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如北宋的范祖禹所言：“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唐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经问隋朝旧臣萧瑀：“你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萧瑀说：“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天朝会都要开到夕阳西下，凡是五品以上官员，都要召见赐坐，与他们谈论政务，以至于经常忘了吃饭时间，只好叫侍卫给他们送饭。虽然他的品性称不上仁智，但应该算是励精之主。”

    李世民听完后，笑着说：“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心暗则不通事理，至察则多疑于物。况且他又是靠欺负孤儿寡妇才得天下的，所以总是担心群臣内怀不服，因而不肯信任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殚精竭虑，劳神苦形，却未必凡事都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也就不敢直言进谏，宰相以下，惟有承顺其旨意而已。”

    正是因为认识到隋文帝为政的缺失，所以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卷一）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

    早在武德九年，李世民就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贤名，于是亲自召见，问以政道。张玄素就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卷一九二）

    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

    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此外，贞观一朝之所以能够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而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很显然，这两种现象都是错误的权力控制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与“天下大治”的执政理想背道而驰。而李世民的管理哲学，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