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次，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回答：“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仁。
礼和仁，是孔丘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范畴。礼是外在的秩序，仁则是内心的修为，可以说仁和礼是一体两面，互相依存。仁是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得到的，孔丘本人也是到了七十岁才敢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思想和行为都已经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随心所欲也不会违反礼的原则。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后人对仁的阐释也越来越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仁是一种本能，有的认为仁是一种天理，还有人看到刚出壳的小鸡那副毛茸茸的样子，自称领悟到了什么是仁。再到后来，仁逐渐和慈挂上了钩，变成了仁慈，被赋予了同情和慈悲的含义。事实上，在孔丘这里，仁更是一种坚忍，一种智慧。
公元前500年春天，齐鲁两国达成和平意愿。同年夏天，鲁定公来到齐国的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与齐景公举行了会晤。
按照周礼，诸侯相见，均有相礼大臣陪同，负责安排会务工作。相礼大臣的地位极其重要，非卿不能担任。鲁国自鲁僖公以来，担任相礼大臣的都是出自三桓。但这一次，鲁定公带来的是齐景公的老熟人——孔丘。
《史记》记载，鲁定公出发之前，孔丘对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建议他做好两手准备，带上足够的卫兵。鲁定公同意了。
盟誓那天，齐景公和鲁定公相携登台，互相敬过了酒，齐国的官员过来请示说：“请欣赏四方的乐舞。”齐景公说：“好。”于是一群东夷地方的武士，光着膀子，披着头发，拿着弓矛剑戟等十八般武器，怪叫着拥到了台前，还想上台来表演。孔丘马上拔剑在手，大声呼道：“鲁国的卫士们，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绝不要手软！两国君主为了友好而会面，远方的东夷俘虏却用武力来捣乱，这难道就是齐侯的待客之道？自古以来，蛮夷之人不能扰乱我华夏子孙，武力不能强迫友好——这是欺骗神灵，丧失道义，丢弃礼法，我相信齐侯不是这样的人。”齐景公听了，脸色很难看，连忙挥挥手，让那些人退下。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官员将早就拟好的盟书交给孔丘过目。孔丘一看，所有条款都是原来双方商定好的，只不过齐国人单方面又加上了一条：“如果齐军出境，鲁国不以甲车三百乘相从，必遭天谴！”孔丘不觉微微一笑，对齐国人说：“那我们也加上一句：如果齐国不交还汶阳的土地，让我们用来满足齐国的需求，也当如此！”
夹谷之会，因为孔丘应对得体，齐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齐景公回去之后便责备大臣们：“孔丘用君子之道辅佐鲁侯，你们却尽给寡人出些馊主意，用小人之道来对付他们，这下丢脸丢大了吧！”那时候，晏婴已经去世了，群臣们战战兢兢，不敢回应。最后终于有人出来说：“小人做错了事情，说几句好话赔罪；君子做错了事情，那得拿出点实际的东西来弥补。您若真想向鲁侯道歉，就把汶阳的土地还给他们吧。”
所谓汶阳的土地，是当年阳虎叛逃时献给齐国的领地。齐景公想，只要能够分化晋国的同盟，将鲁国拉到自己这边来，区区几座城池不是问题，于是同意了这一建议。会后，齐国人果然向鲁国归还了郓、讙（huān）和龟阴三城。
夹谷之会使得孔丘的个人威信急剧提升，他在鲁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498年，他已经强大到可以实想自己的夙愿，向深恶痛绝的三桓开刀，通过鲁定公颁布了“堕三都”的命令。
三都，即三桓最大的采邑，分别是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堕三都，即摧毁三都的城墙，使三桓失去与公室相抗衡的根据地。
问题是，三桓会轻易就范吗？
孔丘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
据《左传》记载，叔孙不敢在世的时候，想立儿子州仇为继承人，一度遭到郈宰（郈邑长官）公若藐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州仇对公若藐很有意见，等到他继承了家业，便命令郈邑的马正（主管军事的官员）侯犯杀掉公若藐。侯犯不愿意，但又不想得罪大老板，总是推说找不到机会。
侯犯不想杀自己的直接领导，他手下的圉人（马夫头子）却认为这是个上位的好机会，主动找到叔孙州仇说：“我拿着剑经过公若藐的衙门，他必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就说是您的。他必定感到惊奇，要求拿给他看看。我就装作不懂规矩，将剑尖对着他递过去，趁机刺杀他。”州仇说：“好啊！你如果做到了，我必重赏。”
圉人依计而行，拿着一把剑有意经过公若藐的衙门。公若藐是识货的人，看到马夫头子竟然拿着一把精光四溢的宝剑，果然问道：“这是谁的剑？”
圉人说：“叔孙老爷的。”
公若藐更加疑惑：“他老人家的剑，怎么会在你手里？快拿过来给我看看。”
圉人走上堂，顺持宝剑递过去。公若藐勃然变色，说：“你把我当成了吴王吗？”
吴王僚被专诸以鱼肠剑刺杀，举世皆知。公若藐此言，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圉人这是意图行刺自己。但是已经晚了，圉人闻言，急忙将剑送出，将公若藐刺了个透心凉。
侯犯听说公若藐被刺，知是叔孙州仇指使，一怒之下，在郈城扯起了反旗。叔孙州仇和仲孙何忌联合出兵围郈，攻而不克。后来又请齐国出兵相助，仍然拿不下，由此亦可见郈邑建得何等坚固。
在军事进攻不力的情况下，叔孙州仇将郈邑的工师（掌管工匠之官）驷赤找来说：“郈邑叛乱，不仅仅是我叔孙氏之忧，也是鲁国之患，你何去何从，看着办吧！”
驷赤回答：“下臣何去何从，就在《扬之水》最后一章了。”
《扬之水》见于《诗经·唐风》，最后一章是：“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思很明白，您的命令我听到了，不敢告诉别人。
叔孙州仇听了，稽首相谢。
驷赤回到郈邑，对侯犯说：“郈城居于齐、鲁之间，您现在背叛了鲁国，又不投靠齐国，这样是很危险的。长此以往，百姓担惊受怕，迟早会造反。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纳凉，您何不请求归顺齐国？”
侯犯觉得有道理，于是派使者跟齐国联系。齐国使者来了之后，驷赤就在城中散布谣言：“侯犯将拿郈邑和齐侯交换土地，你们都将被迁到齐国去居住。”郈邑人一听，要咱们背井离乡，那不可能！于是吵吵嚷嚷，要去找侯犯说理。驷赤又对侯犯说：“乡亲们听说您要投靠齐国，群情激愤，都不答应啊！”侯犯说：“那我该怎么办？”驷赤说：“您不如和齐侯交换土地吧！齐侯一直想得到这片土地，好威胁鲁国。您如果愿意交换，他一定会给你一片更大的土地。另外，请您多备盔甲，置于门内，以备万一。”侯犯又答应了。
几天之后，齐国派了一队人来查看郈邑的土地。驷赤在城楼上看见了，派人到各条街道大喊：“齐军来动迁啦！”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动迁”两个字更为可怕的了。郈邑的居民惊惶失措，纷纷拥到侯犯府上讨说法，正好看见门内的盔甲，于是抢过来穿上，将侯犯围在了门楼上。
驷赤站在侯犯旁边，拉开弓，装作要向下射箭。侯犯将他拦住，说：“不要对自己人动武。你下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放我一条生路。”
驷赤下去跟居民谈判，大伙都同意让侯犯离开。于是驷赤先行出城，侯犯跟随其后。侯犯每出一门，人们就将它关上。到了外城的最后一道城门，侯犯突然叫住驷赤说：“你穿着叔孙氏的盔甲出去，日后叔孙氏若是追究起责任来，郈邑人担当不起。”驷赤说：“您放心，叔孙家被盗的盔甲都有标志，我不敢穿出来。您看，这是我自己的。”侯犯说：“你还是回去将那些盔甲点清楚再走，主人家的东西，不要搞错了数。”
驷赤看着侯犯，只见他一脸平静，不觉倍感惭愧。他突然明白了，侯犯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但又不忍心当面戳穿，于是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劝自己留下。他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朝着侯犯一揖到地，然后目送其离开。
通过这样的手段，叔孙州仇才将郈邑收回来。孔丘敏锐地抓住这件事做文章，在朝会上说：“祖宗明确规定，卿大夫的城池，周长不能超过百雉。现在三都全部超标，建得又大又坚固，不但成为国家的忧患，也成为众卿（指三桓）的忧患。如若再不拆除，叛乱的事情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国家的利益受损，家族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请问，你们谁愿意这样吗？”
孔丘的话像重锤击在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的心上。叔孙州仇刚刚遭受叛乱之苦，季孙斯同样心有戚戚焉——当年南蒯之乱，起自费邑；阳虎之乱，费邑的公山不狃出力甚多，而且负隅顽抗最久，直到前年才被攻克。费邑带给季氏家族的麻烦委实不少！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由孔丘的得意门生、季氏的家宰仲由负责监督实施“堕三都”。
叔孙州仇主动拆毁了郈邑的城墙。季孙斯将要拆除费邑城墙的时候，遭到费邑人的反对。阳虎的余党公山不狃、叔孙辄带一部分费邑人潜入曲阜，企图发动政变。孔丘早有准备，安排三桓和鲁定公进入季氏的祖庙躲避，命令大夫申句须和乐颀带兵讨伐叛军，曲阜的居民也拿起武器帮助孔丘，将叛军赶出了曲阜。
经过这件事后，费邑的城墙也被顺利拆除。
轮到成邑的时候，遇到了真正的问题。成邑的长官公敛处父对仲孙何忌说：“成邑是鲁国的北大门，如果拆毁成邑的城墙，齐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鲁国，对国家不利。而且成邑是孟氏家族的保障，没有成邑就没有孟氏。您可以装作不知道，反正我是不同意这件事。”仲孙何忌本来就不愿意，听到公敛处父这么说，果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皮球踢回给了孔丘。
这个时候，只能采取武力来解决了。同年十二月，鲁定公亲率大军讨伐成邑，结果是“弗克”。成邑太坚固了，如果不是自愿拆除，外人很难攻得进来。
孔丘最终也没能拆除成邑。“堕三都”变成了“堕两都”，显然有些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是百余年来向三桓开刀的第一人，而且成功地削弱了其中两家，这样的成绩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堕三都”的第二年，孔丘五十六岁，走到了仕途的最顶点。这一年春天，鲁定公命他以大司寇的身份代理宰相。
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统一，而且变动很大。鲁国在“三桓专鲁”之前，曾设有大宰，相当于宰相。三桓兴起之后，权力由公家转向卿家，大宰这个岗位逐渐荒废。孔丘“行摄相事”，见于《史记》的记载，估计也是鲁定公不敢太刺激三桓，临时想出的一个职务。不管怎么样，孔丘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孔丘执政后，那张素来严肃的脸上，竟然时常出现了笑容。学生们见了，表示不理解：“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说‘君子大祸临头而面无惧色，升官发财而面无喜色’吗？”孔丘的反应很快：“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是还说过‘君子高兴是因为可以礼贤下士’吗？我现在代理宰相了，可以提拔很多人才，当然高兴！”
话虽如此，他执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招贤纳士，而是诛杀大夫少正卯。
少正，是周朝设立的官职。少正卯，有可能是以少正为氏的卯，也有可能是担任少正的卯。据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在朝中和街头巷尾议论孔丘的新政，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丘还在当大司寇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不顺眼。等到孔丘大权在握，少正卯仍然不知道收敛，结果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被曝尸三日，以儆效尤。
孔丘诛杀少正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案，最早见于《荀子》的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这段古文不难看懂。孔丘杀少正卯的理由，一言概之，“妖言惑众”。《史记》估计也是以《荀子》为蓝本，说孔丘“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但是宋代大儒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理由是：《荀子》成书在孔丘死后百年，其间《国语》《左传》等著作均未提到此事，也没有任何记载。试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连《左传》都不记载呢？
孔丘究竟有没有杀少正卯？
在的记载中，孔丘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都是君子顾全大局，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小人务求意见一致，但是各怀鬼胎，难以团结。以此看来，孔丘很宽容，不太可能因为少正卯说了不利于他的话，就动了杀心。孔丘还说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钱穆先生翻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说明孔丘在学术上也应当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
这样一位宽容的孔丘，怎么可能一旦做了大官，就采取非常残暴的手段，将少正卯给杀了呢？如前所述，公开的理由是少正卯过多批评现政权，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很有可能动摇了统治基础。但问题是，少正卯的学问与官方的理论不一致，孔丘的学问也不过是秉承着几百上千年前的周礼，根本没有与时俱进，与当时官方的理论也不一致啊。要说批评现政权，孔丘更是批得头头是道，什么“八侑舞于庭”，什么“三家者《雍》彻”，什么“季氏旅于泰山”，全部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口诛笔伐，他在台下的时候，对现政权的批判绝不可能亚于少正卯。因此，孔丘杀少正卯的公开理由，完全可以用在孔丘自己身上，让人难以接受。这样一来，关于这一段历史公案的真相，《荀子》中提到的原因就令人生疑了。在本书作者看来，关于少正卯被杀的真正原因，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其中内情恐怕只能有待于先秦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