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阴历正月初一，大唐帝国改元贞观。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
虽然年未而立，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
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
在宴会上，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
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
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卷一九二）
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连忙顿首谢罪。
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
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十八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陈列于馆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硕学鸿儒，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谈到午夜才罢。
很显然，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
他就是燕王李艺（罗艺）。
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揭起反旗。
众所周知，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地，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起了冲突，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艺，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
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后，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
果然，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窃喜，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李五戒说：“王妃之贵，缘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狂喜，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争夺天下。
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
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就是等死，所以李艺豁出去了。
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
主意已定，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遂发兵进抵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李艺随即入据豳州。
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准备对付李艺。不料事情泄露，赵慈皓随即被李艺囚禁。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立刻发兵攻打李艺。
此时此刻，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所以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艺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惶北走，亡奔突厥。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今甘肃泾川县北），左右就趁李艺不备，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五戒，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罗艺的弟弟、时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
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
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苑君璋的归降。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这个苑君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本是刘武周的部下，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时，苑君璋就曾经劝他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纷纷归附，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可为。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孤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一方面结援唐朝，而后自保一方、南面称孤，方为上策！”
如果刘武周采纳苑君璋的建议，那即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让自己的割据政权活得更久一点。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却没有采纳，而是命苑君璋镇守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果然血本无归。兵败之时，刘武周后悔不迭、扼腕泣下，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之言，乃至于此！”
刘武周死后，苑君璋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东突厥封苑君璋为大行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名义上是督兵助镇，实际上是在监视他。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苑君璋归降，可苑君璋一心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术，所以始终没有答应。但是其部将高满政却有心归唐，于是劝他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旧唐书·苑君璋传》）苑君璋不从，高满政只好发动兵变，企图迫使他就范。苑君璋猝不及防，只好逃亡突厥。
高满政以城降唐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苑君璋为了报仇，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攻破马邑（朔州治所，今山西朔州市），杀了高满政，随后退保恒安（今山西大同市）。但是此后的几年中，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苑君璋部众人心离散，不断有人叛逃唐朝。苑君璋势蹙，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并在降表中提出“请捍北边以赎罪”（卷一九二）。苑君璋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很有诚意，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
然而，苑君璋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使臣元普与其签订协约，并赐给他免死金券，但是颉利可汗听说后却大为不满，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压力。
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颇有左右为难、骑墙难下之势。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于是对他说：“刘武周殷鉴不远。如今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粮储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极力游说他：“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城坚。而今突厥方强，足可倚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
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祸。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天，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但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
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这个人就是魏徵。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才能为大唐帝国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