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的“上海派遣军”是从两个方向登陆的,继善通寺师团登陆川沙口后,名古屋第3师团也在张华浜实施登陆。
8月31日,吴淞失守。
9月5日,宝山被围。
驻守宝山的是一个营,营长叫姚子青。
名古屋师团在围住宝山后,即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书生。
可这位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依此类推。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两日之后,城破。姚子青营全数战死,与城同殉。
前线再陷危机,除宝山、吴淞外,刘行也被日军突破,罗店侧背顿时暴露无遗。陈诚在视察前线后,决定放弃固守罗店主阵地的原计划,退守罗店西南。
退是退了,但陈诚并没有离开罗店,所以松井仍无法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大家都得不停变招。松井变的招叫做“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的那种。
这个腰,指的是杨行。如能占领杨行,松井便可将淞沪南北战场截为两段,再一口口吃掉。
陈诚再调良将,此人便是胡宗南。
胡宗南,浙江镇海人,毕业于黄埔第1期。
少年时代的胡宗南,读书十分刻苦,曾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在中学毕业,但是无奈家里太穷,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为了生计,他曾做过小学老师,摆过地摊,最后决定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在民国将帅中,陈诚算是个儿矮了,胡宗南还要矮,一米六零都不到,几乎相当于“特级残废”。报考黄埔军校时,就算他肩膀再往上抬,都还比其他人低不止一头。
考官一看,立即把他从队伍里拎出来,并且毫不客气地撂下一句:你根本不是当军人的材料!
这句话无疑等于宣判了考生死刑,想到在异地前路茫茫,举目无亲,胡宗南一阵心酸,不由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大豆腐,光哭没有用。想了一会儿,胡宗南忽然把眼泪一擦,一跃而起,大声质问刚才那个教官: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
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我是年轻人,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剥夺我的义务!凭什么,你说!你说!
胡宗南越嚷越激动:
你不就是嫌我个子矮吗?个子矮怎么啦,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打遍欧洲无敌手,孙中山先生的个子也不到一米七嘛!
说到这里,他开始引经据典。
孔子曾经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的字)。子羽相貌一定也不咋样,所以孔子开始才会认为他不行,谁知这位弟子后来名满江湖,最后连孔子都不得不认错,承认自己看走了眼。
国民革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业,你怎么还能够如此以貌取人?
考官没想到面前这个已被他宣布淘汰的小伙子会突然发飙,而且义正词严,雄辩滔滔,一时倒被弄得哑口无言了。
胡宗南个子小,喉咙却不小,哇啦哇啦的嗓门把周围的人都惊动了,其中就包括时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
廖仲恺询问了事情经过,回到自己办公室给胡宗南写了张纸条。
字条上说: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并且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没关系。
拿着廖仲恺的纸条,胡宗南被特许参加考试。虽然其实他的考试成绩不错,但还是因为身高原因被列进了“备选生”。
备选生就还不是正式录取,看来即使有廖代表的关照,歧视还是无处不在。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要用事实告诉那些世俗目光:其实我才是最棒的!
不要惧怕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哪怕他们是所谓的教官、考官、权威……
就像当初的陈纳德,胡宗南也做到了这一点,貌不惊人的一小个子,却很早就当上了中央军主力师的师长,在黄埔生中处于领头羊位置,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
成功背后当然是无数的艰辛和付出。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闻名,他在西北进行采访时,曾专程登门拜访过当时已大名鼎鼎的胡宗南。
采访时节正逢大冬天,屋外寒风呼啸,气温冷到极致。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会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内。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炕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高级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泛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些吃惊。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师长,而且他性格沉静,不喜主动与人接近,因此了解他的人并不多,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他软柿子了。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胡宗南为人低调,他的第1师实际上早就具备升格为军的条件,军政部也通过了,但他迟迟都没有升。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个劲儿催促,说你要再不升编制,我就不发饷了,另外下面那些旅团长由于无法升迁,也有了情绪,胡宗南这才同意将师升为军。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为了攻破胡宗南的防线,松井组织了重炮轰击,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战事如此惨烈,第1军却始终一步不退,且一兵未逃。
其中有一个营已被日军三面围攻,快吃不消了,胡宗南赶紧再调一个营上去增援。
增援的那个营拔腿狂奔,却远远望见一队鬼子已举着旗出现在了守军阵地的前方。
营长心里一个咯噔,心想坏了,阵地要完。
这时突然阵地上响起一阵枪声,日军撤了。
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打光,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已战死,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在杨行保卫战中,第1军的伤亡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两个,伤了三个,团长四个,折了五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80%,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所剩无几。
眼瞅着越打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上级知道实情后,赶紧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休整。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想不到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如钢铁,但当他启程返回西北时,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1000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
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在胡宗南的舍命死守之下,松井击“腰”不成,“中央突破”战术也随之失败了。
这时,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已双双陷于苦战之中,自登陆之后,共伤亡4080人,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如果海军陆战大队登陆上海市区是第一次增援,那么两个常备师团登陆上海北郊则应该算是第二次增援,日本统帅部本以为此次增援可以一锤定音,然而举起的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援兵。
当初为了向华北增兵的事,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忙慌,恨不得手指头一点,第三批援兵就可以马上漂洋过海,飞到上海去。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象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也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四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特种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这是北方,在南方,据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毕竟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马上点头同意,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
20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确实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了。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奈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这个局限,而这恐怕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