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张献忠就是这样。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有不少。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比如:“张献忠兵过叙(州)。宜宾诸生鱼嘉鹏、诸生李师武、义勇彭明扬夜砍其营,得印绶,被擒杀。”又如:“范瑜,总督旷子,邑库生。为流贼胁至成都,同庠生刘玉发共通官兵。”
在各地组织地主武装与大西军作战的诸生们更多,如雅州朱俸尹、郑延爵,绵竹胡国柱,邛(qióng)州叶大宾,南充樊明善、王景启,顺庆邹简臣、赵司铉,夹江黎应大,宜宾张文灿,江安罗文灿。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大顺次年(公元1645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帝国初建,亟需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考取者,将按等授以官爵。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参加过这次“考试”的一个年幼的考生欧阳直,后来写了一本《蜀警录》,记载他在那场大乱中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据载:
“读书人来齐了,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
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
“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幅,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去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本来欧阳直也在被屠杀的行列里,张献忠看他年幼,留做书记。直到张献忠在凤凰山牺牲,欧阳直才乘机逃出,其记载应是可信的。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人比张献忠更熟悉农民运动的规律,他知道,农民们是一堆干透了的柴火,而这些有知识、见多识广、爱动脑筋的人就是一个个危险的火种。历次起事都是由于这些不安分的人振臂一呼,广大愚民才起而响应。
此等人亦应作为不安定分子,除之而后快。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两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