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末，自称秦帝的薛举击败了李弘芝（自称楚帝）和唐弼（自称唐王），吞并了他们的部众，一时声威大振，号称拥有大军三十万。不久，薛举命长子薛仁果出兵进围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准备与李渊争夺关中。

    李渊立即作出部署，命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李世民率领，攻击薛仁果；一路由姜谟和窦轨率领，自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出发，进攻薛举的根据地陇右（陇山以西）。在对付薛举的同时，李渊又命李孝恭率领一支军队，越过终南山（秦岭），向山南和巴蜀地区扩张。

    十二月十七日，李世民在扶风大破薛仁果，并一直将他追到了陇山。薛举大为震恐，担心李世民越过陇山前来攻打，连忙问他的属下说：“自古以来，皇帝有没有投降的？”

    黄门侍郎禇亮回答：“远有赵佗归附西汉，刘禅入仕晋朝；近有萧琮，子孙迄今犹享富贵！转祸为福，古已有之。”

    卫尉卿郝瑗急步上前，大声道：“陛下不应该问这种话，禇亮之言又是何等荒谬悖逆！从前汉高祖刘邦经历了无数失败，刘备甚至连妻儿都不保，但是最终都能成就大业，陛下岂能因为一次小小的失利就作亡国打算？”

    薛举顿觉失言，干笑了几声，说：“我不过姑且试探一下各位的态度，并无他意。”随后便重重赏赐了郝瑗，并引为心腹智囊。

    十二月下旬，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县）留守张隆、河池郡（今陕西凤县）太守萧瑀、扶风郡太守窦琎等人相继归附李渊。李渊旋即任命窦琎为工部尚书，封燕国公；命萧瑀为礼部尚书，封宋国公。

    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姜谟和窦轨进抵长道（今甘肃礼县东），遭到了薛举军队的阻击，结果兵败，不得不撤回长安。南路军的李孝恭进军秦岭以南，击败了盘踞在此的朱粲。部将建议将俘虏全都杀了，李孝恭说：“不行，要是把他们全杀了，日后谁肯投降？”随即将俘虏全部释放。此后李孝恭继续南下，从金川（今陕西安康市）进入巴蜀，檄文所到之处，有三十多州归降。

    长安被李渊攻陷之后，屈突通唯一的感觉是——天塌了。

    因为李渊一进城就逮捕了他的所有家人，显然是要以此为筹码，迫使他就范。

    屈突通悲痛欲绝，可是他没有就范。当长安的那个家童哭哭啼啼地前来诉苦和劝降时，屈突通毫不犹豫地把他杀了。他要以行动向李渊表明——为了当一个隋朝的忠臣，他准备牺牲他的全部家人。

    屈突通随后命桑显和镇守潼关，自己率军东下，准备投奔东都。

    可他前脚刚走，桑显和后脚就打开关门投降了刘文静。

    刘文静立刻命窦琮和桑显和率轻骑兵一路尾追，终于在稠桑（今河南灵宝市北）追上了屈突通。屈突通命军队列阵，坚守不动。窦琮再次打出了亲情牌，命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阵前劝谕。屈突通远远地对着他儿子破口大骂：“此贼何来？昔日与你为父子，今日与你为寇仇！”随即下令左右弓箭手射杀屈突寿。

    眼看一场恶战一触即发，桑显和策马飞奔到阵前，对屈突通的部众高喊：“京城已经陷落，你们都是关中人，离开家乡又能去哪里呢？”

    桑显和的这句话立刻产生了令人震撼的效果。屈突通的部众互相看了看，然后齐刷刷放下了武器。

    屈突通彻底绝望了。他下马跪地，朝东南方向一下又一下地叩拜，嘶声哭喊道：“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所知，神明共鉴！”

    随后屈突通被押解到长安，李渊大喜，对他极尽礼遇，并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封蒋公，兼任秦公（李世民）元帅府长史。

    然后李渊就交给屈突通一个任务——回河东，劝降他的部将尧君素。屈突通带着复杂、沉重而又万般无奈的心情来到了河东。

    在这样的情形下见面，这两个大男人忍不住相对而泣、涕泪沾襟。屈突通说：“我军已败，而今义旗所指，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

    尧君素悲愤莫名，说：“公为帝国大臣，主上将关中托付与公，代王更倚仗您保卫社稷，您怎能偷生投降，甚至还替别人当说客呢？公所乘之马，即代王所赐，公有何面目乘之？”

    屈突通哀叹道：“唉，君素，我是力屈而来啊！”

    尧君素说：“而今我力犹未屈，你何必多言？”

    屈突通惭悚不已，只好黯然离去。

    屈突通无功而返后，李渊军队加紧了对河东城的进攻。

    尧君素决意死守。

    其时道路断绝，尧君素为了把整个关中与河东的危急形势告知东都朝廷，只好写了一份奏表，然后命人制造了一只木鹅，将奏表挂在鹅脖子上，最后让木鹅顺流东下。

    木鹅漂到河阳，被守军拾获，交给了东都的越王杨侗。杨侗见信，叹息良久，于是以朝廷名义拜尧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命人走小路将任命状送到了河东。

    后来，东都守将庞玉、皇甫无逸等人归降李渊，途经河东时也曾一再对尧君素晓以利害，劝他投降，可尧君素始终不为所动。

    再后来，他在长安的妻子又来到城下，泪流满面地对他说：“隋室已亡，天命有属，郎君何必自苦，自取祸败呢？”

    尧君素在城头上大喊一声：“天下事非妇人所知！”然后亲手搭弓上箭，一箭射了出去。他妻子应声而倒，死在了自己丈夫的手中。

    尧君素知道隋王朝气数已尽，每谈及国事，必泫然泪下，对将士说：“我是皇上（杨广）的藩邸旧臣，累蒙奖擢，今出于君臣大义，不得不死！城中粮食还可支持数年，等吃完了，天下事也尘埃落定了。倘若隋室覆亡，天命有归，我当自断头颅付与诸君也！”

    尧君素情愿为隋王朝守节尽忠，可他的部众却不甘心成为隋朝的殉葬品。他们一直想叛逃，可尧君素军纪严明且统驭有方，所以将士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河东城就这么坚守了一年有余。到最后，江都传来了杨广被弑的消息，而城中的粮食也快吃光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部众们忍无可忍，不得不杀了尧君素，开门投降。

    也许尧君素早就在等这一天了。

    也许在他眼中，富贵和生命并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比它们更值得捍卫的，是人的操守、信念和价值观。

    为了捍卫他心目中的君臣大义，尧君素宁可用自己的生命献祭。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典型的愚忠——一种毫无意义、不可救药的愚忠！

    可是，就像我们不能以尧君素的“君臣大义”去要求并责备屈突通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标准来评价尧君素。

    当然，像尧君素这样为一个不得人心、大势已去的旧王朝殉葬的做法固然不值得效仿，但是他勇于捍卫信念的这种精神本身却值得我们崇敬和仰望。

    毕竟他的心中有一种高于富贵和生命的东西。其实不管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在，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就能在苦难与死亡面前傲然挺立。怕只怕世上的人们丧失了这样的东西，并且还以丧失这样的东西为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尧君素是一个旧王朝的殉葬品，还不如说他是自身信念的殉道者。这种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大业十三年最后的那些日子，李渊的势力在急剧扩张。南面的巴蜀地区已经完全归附，而刘文静向关东（潼关以东）进军也大有斩获，短短时间内，弘农（今河南灵宝市）、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以西的土地城邑全部纳入了李渊的势力范围。

    大业十四年正月初一，隋恭帝杨侑下诏：唐王李渊可以“剑履上殿、赞拜不名”。这就是说，从此李渊上殿不需要解下佩剑，不需要脱靴，奏事时不需由侍臣唱名。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拥有过这种特权，远的不说，隋文帝杨坚在篡周前夕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新年的第一天，李渊被授予（或者说攫取）了这种特权，这似乎表明李渊已经向不远处的那张皇帝宝座又迈进了一步，同时也等于向天下人发布了一则政治预告——隋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正月二十二日，李渊命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诸路兵马十余万人进军东都。二月初四，李渊再命太常卿郑元璹进军南阳郡（今河南邓州市），命左领军司马马元规进军安陆郡（今湖北安陆市）及荆襄地区。

    大业十四年的日历刚刚掀开，正在热火朝天竞逐隋鹿的四方群雄便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

    他的实力之雄厚、声势之浩大、发展之迅猛，让所有参与逐鹿的选手都暗暗捏了一把汗。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下一个出局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