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北岸，陈诚率部边打边退。

    他在撤到苏州后，本可依托吴福线布防，但是日军的又一次突然迂回，使这一意图化为泡影。

    11月13日，京都第16师团在长江南岸的白茆口登陆。

    白茆口离福山港非常之近，而京都师团的用兵方向也十分明显，就是冲着其侧背而去的。

    11月16日，福山失守，陈诚连停顿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只得继续撤往江阴。

    他还有最后一道国防线可守——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可是这时人心已渐渐难以收拢，所以依托锡澄线固守的计划只能再次落空。

    后来对于国防线未起到作用，一般都归咎于其本身的问题，议论最多的就是无人守备以及找不到工事钥匙。

    其实原先这里都有守备部队。

    可是由于淞沪战场的需要，他们也像上海两侧的警戒兵团一样，早早就被作为补充兵员，全给吸纳到主战场上去了。比如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其组成就是原来两道国防线上的地方保安团。

    这些守备部队被调走后，国防线工事的钥匙就临时交给了当地的保长。然而保长不是军人，人家也是老百姓，又没受过军训，听到前线风声鹤唳，那是非赶紧逃命不可的。

    结果部队撤到这里后找不到保长，拿不到钥匙。

    不过这些实际上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找不到钥匙，可以砸，可以撬嘛，那锁也不是金刚所铸，事实上，陈诚嫡系的部分中央军，就选择了直接撬门而入，只不过因为对这些工事不熟悉，运用起来较为困难一些，但毕竟也紧紧巴巴地守了那么几天。

    大多数部队在通过时，却是连停下来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一路夺命狂奔。有的即使停下来了，也说找不到钥匙，所以没法固守，很快就撤走了。黄仁宇就此分析说，这可能是一些部队急于溃退才找出来的借口。

    一个“钥匙问题”，多少反映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过于庞杂，很多地方军在上阵作战时可以勇不可当，但退却时缺乏严格的作战纪律。

    不管怎样，两条国防线毕竟都没能起到预期效果，当年苦心打造的“东方马其诺”竟多半已成摆设。

    其实，军事史上的无数例子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战术和人力与之相匹配，再坚固的堡垒都作用有限。

    不要说我们这个实际上建造水平很低的“东方马其诺”了，就算真正的马其诺又怎么样。三年以后，德军直接绕过这道防线发动攻击，法军因此土崩瓦解，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国防线从此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

    11月26日，陈诚放弃锡澄线，退至南京城下。

    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陈诚，垂询防守南京之策。

    陈诚第一句话就是问：是不是需要我来守南京城？

    蒋介石明确回答：不是，我已另有人选。

    陈诚说，如果你要我守南京，我遵命，但如果不要我守，我有意见，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死守南京！

    在下以为，日军在战术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失败，必将陷入持久战的泥潭，所以我们应该赶紧撤往皖南，南京只能作为前卫阵地。

    蒋介石仍犹豫不决，他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和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进行集体商讨，看究竟怎么办。

    中国统帅部一连会商六次，结论都是南京孤立，又没有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乃非战之地。

    蒋介石同意了会商结果，他命令陈诚赶紧去皖南进行布置，并将主力逐步撤至浙皖赣。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至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意跟他签什么城下之盟。

    唐生智在就职后，将自己的执行部改成了南京卫戍司令部，所有运筹帷幄的活也由他和执行部的高级幕僚们一肩挑起。

    执行部本来只是督修国防工事的机构，却突然要负起全部守城之责，而且这时幕僚们又听说，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竟然以患胃病需要诊治为由，先行撤到湖南去了。

    姓谷的有胃病，我们唐长官也有胃病，而且比他还严重，凭什么他一溜烟跑了，却把这么重的担子扔给我们，难道守南京原来不是他的责任，还是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不会找借口溜之大吉？

    唐生智看出部下们不仅有情绪，情绪还很大，便主动对他们说：谷司令有病需要到后方休养，你们不要对此有想法，他走了，防守南京的任务，自然只好由我们来承担了。

    底下还是有人认为南京不应该守。

    唐生智说，得守，不仅守，如今还只能死守。因为形势起了变化，战争将降临到家门口，南京是首都，我们绝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

    我们平常总说抗战抗战，难道抗战只是为了让别人去牺牲吗，难道你们谁愿意让日本人随随便便把首都从我们手里夺走吗？

    当然不能！

    说着说着，唐生智的声音开始低沉下来，语气也越来越沉重。

    我是负责任的主官，已决定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也不活了，但你们是幕僚，跟我所处的地位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就想办法赶紧突围。

    我只要求你们一样，在我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如果说前一番话是大道理，后面一段掏心掏肺的体己话立刻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论职务，唐生智现在是南京最高军政长官，一级上将，当然最有理由不死，如果他都有了死在南京的决心和打算，当部下的还能弃之不顾，乃至拔脚先溜吗？

    稳定住指挥班子后，唐生智随即部署守城，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达到十多万，但正如他先前所预计，这十多万里面能打的真的不多。

    现在的唐生智，身边没有一支亲兵部队，国内情况又非常特殊，不是像东瀛军界，即使退休被重新起用后，各路人马也能对你做到服服帖帖，好像自己的老领导一样。

    蒋介石虽新授其南京卫戍司令一职，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司令罢了。

    唐生智能够依靠的，还是教导总队。

    此前，为了教导总队留存与否，唐生智曾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吵得不可开交。

    何应钦想把教导总队调到四川去，扩编成三个军。唐生智急了，说你要这样的话，南京根本没法守，这个卫戍司令我也没法干。

    最后蒋介石拍板，留下六个主力团，三个特务团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则撤至后方。

    唐生智专门赶到教导总队，在对军官们训话之前，他先举了一个反证。

    “汪副总裁”（汪精卫）说过，我们与日本人打仗，是要打败仗的。中日实力悬殊，谁不知道呢，可是我们越败越要战，这样终究会打败日本人的。

    敌人来犯，则远战；远战失利，则近战；近战失利，则守城；守城不力，则巷战；巷战再不力，则短接；短接再不力，则自杀。

    唐生智接下来说，“委员长”答应过我，只要在南京守三个月，一定会组织兵力进行反攻。

    三个月太短了，我们要守六个月，无命令绝不退出南京！

    一番慷慨的铁血演说，立即使场内气氛开始热烈起来。

    唐生智最后问大家，是坚守南京要紧，还是保命要紧？

    众人热血沸腾，皆大呼：守城要紧。

    鼓动完了，唐生智来实际的。

    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先给诸位发三个月薪水，有家眷的发一个月安家费。12月1日之前，均想办法把家眷送回家或送到后方。

    要做到后面这一点承诺已渐显困难。从水面走，由于中央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日本海军开始冲破江面封锁线，逐渐深入长江江面。从陆地走，包围圈又正在合拢，危险亦无处不在。

    但是再困难也得做，因为多年带兵的经验告诉唐生智，这是收拢军心的起码保证。

    唐生智告诉官兵，有不愿留下来的，三天内请假，可以自行离去，但多发的薪水就没有了，还得落一个怕死的名声。

    何去何从，诸位得想清楚。

    都想清楚了，没看到有多少人提出要请假离开。

    薪水发了，家眷送了，唐生智又命人大量采购烟酒，要吃要喝可以随便拿。

    所有这一切做完，他开始板起脸，拿起蒋介石亲授的尚方宝剑。

    各部凡擅自撤退者，一律按连坐法惩处，我将调宋希濂作为预备队，在江边专门负责维持军纪。

    若不借助教导总队，并来个恩威并施，以上海溃退后的士气，南京恐怕半天都难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