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公元前555年,公子嘉为了独揽大权,趁着公孙趸领兵出征,引狼入室,将楚国人招到郑国,既害得郑国生灵涂炭,也害得楚国人被冻死成千上万,无功而返。这件事使得公子嘉在郑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公元前554年4月,公孙趸因病去世。郑国人将讣告发到了晋国。按照周礼,诸侯国的卿大夫去世,讣告对外只发给相应级别的卿大夫。但是士匄收到讣告后,想起了公孙趸为晋国所做的一切,感念之余,又将这事对晋平公作了汇报。晋平公不知哪根神经触动,居然亲自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请求王室关注公孙趸的丧事。周灵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大笔一挥,便批示赐给公孙趸“大路”车一辆。所谓“大路”,一说是天子诸侯祭天时用的车,一说是天子赏赐之车的总称,总之极其珍贵。公孙趸以诸侯之卿的身份获得大路车送葬,可以说是异数,引起了天下的轰动,而这正是士匄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往往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声讨不义之人的契机。公元前554年的新郑城中,一股怀念公孙趸、批判公子嘉的暗流涌动,终于在公孙趸的葬礼举行之后爆发。
后人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否发明了大字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似乎还不太可能,竹简毕竟不适合满街张贴——但是关于公子嘉的几大罪行,却被人们广为传播:
其一,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派刺客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等重臣,公子嘉事先知道情况而没有揭发,坐视同僚被害;
其二,尉止之乱后,公子嘉当权,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写盟书效忠于他,后来因为子产的劝阻才作罢;
其三,公元前555年引狼入室。
新郑城中群情汹涌,公子嘉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提高了戒备等级,每次出门,都由家臣带着族兵护卫。但这样做并没有使得他更安全。公元前554年秋天,公孙舍之和公孙夏突然发难,带领新郑的居民起来造公子嘉的反,将他杀死并瓜分了他的家室。
公子嘉是郑穆公的儿子。当年郑穆公有两个宠妾,一个叫宋子,一个叫圭妫。宋子生了公子嘉和子然,圭妫生了公子志。宋子和圭妫情同姐妹,公子嘉兄弟和公子志也情同手足,好得就像一家人。子然和公子志死得早,但他们的后人子革和子良都视公子嘉如父,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牵连,被迫逃到了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被称为郑丹或者然丹,在楚灵王年代受到重用。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公子嘉死后,郑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公孙舍之成为郑国的当国(首席重臣),公孙夏执政,而子产也跻身于卿的行列,担任了少正(官名,相当于亚卿),在郑国众卿中排名第四。
子产的长相十分奇特,据野史记载,“子产日角”,也就是额骨隆起,形成一个小太阳,和后世的包公有得一拼。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他的知名度不如包公,但是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他的地位极其崇高,远非包黑子能及。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送了一条鱼给子产,子产让仆人把它放养到池塘里。仆人偷偷把鱼煮来吃了,回去报告说:“刚放下它的时候,还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游开了,再后来就不见了。”子产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去它该去的地方了,去它该去的地方了。)仆人出来后就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了,他还在说去它该去的地方了。”
子产究竟知不知道仆人已经把鱼吃掉了?孟子的回答高深莫测:“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最普遍的理解是:君子宅心仁厚,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事;但是君子的判断力不会背离常识,用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骗君子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鱼被放到池塘里,或者吃到仆人的肚子里,子产并不在意。人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就好比你在街上遇到乞丐,他有可能是真的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来骗人的,但你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之后才扔给他一个钢镚儿。
从这个故事来看,子产是个漫不经心的老好人,信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但是别以为老好人好欺负,老好人发起火来,简直就是雷霆之怒。
公元前551年夏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新郑,命令郑简公前往新田朝觐。子产以少正的身份接待晋国使者,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牢骚:“我们郑国靠近晋国,你们好比草木,我们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里敢对你们有贰心?只要你们发布命令,我们就参加会盟,或者前来朝觐。没有朝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人前来拜访,没有一件大事不跟从。但是,贵国的政令没有一个标准,搞得各国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天不提高警惕,太累了!”
晋国使者没想到子产会来这么一套,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子产这通牢骚,实际上是冲着晋国的中军元帅士匄来的。
据《左传》记载,自从公元前554年士匄上台主政以来,晋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更严苛,给各同盟国下达的朝贡指标一年高过一年,动辄命令诸侯前往新田朝觐,或者发动诸侯出兵打仗,诸侯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士匄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老饕”的美称。
而在晋国国内,士匄的口碑也不太好。据《国语》记载,士匄曾经与和邑(地名)的大夫争夺田产,长期相持不下。士匄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用军队压服对方。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晋国的大夫们有的保持中立态度,有的表示愿意去攻打和邑,更多的则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最后是士匄的家臣訾祏(shí)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才不至于弄出乱子来。
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公元前550年的栾盈之乱,主要原因是士匄心怀杂念,处事不公,有意打压栾氏家族。栾盈最后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士匄的所作所为使得国人十分反感,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士氏家族的名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士匄本人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太在意,自我感觉仍然十分良好。公元前549年春天,鲁国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士匄代表晋平公接见他。国事谈完后,士匄问了叔孙豹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不朽?”
叔孙豹回答不上来。
士匄便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我士匄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虞舜以上的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氏和杜氏。周王室衰微,晋国成为诸侯的盟主,我们世代食邑于范地,又被称为范氏。人们所说的不朽,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家族吧!”
叔孙豹听了很不是滋味,他很直率地对士匄说:“这不能叫做不朽,而是叫做‘世禄’。”
“哦?”士匄没想到自己会碰到一个软钉子。
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有位先大夫臧文仲,人虽然死了很久了,但是他所说过的话一直被人们记在心上,这才叫做不朽。我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然时间久远而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叫做不朽。如果只是家族延续,宗庙香火不断,世代有人祭祀,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只能说你们家官做得大,不能算作不朽。”
士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年二月,郑简公在公孙夏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子产托公孙夏给士匄带去一封信。
“您主政晋国,四邻诸侯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好品德,只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不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君家里,同盟内部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您如果将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不会团结,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您怎么就不明白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财物?”
“好名声,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根基牢固,才不至于毁灭。”子产接着写道,“一个人要有好的品德,快乐才能长久。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吧!‘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天看着你呐,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的有好名声吧!用宽容和谅解来发扬美德,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向前走,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感到安心。您是希望别人对您说‘是您养活了我’,还是说‘你榨取了我来养活自己’呢?告诉您,大象因为象牙而毁了自己,钱多不见得是好事!”
春秋时期,人们是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士匄读完这封信,不觉大汗淋漓,原因有二:
第一,字太多,竹简太重;
第二,子产骂得太狠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士匄出完这身汗,将自己主政以来的点点滴滴梳理了一番,反思了一番,不觉幡然醒悟,有如大病初愈。不久之后,他就下达命令,宣布减少诸侯朝觐的次数,减轻各国朝贡的负担。
郑简公此次访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请求减轻朝贡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晋国批准郑国讨伐陈国。
郑国之所以要对陈国用兵,是有原因的:公元前550年,楚康王为了支援齐庄公,亲率大军入侵郑国,陈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自从晋楚争霸以来,中原小国有如风中之烛,不是跟着晋国攻打楚国,就是跟着楚国攻打晋国,小国之间刀兵相见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值得大动肝火。只不过陈国人在郑国的所作所为有点过分——陈军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烧毁房屋,毁坏农田,极尽破坏之能事,给郑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郑简公希望报复陈国。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陈国好打,楚国不好惹,一旦楚国插手进来,事情就搞大了。郑简公需要征得晋国的同意才敢放手去干。换而言之,打狗既得看狗主人,也得看自己的主人。
但是晋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晋平公派士匄跟郑简公会谈,要求郑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轻率地进攻陈国。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战端一开,劳民伤财,对大家都不利。您说,这又是何苦呢?”士匄苦口婆心地劝说。
郑简公不跟他争辩,突然朝着士匄行了一个叩拜之礼。士匄吓了一跳,连忙避开,表示不敢接受。
晋国虽然大,士匄始终只是一个卿,而郑简公是诸侯级的人物,二者不可平起平坐,更不能颠倒尊卑,由郑简公来向士匄行大礼。士匄完全被郑国君臣搞糊涂了:子产写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简公却低三下四,向他磕头,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当时公孙夏在一旁陪着郑简公,士匄连连用眼神暗示公孙夏,意思是你倒是说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孙夏也朝着士匄行了个叩拜之礼,然后说:“陈国依仗楚国而侵害郑国,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向您行大礼?”意思很明白,咱们态也表了,头也磕了,至于晋国同不同意这件事,反正陈国是一定要打的。
郑国人说到做到。公元前548年6月,郑国派公孙舍之为大将,子产为副将,带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郑军行动迅速,趁着陈国人不注意,夜袭陈国首都宛丘,轻而易举地进了城。
陈哀公慌不择路,在大子偃师的保护下,逃到郊外的墓地里藏了起来。正好司马袁侨驾着战车从墓地经过,两个人大叫起来:“带上我们,带上我们!”袁侨正急于逃命,哪里顾得上他们?一抽马鞭,跑得远远的,在黑夜中留下一句经典的回答:“我赶着去巡城呢!”
没过多久,大夫贾获驾着马车,载着自己的老母和妻子经过。看到陈哀公和大子偃师,贾获便要母亲和妻子都下车,将马车交给大子偃师,让他们赶快逃命。陈哀公觉得很过意不去,要贾获的母亲上车(一车正好载三人)。贾获说:“您贵为国君,如果与我母亲同车,恐怕不祥。”于是和妻子搀扶着老母走进墓地藏了起来。陈哀公父子因此得以逃脱。
有趣的是,郑国人虽然来势汹汹,进入宛丘之后,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不仅对宛丘的百姓秋毫无犯,连陈国的公宫都没有受到侵扰。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打劫,公孙舍之和子产还亲自把守在公宫门口,禁止任何人出入。
打听到郑国人在宛丘的所作所为,陈哀公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郑国人不是来消灭陈国,而是来讨一个说法的。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他马上派袁侨回到宛丘,拿了一批陈国宗庙里的宝物去见公孙舍之,要求投降。
所谓宗庙里的宝物,无非是一些青铜容器或乐器,统称为礼器。这些礼器的时代有点久远了,很多都是周朝初年铸造的,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文物。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些礼器的文物价值有限,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价值,也就是它们代表着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
公孙舍之答应了陈哀公的要求。
就这样,陈哀公从流亡之地又回到了宛丘。他穿上丧服,抱着社稷的神位,让宗室的男女反绑双手,分开排列,在朝堂上等待发落。类似的仪式,前面已经有过多次记述,大同小异,在此不再介绍。
公孙舍之拿着绳子会见了陈哀公,捧着酒杯祝陈哀公身体健康,并向陈哀公奉上玉璧一双。绳子是用来系马足的。拿着绳子觐见,是当时的臣仆之礼,以示为君侯服务之意。
子产进来后,仅仅是清点了一下男女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接着郑国人在陈国的神社前举行了“祝祓”仪式,一方面因为入侵陈国,向陈国的社稷之神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哀公穿上了丧服,为其驱除不祥之气。总之,郑国人在陈国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炫耀武功的意思,反而处处谨小慎微,堪称仁义之师。
郑军入城的时候,陈国的官员纷纷逃亡,将管理民政的户籍本、掌握军权的兵符和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全部留给了郑国人。陈哀公投降后,公孙舍之命令将户籍本交还给陈国的司徒,兵符交还给司马,地契交还给司空,然后就带着军队回国了。
同年九月,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献捷”,也就是向晋国报告讨伐陈国的战果,同时献上俘虏和战利品。
前面说过,周礼对于献捷有明确的规定,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除此之外,皆为“非礼”。陈国并非四夷,晋平公也不是天子,因此,郑国这次献捷显得居心叵测,有拉晋国下水的嫌疑。让晋国人感到尤为吊诡的是,作为郑国的全权代表,子产居然一反常规地穿上了戎服。
士匄已经于一个月前辞去了中军元帅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当年的“赵氏孤儿”赵武。新官上任三把火,赵武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进一步减轻诸侯的朝贡负担,提高接待诸侯的礼仪规格。他还公开表示:“从今以后,要尽量少打仗,最好不打仗。齐国的内乱刚刚平定,崔氏和庆氏都急于向诸侯示好。楚国的新任令尹屈建(薳子冯已经去世,屈建接任)和我私交甚深。只要我们依礼行事,谨言慎行,安定诸侯,战争就可以消除了!”
新令墨迹未干,子产就来献捷,而且还是穿着戎服献捷,这不是存心和赵武唱对台戏么?
士贞伯的儿子士弱奉命接见子产,要他先把攻打陈国的理由说清楚再谈献捷的事:“您想必也知道,去年郑伯前来请示攻打陈国的事,我们可是没有答应。陈国究竟有多大的罪恶,使得贵国一意孤行,一定要讨伐他们?我希望听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任何人想要和郑国人玩弄辞令,都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听到士弱用这种不客气的语调和自己说话,子产并不生气,而是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语气回答道:
“当年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陶器工业部长),服侍我们的先王。周武王见他工作勤勤恳恳,卓有成效,又考虑到他是舜的后裔,便将长女太姬嫁给他的儿子妫满,封他为陈侯,这也是对舜表示诚敬之意。所以说,陈国其实是我们周朝的后代,一直依赖周朝才得以延续。”
子产的话说得很巧妙。晋国和郑国都是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而陈国是妫姓,是舜的后裔。通过回顾这段渊源,子产拉近了晋国和郑国的距离,而将陈国排除在外。
子产接着说:“陈桓公死后,陈国发生动乱,蔡国人想干涉陈国的内政。先君郑庄公拥立公子佗为君,被蔡国人所杀。后来我们又立了陈厉公,乃至于陈庄公、陈宣公,都是我郑国所立。因为夏姬之乱,陈成公流离失所,又是我们让他回国的。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恩大德,无视于郑国给予的种种恩惠,抛弃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的姻亲,而去亲附楚国,仗着楚国人多势众来侵略我国,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极尽破坏之能事。我们很担心这样会给太姬带来耻辱,所幸上天已经厌恶陈国,启发了我们攻打陈国的意愿。而陈国现在也知道自己的罪恶,甘愿接受惩罚。因此,我们才敢于向贵国献捷啊!”
士弱说:“那你们攻打陈国,也是以大欺小,不符合国际原则。”
“此言差矣!”子产说,“先王的命令,只要是有罪过的地方,就要给予惩罚,怎么能说是以大欺小呢?再说了,什么是大国?按照祖上的规定,天子地方千里,诸侯地方百里,现在的大国地方几千里,如果不是通过侵占小国,怎么能够大到这个地步呢?”言下之意,晋国之所以成为大国,难道不是牺牲了无数小国才达到的吗?
士弱脸一红,赶紧又换个话题:“那您为什么穿戎服来晋见呢?”
“我郑国的先君郑武公、郑庄公都曾担任天子的卿士。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发布命令说,‘各复旧职’,要郑文公穿上戎服辅佐天子,以授受楚国的俘虏献给天子——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不敢忘记天子的命令啊!”
士弱理屈词穷,回去之后,把情况如实向赵武汇报。赵武说:“他的话顺理成章,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些大道理,恐怕不吉利。”于是接受了郑国的献捷。
孔夫子评论这件事,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善于言辞的话,有谁知道你在想什么呢?所以没有文采的人,成不了大事。郑国讨伐陈国,如果不是因为子产的文辞,就不能算是功劳。”说白了,做得好,还要唱得好,一味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不可取。
公元前547年春天,郑简公就入侵陈国一事论功行赏,赐给公孙舍之马车一辆、“三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八座;赐给子产马车一辆,“再命之服”一套和城池六座。
子产收下了马车和“再命之服”,但是拒绝接受城池,他对郑简公说:“自上而下,赏赐的数额以二递减,这是规定。我在群臣中排名第四,按道理不能接受六座城池。再说入陈作战,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的功劳最大,我不敢要求赏赐,请您把城池收回去吧!”
郑简公坚持要赏,最后子产只好接受了三座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