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8日,野村乘坐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
跟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总是又矮又矬的印象不一样。野村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而且脸上总是挂着笑,不笑不说话,不像那些陆军军官一个个满脸横肉,一看就是杀猪的出身。
这人确实见过点世面,<kbd></kbd>因为他不光会指挥海军,还涉足外交,曾出席巴黎和会,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虽然官不大,却混得有头有脸,认识不少华府要人,连大名鼎鼎的罗斯福(就是那个瘸腿美国总统,时任海军次长)都跟他有交情。
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海军总是看不起陆军。人家层次在那里摆着,就是不当兵,也可以干点别的(野村二战后下岗再就业,曾被松下幸之助聘为企业经理),而你陆军除了打仗还能干些什么?
博恭用野村来换盐泽不是没道理的。
中将和少将的区别,不光是军衔,连眼界和阅历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野村比盐泽更有脑子。
船还在海上的时候,他已经对上海战局作了一个基本判断。
蔡廷锴和他的第19路军非等闲之辈,要搞定他们,海军陆战队不行,久留米旅团也不行,只有靠后续的金泽第9师团等大部队到来才有希望。
因此眼下只能采取守势,待援兵到齐后再全力出击,毕其功于一役。
应该说,野村的想法是好的,也顾全大局,很为陆军着想。
在巡洋舰上,他向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发出了第一个电令:进攻吴淞,然后直接登陆。
那里炮台已废,守军也不多,一个旅团上去肯定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攻克吴淞要塞,不仅可使来往日舰不用再担惊受怕,而且还能为后续大部队建立一个良好的登陆点。
吴淞南面就是淞沪铁路,大兵一到,只要沿此打通铁路线,包括第9师团在内的援兵,就可以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市区。
先前野村让佐世保陆战队进攻吴淞,就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陆战队打仗实在太烂,使他的“锦囊妙计”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可是这陆军能听他的吗,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步兵混成旅团。
我看悬。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可能会对日本海陆军这种互不买账的混乱状况感到焦虑和痛心,但我是中国人,所以绝不会不开心,实话说了吧——还有点幸灾乐祸。
苦大仇深的陆军弟兄们,既然海军如此不把你们当人,那就别听他们的,跟他们干到底。
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低估日本陆军的觉悟。
因为下元少将就是这么想的:凭什么听你的?
久留米旅团跟佐世保陆战队是前脚后脚,佐世保刚上岸,久留米也来了,而且登的都是同一个码头,即张华浜。
为什么不依野村的命令,从吴淞登陆呢?
小小一个吴淞,陆军少将志不在此。
按照野村的命令,必须拿下吴淞炮台,但下元觉得这个临时上级蠢极了,还不是一般的蠢。
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吗?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登陆,还理那个破炮台做甚。
会不会打仗啊你。
于是下元挥笔给野村起草报告。
你不是让我进攻炮台吗,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打不了。
随后又给参谋本部发去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支援,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像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既然不打吴淞炮台,那你说,准备打哪里。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自己的作战方案。
分出一路监视吴淞炮台,主力则进攻上海市区附近的江湾,以与市内的陆战队形成内外呼应之势。
在下元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份很“人性化”也很够意思的方案,既照顾了彼此的面子,也能实现想达到的作战效果。
没想到野村不同意。
作为日军在沪的最高指挥官,野村综合了各方面情报,认为江湾已成险地,有中国军队重兵驻守,且水网纵横(这个很重要),易守难攻,是块硬骨头,很难突破。
还有一点,这位海军中将指挥官没好意思说得太直白。
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旅团,一共也就几千人,还要分两拨,够用吗你?
野村说得没错。这时候的战场形势,与刚开战时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
蔡廷锴调兵遣将,19路军的三个师全部都已开至上海战场,警备江湾的是原驻南京的毛维寿第61师。
换而言之,如果日军早一点动江湾的脑筋,或许还有空子可钻,但现在,已经晚了。
野村认为,即使加上海军陆战队,久留米旅团仍显力量太弱,要想在江湾一线取得突破,非常之难(战役没打响之前玩把突袭还差不多)。而一旦屡攻不下,在缺乏强力后援的情况下,后果会很严重。
最有胜算的其实还是进攻吴淞要塞,即使暂时难以攻克,也可以等第9师团上来了一起打。
可是野村越是苦口婆心,这下元就越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要么又是在瞎指挥,要么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还等什么?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部队直奔成功之路而去。
归根结底,别人可以没有信心,下元不能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是从久留米这个地方出来的。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超级杀人狂的大本营——熊本第6师团的诞生地。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纯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旅团迅速进兵江湾。
但是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毛维寿第61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区寿年师算见识过了吧,跟毛维寿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对毛维寿师发动奇袭。
强渡的地点叫做纪家桥,当然,名为“桥”,其实早就没桥了,非得搭浮桥过去不行。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已在途中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陆军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下元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恰到好处。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没敢渡,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2月13日拂晓,利用大雾和烟幕弹的交相掩护,工兵在河面上搭出浮桥。
除留下少数部队及归其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据守南岸外,久留米旅团精锐尽出,从浮桥上冲到了对岸。
等北岸守卫部队发现时,已经迟了,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闪即过。
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日军好像子弹不会打在身上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包括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在内的数道阵地被久留米旅团先后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
这是淞沪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艰难的一仗。蔡廷锴在军部坐不住了,他亲自带着参谋副官等数人赶到庙行督战。
有军长在后面看着,前线指挥官更加不敢怠慢。
这位指挥官,是一位旅长,叫张炎。
张炎出生于越南,和蔡廷锴一样,他也是从当小兵一点点做到将级军官的。
蔡廷锴组织西南义勇军,19路军战将中有两个人报名最为踊跃,一个是翁照垣,另一个就是张炎。
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身先士卒,终于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不仅能击败张炎,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有什么必要再着急忙慌地往前赶呢?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军长蔡廷锴就在不远的庙行,江湾这边却无法击退敌军。怎么办?
苦思无策之下,他突然想到了一则以前听来的故事:火车阵。
参军之前,张炎曾在广州做过很多杂差,什么伙计、工人,全都做过。在那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地方,除了可以混口饭吃,对评书演义之类的东西自然也是经常耳濡目染。
“火车阵”大概就是此中所得。
这个故事上说,战国时代,齐将田单曾在夜间布下奇阵,他不用兵,而用牛,几千头牛。每头牛的牛角上都绑有刀刃,然后尾巴点着火,被赶着就去冲杀敌军了。
故事在正史中可以找到,司马光的明确收入。
可是它的真实性仍然让人起疑。不信的话,你可以弄几头牛,看看它红着眼睛的时候,究竟是想捅你,还是要捅“敌人”。
如果把牛换成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有主动性,牛没有。
但是谁肯干呢?
有人,有很多人。
当张炎把他的“火牛阵”战术说出来以后,立即有60个人自愿加入,甘当“火人”。
报名的士兵都很清楚,成为“火人”有死无生,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他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抉择。
敢死队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12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傲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趾高气扬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却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