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

    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

    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

    “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

    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

    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

    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

    “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

    “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

    “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

    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

    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

    “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

    “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

    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

    “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

    “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

    “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

    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

    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

    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

    “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

    “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

    “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

    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

    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

    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

    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

    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

    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

    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

    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

    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

    “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

    “好！”

    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

    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

    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

    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孙林父还没回答，他的戎右护卫暴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长戈就要扫过去，却被孙林父用手挡住。“不得无礼！”孙林父低声喝道。然后很客气地对那个人说，“国君的荒淫残暴，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很担心江山社稷毁在这个人手里，所以打算赶他下台，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国君是一国之主，您现在却想将他赶下台来，这不是以下犯上么？再说了，就算您废旧立新，又怎么知道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

    这个问题不轻不重，然而十分尖锐。孙林父答不上来，此后数千年无数抱有“革命”思想的人也答不上来。年轻人说完这些话，就主动站在路边，让孙林父的队伍通过，然后赶快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出了卫国，以躲避内乱。

    这个年轻人叫做蘧（qú）瑗，字伯玉，历史上一般叫他蘧伯玉。里记载了一些他的故事，最为有名的是：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夫子，孔夫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就对弟子说：“使乎，使乎！”意思是这个人很了解蘧伯玉。当然，蘧伯玉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即便到了五十岁这年，他还是能够深刻地反省前一年所犯下的错误，即所谓的：“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

    得知孙林父造反的消息，卫献公起先还不相信，对内侍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跟他开了两个玩笑嘛，他竟然……”结果就听到孙林父在宫门外大叫：“只杀昏君，余者无罪！”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派出三位公室子弟出来跟孙林父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将他们送给孙林父做人质，希望孙林父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孙林父根本没给三位公室子弟说话的机会，直接命令孙蒯：“将他们拉出去，斩了！”顷刻间三颗人头献上，被挑在旗杆上向宫内示威。

    卫献公一看，这事没得谈了，逃命要紧。集合宫中的卫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齐国去避难。逃到齐卫边境的鄄地（卫国地名）的时候，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派出胞弟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原谅，结果又被孙林父砍了头。这家伙，分明是杀红眼了嘛！

    卫献公只好继续狂奔，跟随他的人渐渐走散，只剩下公孙丁一个人替他驾车。幸好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孙林父也不敢轻举妄动，将大部队驻扎下来，只派了两名杀手级的武士——尹公佗和庾公差驾着轻车继续追赶。

    庾公差是尹公佗的老师，师徒俩都是卫国有名的射手。孙林父认为，将这两个人派出去，取卫献公的项上人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庾公差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替卫献公驾车的公孙丁。有了这层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尹公佗射术超群，驾车也是一把好手，道路又熟，追了一段路，便远远地看见卫献公的车了。尹公佗连抽了战马几鞭，将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段，庾公差长弓在手，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扣在弓弦上，瞄准前车却又犹豫不决。

    “师傅！”尹公佗催促道，“您再不射，昏君就逃脱了！”

    庾公差眉头紧锁，仍是下不了决心。前面的公孙丁发现有追兵逼近，也将马鞭甩得震天价响，四匹战马发疯似的撒蹄子，将路上的泥土掀得四处飞溅。

    “师傅！”尹公佗再次喊道。

    庾公差长叹一声，弓弦响处，长箭出手。紧接着又搭上一支箭，前箭未至，后箭已发。

    两支箭一前一后，全部钉在前车的旗杆上。卫献公吓得闭上眼睛惊叫不已。“主公休要惊慌！”公孙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若是有心射您，绝不会失手。”

    卫献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回头一瞄，果然后面的战车已经慢了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追逐。

    后面的战车完全停了下来。尹公佗疑惑地看着庾公差：“师傅，您这是违抗主人的命令，回去如何交差？”

    “我的师傅在那辆车上，你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庾公差长叹一声，“回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他是您的师傅，不是我的师傅，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主人的命令不可废，您如果不忍心杀他，就请您下车吧，我一个人去追。”尹公佗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尹公佗把孙林父的命令搬出来，庾公差也没办法反驳。所谓“士”的天职，难道不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吗？他默默地下车，对尹公佗说：“你要小心，我的老师比我还厉害。”

    “您放心。”尹公佗一甩马鞭，又朝着前方追去。

    卫献公刚松了口气，听到马蹄声，连忙回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公孙丁，公孙丁，敌人又追上来啦！”

    这次公孙丁也回头了，只见尹公佗一个人驾着战车越逼越近，而且正将缰绳系在车轼上，准备抽弓取箭。“您来驾车！”公孙丁顾不得细想，将手中的缰绳塞给卫献公，同时拿起自己的长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一箭。

    尹公佗听到弓弦一响，情知不妙，想要躲时，那箭已经射穿自己的左臂。公孙丁大声喊道：“这是师公对你警告，你要是再追，就不是射你的手了。”尹公佗大吃一惊，忍痛勒住缰绳，眼睁睁地看着卫献公的战车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关于师、徒、徒孙三人的故事，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讲述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在孟子的笔下，事情是这样的：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不巧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病发，庾公之斯追上他之后就问：“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子濯孺子说：“今天疾病犯了，拿不起弓。”庾公之斯说：“我在尹公之佗那里学射箭，尹公之佗又是您的徒弟，我不忍心用您的本领加害于您。不过，今天的事情是公事，我不敢放弃！”于是抽出一支箭，去掉箭头，朝着子濯孺子射了一箭就回去了。

    儒家追求秩序的稳定，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所谓忠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就是在国君、父母和老师之间进行取舍。这个故事中，子濯孺子要在忠于国君还是尊重祖师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故事发生在西方，这就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难题，足以令当事人发疯甚至自杀。但是在孟子的笔下，子濯孺子的抉择一点也不艰难，拔掉箭头，虚射一箭，就那么简单。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意识，是因为中国的哲人太狡猾，太善于自欺欺人。

    回到正题。卫献公抵达齐国之后，原来走失的那些人也渐渐赶到那里跟他会合，其中有他的胞弟公子鱄（zhuān）和卫定公的夫人定姜。

    侥幸逃过一劫的卫献公认为这一切都是祖宗在保佑他，命令祝宗（宗庙的管理人员）设好祭坛，摆上祭物，向祖宗表示感谢，同时向祖宗报告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犯错误，责任全在孙林父身上。

    定姜并非卫献公的生母，早在卫献公上台的时候就看不惯他的作为，现在看到他跪在一堆石头前念念有词，不觉又好气又好笑，说：“如果没有神灵，你告诉谁呢？如果有神灵，你就不可以对神灵撒谎。你明明有罪，为什么告诉神灵说无罪？你不和大臣商量国事却和小臣计议，这是第一条罪；孙林父和宁殖都是先君委任的辅佐你的重臣，你却轻视他们，这是第二条罪；我尽心尽力地侍奉先君，你却如同对待奴婢一样对待我，这是第三条罪。你呀，向祖宗汇报逃亡的事就行了，不要在祖宗面前狡辩说自己无罪！”

    卫献公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鲁襄公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特意派大夫厚成叔前往帝丘慰问，卫国人派大夫大叔仪接待。

    “听闻卫侯失去了社稷，流亡在外，寡君十分担心，特意派下臣前来，谨致慰问之意。”厚成叔说，“贵国有国君而不修仁德，有臣子而不敏于事；国君不宽厚，臣子也不尽职尽责，日积月累，现在终于酿成大祸，请问你们该如何收拾？”——这哪里是来慰问的，分明是来看笑话的！

    “鲁侯的美意，我们心领了。但是对于大夫的说法，在下不敢苟同。”大叔仪说。

    “哦？”厚成叔多少有些意外。

    “事情闹成这样，是因为下臣们不敏于事，得罪了寡君。但是寡君并非不宽厚——恰恰相反，寡君就是因为宅心仁厚，不忍心将下臣依法严办，才抛弃了我们，远走他乡的。”大叔仪一本正经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事实就是这样。”

    厚成叔回到鲁国，遇到大夫臧孙纥。臧孙纥问起卫国的情况，厚成叔说：“卫侯还是很有希望回国的。有大叔仪这样的臣子居守国内，替他安抚百姓；又有公子鱄这样的兄弟跟着他流亡，帮助经营谋划，他能不卷土重来吗？”

    鲁襄公打听到卫献公已经被齐国人安顿在郲地（齐国地名），便派臧孙纥前去慰问他。刚刚找到栖身之所的卫献公显然好了伤疤忘了痛，说起话来大大咧咧，根本没把臧孙纥放在眼里。

    臧孙纥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厚成叔看走眼啦，这个人满嘴喷粪，不思悔改，凭什么回国？”

    后来他见到公子鱄等人，交谈之后，看法又改变了：“唉，这个人还是能够回国的。这就好比驾车，跟随他的那些人，或者在前面拉，或者在后面推，想不回去都难！”十二年后，卫献公果然得以回国，这是后话。

    当然，跟随卫献公逃亡的人中，也有不坚定分子。大夫右宰谷就忍受不了思乡之情，偷偷逃回帝丘，结果被人抓起来送到孙林父府上。

    “大夫既然跟着昏君走了，又跑回来干什么？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立了一条规矩，但凡偷偷跑回来的逃亡者，一律以间谍罪论处，斩首示众？”孙林父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别，别这样！”右宰谷一听就急了，“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跟着昏君走，当时是被胁迫才逃亡的啊！”

    “这个我可管不着。”

    “咳，这个您一定要管，我是穿狐皮衣服，卷羊皮袖子啊。”右宰谷摆出一副可怜的表情。狐皮昂贵，羊皮轻贱，言下之意：我人是好的，只有一点小毛病，看人要看主流嘛！

    听到这个比喻，孙林父忍不住笑了，说：“看在你这件狐皮衣服的面子上，就饶了你吧。”

    孙林父对右宰谷网开一面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在卫国公室中找到了一位公孙剽，草草拥立为国君。新政权尚未稳固之际，他不愿意因为杀人而激起更多的矛盾。赦免右宰谷之后，他干脆下了一道命令，欢迎跟随卫献公流亡的人弃暗投明，重回祖国的怀抱，为新政权服务。

    但是他也明白，新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光有国内百姓的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得到晋国的认可。

    这一年秋天，讨伐秦国失败的诸侯联军终于撤回了各自的国家。

    战争失败给晋悼公很大触动，他决定采取措施整顿军队——撤销新军的编制，晋国四军由此又变为三军，符合“大国三军”的原则，以示对王室的尊重。

    对于卫国发生的事情，晋悼公也持审慎的态度。一天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宫廷乐队的首席指挥师旷：“卫国人将自己的国君赶出国，这件事难道不是很过分吗？”

    “臣倒觉得，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师旷回答。

    “哦？”晋悼公放下筷子，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师旷说：“好的国君赏善罚恶，视人民如儿女，像上天一样保护他们，像大地一样容纳他们。人民侍奉国君如同父母，尊崇他如同日月，敬重他如同神灵，害怕他如同雷霆，他说的话就是命令，有谁能够赶走他？真正赶走他的是他自己，不认真履行国君的职责，让百姓陷于绝望。他自己已经丧失了当国君的资格，怪不得别人。”

    晋悼公连连点头。

    师旷接着说：“上天养育百姓，又立了国君来统治他们。为了不让国君走歪路，又为他设立辅佐，让他们去教育他，保护他，不让他做过分的事。因此天子有公辅佐，诸侯有卿，卿有侧室，大夫有旁系，士有朋友，士农工商都有亲近的人互相帮助。美好就赞扬，过分就纠正，患难就相救，陈旧就改革。自天子以下，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监督他的是非功过。所以《夏书》上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传令官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官长谆谆教导，工匠献艺以为劝谏。）’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不可能！”

    师旷这番话，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即便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来晋悼公又就这件事征询荀偃的意见，荀偃说：“孙林父驱逐国君，另立新君，自然是大逆不道。但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攻打它，不一定能够获得满意的结果，反而要劳累诸侯，不如因势利导来安定卫国。古话说，即将灭亡的可以欺侮，正在动乱的可以推翻，已经存在的可以巩固，这是国家的常道。您还是安定卫国，静观待变吧。”

    有师旷的大道理在前，又有荀偃的现实分析在后，晋悼公由此下定决心，于同年冬天在戚地举行了诸侯会盟，承认了公孙剽（也就是卫殇公）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