日这天，李靖在灵州境内的硖石与突厥军队狠狠干了一仗。据说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唐军从是日清晨一直血战到黄昏，最后终于将突厥人击退。大约也在同一天，朝中的太史令傅奕上了一道奏疏，内容是请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渊基本上采纳了傅奕的奏议，随后颁下一道诏书，对全国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除了这两件事，这些日子总体而言相对平静。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之下，时间走到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

    这个盛夏的早晨，大唐帝国的一切看上去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阳光依旧明媚而灿烂，天空依旧澄澈而蔚蓝。

    然而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却有些异样。

    因为天上多出了一个东西。

    那不是UFO。那是一颗星星——一颗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从大唐帝国的天空上划了过去。

    按古人的说法，这叫“太白经天”，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

    那么，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

    史书说：“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汉书·天文志》）金星白昼划过长空，天下将发生变革，人民将拥有一个新的君王。

    此刻的李世民并不知道，两个月后，他就将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尽管冥冥中一直怀有天命在我的自信，尽管对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所拥有的绝世才华从来不曾怀疑，但是眼下，李世民却只是一个受困于现实的藩王。

    是的，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一介藩王。

    从懂事的时候起，李世民就感到自己体内奔流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显得如此完美、强烈而又如此自然，以至于李世民相信它绝对是上天的赐予。随着这种与生俱来的能量在生命各个阶段的流淌、奔腾和外溢，它便具有了诸多的表现形式，并被赋予了各种名称——

    在少年时代，它表现为“幼聪睿”（《旧唐书·太宗本纪》）、“好弓矢”（卷一）、“尚威武”（《全唐文》卷九）；稍长，它表现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旧唐书·太宗本纪》）、“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卷一八三）；后来，它在战场上表现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惊人意志、一种藐视对手的傲然气概、一种冲锋陷阵横扫千军的骁勇和无畏；再后来，这种能量逐渐转化为一种掌控外部世界的欲望，一种睥睨世间万物的雄心，一种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抱负；到了最后，这种能量终于不可遏止地演变成一种问鼎皇权、君临天下的政治野心。

    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巨大的潜能促使李世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着生命的自我实现。他似乎始终坚信，上天既然赋予他这种潜能，必是要让他完成某种神圣的使命。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说白了，这就叫自我暗示。武德四年李世民刻意去找道士王远知，也许正是为了加强这种心理暗示。所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旧唐书·王远知传》），正是他不断进行自我暗示的生动写照。

    不过，我们有必要知道，这样的自我暗示恰恰是一个伟人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恰恰是伟人区别于凡人的重要标志——“它标示出我们，似乎我们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我们不知不觉自我赋予的价值。正是靠这种品质，我们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也正是它，常常使我们高出那些门第出身、高官显爵和功勋本身。”（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

    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李世民精神力量的源泉。毋庸置疑，这种精神力量要远远大于门第、官爵和功勋这些外部事物所提供的价值。换言之，只有始终如一地告诉自己“注定要从事伟大的事业”，只有持续不断地让这种自我激励的精神之光投射到外部事物上面，通往伟大的道路才能被真正照亮。

    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说：“一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

    然而，如果说在武德前期整个世界确实都在为李世民让路的话，那么到了武德中后期，这个世界却在他面前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高墙。

    与此同时，李世民发现自己汪洋恣肆的巨大能量也被悄然纳入了一个无形的容器中。

    这个容器是高祖李渊亲自为他量身定制的——不但划定了尺度，而且打造了边框。

    李世民试图冲破它，可无论他往哪个方向奔突，到头来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最后一次努力就是武德七年六月的杨文幹事件。

    从这个事件之后，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建成，肯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用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武力。

    只有挥起手中的剑，才可能结束这一切。

    就像亚历山大曾经做过的那样。

    传说在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并占领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伦帝那王国的首都格尔迪奥斯城。他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城中的宙斯神殿，希望了却自己的一桩夙愿。

    几百年来，这座神殿中一直供奉着一辆古老的战车。在这辆战车的车辕上打着一个复杂的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的统治者。几百年来，无数的国王、智者、能工巧匠为之殚精竭虑，却无人能将其解开。

    这就是著名的格尔迪奥斯绳结。

    当亚历山大站在这个绳结前的时候，他凝视了很久，可最终的心情却跟所有人一样沮丧。

    亚历山大非常沮丧。因为他连绳头都找不到，遑论把它解开。

    就在亚历山大即将放弃的一瞬间，他忽然想：为什么一定要遵循常规呢？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解开呢？

    亚历山大刷的一声抽出佩剑。

    寒光闪过之处，绳结断裂。

    这个几百年来难倒了无数人的格尔迪奥斯绳结就这样被亚历山大“解开”了。

    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当你无法用智慧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只能用武力。

    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的永恒法则。

    而当李世民和李建成长久地凝视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格尔迪奥斯绳结”，到最后肯定也都有了拔剑的冲动。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比谁先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