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

    安德烈?捷葛加连科和莲诺奇卡在向自己的朋友详述首都医院的华美壮观时并非言过其实。应司令官的请求，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被送往那里，而康斯坦丁?库库什金作为同伴也一同送往莫斯科。

    战前这是一所医学院的临床医院，一位赫赫有名的苏联科学家一直在这里探求人在生病和外伤之后能够迅速恢复人体机能的种种新方法。这个机构拥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战争期间科学家将他的医院改为军官医院。病人一如既往可以在这儿得到那时先进医学科学所发现的一切治疗手段的治疗。距离首都不远的激战招致伤员像潮水一样拥来，以致医院不得不将预定的病床增加了三倍。一切次要的场所——接见来客的接待室、阅览室和静声游戏室、医务人员室、为正在康复的伤员使用的公共餐厅——都成了病房。为了伤员，科学家甚至腾让出他实验室隔壁的办公室，而他自己连同他的书籍和全部用品都挪进了一间原先是值班室的小屋。即使这样，有时还不得不在走廊里搭放床位。

    仿佛是建筑师本人为了烘托医学院的庄严肃穆的气氛而设计的，那泛白的四壁处处能听见拖长的呻吟、叹息、鼾声和重病号的梦魔；一种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战争的气味——无论怎样通风透气都无法驱走的血淋淋的绷带味，发炎的伤口味以及活活腐烂的人肉味浓浓地弥漫着；折叠的行军床早已和科学家自行设计制作的轻便病床并列放置；器皿短缺，凹凸不平的铝制大碗和医院里漂漂亮亮的陶器同时使用；一颗在附近爆炸的炸弹的气浪将那些意大利式的窗户上的玻璃震得粉碎，只好用胶合板钉在窗上；供水不足，煤气又常常中断，器械只能在旧式酒精炉里煮沸消毒。然而伤员总是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有的用飞机运来，有的用汽车运来，有的用火车运来。随着我军进攻兵力在前方的增加，他们蜂拥而来。

    然而医院里的全体职员——上到身为功勋科学家和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医院院长，下至任何一个助理护士、衣服管理员、看门人——所有这些疲惫不堪的，有时是半饥半饱的，疲于奔忙的，从来都没有充足睡眠的人们仍然笃守他们机关的秩序。助理护士有时尽管已经连续值了两个甚至三个班，但仍然利用每一点的闲暇来刷呀，洗呀，擦呀。护士们因为疲劳过度变得又消瘦又苍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然而依然穿着上了浆的罩衣来上班，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医院指定的护理方法。主治医生像往常一样对床单衣被上的极小的污斑也吹毛求疵并且用干净的手绢擦拭墙壁、楼梯的栏杆、门的把手，看是否清洁。而院长本人呢，这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老人，高高的额头上蓄着斑白的头发，留着的小胡子已经由黑变成银色，骂起人来又严厉又吓人。他像战前一样每天两次在一群身着浆直的外罩的主治医生和助理医生的陪伴下在特定的时间里查房，阅读新来的病员的诊断书，会诊疑难重病。

    在那些艰苦作战的日子里他在院外还有许多事务缠身，可是他总是缩短休息和睡眠时间，腾出空来从事他心爱的事业。倘若他训斥某个职员的懒散行为，那他定然是当时当着病人的面大喊大叫，激动不已。他总是说他的附属医院在这样一个时刻警惕、实行宵禁、战争期间的莫斯科城里工作，应该一如既往、运行规范，这是对那帮希特勒和戈林匪徒的最好的回答。他说他不愿听到任何对战争困苦的抱怨之声。那些懒汉和游手好闲之徒应该去见鬼。恰恰是现在，在百般艰难的时刻，医院理应有更加严格的秩序。而他本人依然恪守准时查房的习惯。他是这么准时，以至于助理护士根据他的出现来调对病房里的钟表。即使在令人惊恐的空袭的时候也未能破坏这个人的守时习惯，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全体职员创造了奇迹，在极其难以置信的条件下保持了战前的秩序。

    有一天上午查房的时候，院长——我们姑且称他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吧，一下子撞到并排放在三楼楼梯拐弯处的两张床上。

    “这算是什么样的展览啊？”他大声呵叱道，从那毛茸茸的眉毛下瞥了一眼主治医生，那眼神竟使这位身材高大、背略拱的、已经不算年轻的令人尊敬的人挺直身子像小学生似地说：

    “夜里刚送来的……是飞行员。这一个大腿和右手骨折了，情况正常。不过那一个，”他用手指了指一个年龄不能确定、骨瘦如柴、一动也不动地闭目躺卧的人说，“那一个情况很糟糕。蹠骨碎了，双脚正在溃烂，不过最严重的是他极度地虚弱。送行的二等军医写道，似乎这脚掌粉碎的病人是从德国人后方爬了十八天爬回来的。这当然是夸大其辞了。我当然不能信。”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没有听主治医生的话，他撩开被于。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两手交叉放在胸上躺着。雪白的衬衫和床单明白地衬托出一双包着黑皮的手，那简直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骨骼结构。教授仔细盖好飞行员的被子，温怒地打断主治医生的话。

    “为什么躺在这里！”

    “走廊里已经没有空地方了……您自己……”

    “什么‘您自己’，‘您自己’的！那个四十二号房间呢？”

    “那可是‘上校室’呀。”

    “上校室？”教授突然发火了，“是哪个蠢货想出的花招？上校室！真是蠢货！”

    “可是有人关照过，要为苏联英雄保留备用室。”

    “什么‘英雄’不‘英雄’的，在这场战争里大家全是英雄。您还想教我什么？谁是这儿的头？谁不喜欢我的命令，可以马上滚蛋。马上就把飞行员搬进四十二号房！你们竟异想天开，还‘上校室’呢！”

    他向一旁走去，身后簇拥着一批静悄悄的随从，可是突然他又转回来，俯向密列西耶夫的病床，将那只圆润的、被消毒水浸蚀无数次的、正在脱皮的手放在飞行员的肩膀上，问道：

    “你真的爬了两个多星期，从德国人的后方爬回来吗？”

    “难道我真的得了坏疽病？”密列西耶夫沮丧地问道。

    教授怒气冲冲地扫了一眼站在门旁的随从，然后直直地盯着飞行员的那双充满忧伤和担心神情的眼睛，突然说道：

    “骗你这样的人是罪过。是坏疽。不过不必垂头丧气。天无绝人之路，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记住了吗？就这样。”

    说完他就走了。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不一会儿远处走廊的玻璃门后面又传来了他那雷鸣般的嘟嘟抱怨。

    “是个有趣的大叔。”密列西耶夫说着，沉重地目送着他的身影。

    “是个疯子。你看见了吗？想讨好卖乖呢！这种冒充老实的人我们还看不出？”库库什金一边在自己的床上答话道，一边嘿嘿地假笑，“那就是说，我们配到‘上校室’里去唆，真是荣幸之至呀。”

    “坏疽。”阿列克谢轻轻地说，接着又忧郁地叹息：“坏疽。”

    2

    所谓的“上校室”病房位于二楼的走廊尽头。室内的窗户一个朝南，一个向东，所以阳光能够整天照射进来，渐渐从一张床移到另一张床上。相比起来这间房间并不大。从遗留在地板上的黑色斑迹来看，战前这里放置了两张床，两个床头柜，中间还有一张圆桌。现在这里放了四张床。一张床上躺着一个浑身上下裹满了绷带的伤员，就像襁褓中的新生婴儿。他一直仰躺着，从绷带的缝隙处盯着天花板，目光呆板、毫无生机。另一张床，与阿列克谢的床并排，床上躺着一个极好动的人，那张军人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麻子，胡子是斑白色的，人又殷情又好谈。

    大伙儿在医院里很快就混熟了。傍晚时分，阿列克谢就知道麻子是西伯利亚人，农庄主席，是个猎人。他的军职是狙击手，而且是非常幸运的狙击手。叶利尼城下的著名战役开战时，他正在西伯利亚师服役，他的两个儿子和女婿也在同一部队。他参加了战争，他说他“敲掉”了近七十个德国兵。他是“苏联英雄”，所以当他向阿列克谢介绍自己的姓的时候，阿列克谢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那并不出众的外貌。他的姓名当时在军队里是如雷贯耳的，许多大报都用专门文章报道过这个狙击手。医院里的人，无论是护士、主治医生，还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一律尊称他斯捷璠?伊万诺维奇。

    病房里的另一个病人，缠在绷带里，整天躺着，关于自己的事一言未发。本来嘛他就什么也不想说，可是无所不知的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却将他的故事悄悄地告诉了密列西耶夫：他是坦克部队的中尉，也是个“苏联英雄”。从坦克学校步入军队，战争一爆发就参战，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要塞附近打了第一仗。在别洛斯托克城下著名的坦克大战中他的坦克被击毁了。他就跳入了另一辆指挥官已经阵亡的坦克，带领剩余坦克掩护向明斯克撤退的军队。在布克河的战斗中他损失了第二辆坦克，负了伤，可他又登上了第三辆坦克，接替牺牲的连长，自己指挥连队。后来他误入了德国人的后方，用三辆坦克组建成游击小组，在德国人的大后方游荡了一个月，袭击辎重和纵队。他用战场上遗弃的燃料、弹药和备用零件来加油、补充给养——在那里，在大路两旁，绿草如茵的低谷里，在森林和沼泽中，停放着大量无人看管的各种型号的被击坏的坦克。

    葛沃兹捷夫出生在达拉高布日近郊。当他听到苏联情报局的战报说战线已经逼近他的故乡时（坦克手们是从领队坦克里准确地收到这一消息的），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他炸毁了他们的三辆坦克，率领幸存下来的八名士兵，潜入密林。

    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曾回过趟家里，回到那位于蜿蜒曲折、绿草茵茵的小河之畔的小村庄里小想数日。他的母亲是位乡村女教师，生了重病，这样父亲就将儿子从部队里召了回来。父亲是个老农艺师，州苏维埃劳模的代表。

    葛沃兹捷夫回忆起那座学校旁边的矮小却很结实的小木房子。母亲又干瘪又憔悴，无望地躺在旧式沙发上。父亲穿着过时的茧绸上衣在病榻旁焦急地咳嗽，不停地捻着白色的胡须。三个妹妹都还年少，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黝黑的，酷似母亲。他回忆起那个个子颀长、蓝眼睛的乡村医生冉尼雅来，她乘着木橇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他答应每天给她写信。现在他像一头野兽在白俄罗斯境内沿着被蹂躏的田野，顺着被烧焦的、空荡荡的村庄，绕过城市，避开大道东躲西钻。他忧伤地思忖道：即将见到的小屋会怎样呢？他的亲人们是否已经离开村庄了？要是他们没有离开，又会怎样呢？

    果然如此，葛沃兹捷夫在故乡的所见所闻竟比最悲惨的想象还要可怕恐怖。无论是小屋亲人、冉尼雅还是村庄本身都已无处寻找。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太一边手舞足蹈、嘟嘟哝哝，一边在炉子上烧着东西。那个炉子孤零零地立在烧焦的废墟上。从老太太嘴里他打听到，当德国人来的时候，女教师的健康更加恶化了。农艺师和女儿们犹豫不决，既不能运送折腾她又不能撇下她不管，这样一家人就留下来了。德国人得知村里还有一户是州苏维埃劳模的代表，就把他们抓起来，当天晚上将他们吊死在小屋旁的白桦树上，随后一把火烧了房子。冉尼雅呢，她跪到为首的德国军官那儿替葛沃兹捷夫一家求情，好像是受尽了折磨，似乎是那个军官还威逼她相从，至于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太太也不得而知。直到第二天夜里姑娘才被从军官的屋里抬了出来，人已经死了。她的尸体竟然在河边暴躺了两天！村庄是五天前才烧毁的。德国人之所以烧它，是因为有人放火焚烧掉了他们放在集体农庄马厩里的油灌车。

    老太太领着坦克手来到一座房屋的废墟上，并将那棵苍老白桦树指给他看。还在孩提时，他就在那粗大的树枝上荡秋千。可是现在白桦树枯萎了，五根残断的绳子挂在被热气熏死的树枝上飘来荡去。老太太一边手舞足蹈地走着，口中叽叽咕咕念着祈祷，一边又将葛沃兹捷夫领到河边，让他看看姑娘暴尸的地方。那个姑娘，他曾答应过每天给她写信的，可是后来他一封也没写啊。他站在沙沙作响的苔草丛中，伫立了一阵，转身向树林走去，那里他的战友在等待他。他一语未发，眼泪一滴也没掉下来。

    6月末，当高涅夫将军的部队在西线发起进攻时，葛利高里?葛沃兹捷夫同自己的战士一起突破了德军的阵线。8月份他得到一辆崭新的、大名鼎鼎的“t一34”型坦克。入冬之前他就在全营里以“无可匹敌的人”而著称。人们谈论他，报纸上介绍他，他的那些事迹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都是真人真事。有一次派他去侦察，夜里他驾着坦克，加足了马力猛地跃过德军的防御线，顺利地越过地雷区。他开始射击，弄得敌人惊恐不安。他冲进一座为德军占领，又被红军用半圆形包围圈牢牢钳住的小镇里，然后又冲到另一端的我军阵地。这一行动着实让德国人惊慌失措一番。还有一次，那是在德军后方打游击。他一下跃出埋伏点，向德军的马车辎重队发动突然袭击，用坦克的履带把马匹、大车和德国兵碾得稀哩哗啦。

    冬天他率领一支为数不多的坦克小分队去进攻日热夫附近的一个设防村庄里的卫戍部队，那里驻扎着敌人的一个小小的作战指挥部。当坦克小分队越过防御带的时候，就在村庄入口的附近，一只装满燃液的瓶子击中了他的坦克。浓烟滚滚、令人窒息的火焰吞噬了坦克。可是他和坦克手们仍继续战斗。坦克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在村庄里纵横驰骋，坦克上所有的枪炮左右横扫，坦克左突右闪，追赶着、用履带碾压着那些逃窜的德军士兵。葛沃兹捷夫和那些当初与他一道杀出包围圈最后又被他精选来的坦克手们十分明白，油箱和火药说爆炸就爆炸，他们就要牺牲了。浓烟熏得他们呼吸沉重，炽热的甲板灼伤了他们的皮肤，烤着了他们的衣服，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战斗。一发在坦克履带下爆炸的重型炮弹将坦克炸翻了，或许是爆炸的气浪，或许是掀扬起的沙土和雪扑灭了坦克上的火焰。人们把葛沃兹捷夫从坦克里拖出来时，他已经浑身烧遍了。他是和射手并排坐在炮塔上的，射手牺牲了，他就顶替死者，继续战斗。

    已经是第二个月了，坦克手仍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康复毫无希望，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整整一天不发一语。

    重伤员的世界通常局限在他们病室里的墙壁之内。这些墙壁之外所进行的战争，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由此而激起的沸腾的热情，每一天都会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新的痕迹。而重伤员的病房却是禁止传播外面世界的消息的，这样院墙外的风暴传到这里时也仅仅是遥远而又微弱的余波了。病房里的人身不由己，只好以日常琐事度日。一只昏昏欲睡、满身尘土的苍蝇不知从何处飞落到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玻璃上——这是一件大事。病房护士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今天穿了一双崭新的高跟鞋，下班后直赴戏院——这是一条新闻。端上来的第三道菜不是大伙儿吃腻了的干杏果冻，而是甜汤黑杏——这也成了谈论的话题。

    对于重伤员来说，使他们永远忘不掉的是那些既恼人又漫长的医院生活，是他们的伤势。负伤使他们无可奈何，脱离了战士的行列，脱离了艰苦的战斗生活，来到这儿躺到这张又软和、又舒适然而立即就生厌的病榻上。他们惦念自己的伤口，是肿大呢还是骨折呢，想着想着就昏然入睡，并且还梦见伤口。一觉醒来，就立刻焦急地设法打听，消肿了没有，紫块退了吗，体温是高还是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灵敏警觉的耳朵对每一丝声响常常会觉得扩大了十倍；精神也是这样，总是集中在自己的病痛上，感到伤口越来越严重。让那些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意志最坚定的军人也怯生生地从教授的语调中捕捉细微差异，看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脸色，屏住呼吸猜测他对病情进展的意见。

    库库什金总是怒气冲冲、怨这怨那的。他老是觉得夹板夹得不够紧，这样断骨就接不好，以后还得弄断重接。葛里沙?葛沃兹捷夫沉沦于神情沮丧、似睡非睡的状态中，老是沉默不语。但是不难看出，当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撤换绷带，把几士林一点一点地涂抹到他的伤口上的时候，他是那么地焦急不安，紧紧盯着自己的烧伤的身体：皮肤呈暗紫色，像破衣烂布似地贴挂在身体上。不难看出当他听到医生的谈话的时候，他又是那么地仔细留神。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是病房里唯一能够走动的人，尽管背弓得像根铁钩子，还得扶着床边才行。他常常又可笑又恼怒地咒骂炸伤他的“饭桶”炸弹以及震伤引起的“该死的脊椎神经根炎”。

    密列西耶夫小心仔细地隐藏着自己的感受，假装对医生的交谈索然没趣。可是每一次解开绷带去电疗，他一看见脚背上暗红的紫块在恶化，缓慢而顽固地往上攀爬的时候，就惊得目瞪口呆。

    他的性情变得暴躁、忧郁。同伴的一个笨拙的笑话，被单上的一道皱褶，年老的助理护士手中滑落的一把刷子，一切都能惹起他难以抑制的怒火，大发雷霆。尽管一份严格规定的、逐渐增量的医院里良好的饮食很快就使他恢复了体力，当缠裹绷带或光疗时，他再也不会因瘦骨嶙峋的样子让年纪轻轻的女实习医生恐惧害怕了，但是他脚上的病情也越来越糟糕，与他肌体的日渐结实恰恰成反比。红肿仍在往上拥，一直越过踝骨，脚趾完全失去了知觉，用针扎进去，也不觉得疼痛。后来终于有了一种新的方法控制了肿胀的蔓延，名字起得稀奇古怪的，叫“封锁疗法”。可是疼痛越来越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白天阿列克谢把脸埋在枕头里静静地躺着。夜里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给他注射吗啡。

    “截肢”这个可怕的字眼如今在医生的谈话里越来越平常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有时停在密列西耶夫的床边，问道：

    “怎么样，爬爬虫，痛吗？要么，切掉怎么样啊？咔嚓一下——扔到一旁就了事了。”

    阿列克谢浑身一阵发冷，心小颤怵不已。他咬紧牙关，免得大叫大嚷起来，一个劲地摇头。教授却生气了，嘟嘟噜噜地说：

    “忍吧，忍吧一那是你的事。我们还是用这个办法试试。”说完又交代了新的嘱咐。

    他随手关上了房门，走廊里查房的脚步声沉静下去，然而密列西耶夫紧闭双眼想道：“脚，脚，我的脚……难道真的要变成一个没有脚的人，成为一个装上假肢的残废，就像故乡卡梅欣那个老艄公阿尔卡沙大叔那样吗？游泳的时候，也像他那样先把假腿摘掉、放在岸上，然后像猴子似地只用两只手东划西划吗？”

    这感受又因为一种新情况而更加加深了。住院的第一天他就读了来自家乡卡梅欣的信。母亲的来信像所有的普通母亲的信一样，折叠成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言简意赅。信的一半内容是亲戚们的问候和让阿辽沙安心的客套之辞，家中一切托上帝鸿福，不必为她担心。而另一半内容则是请他爱惜自己，不要着凉，不要弄湿了脚，不要爬到危险的地方，要提防阴险狡诈的德国人——关于这一点她从邻居的嘴里听到的真是太多了。这类信的内容大都是千篇一律，间或也有不同的。有一封信母亲谈到，她是请求一个女邻居为战士阿列克谢祈祷的，虽然她本人并不相信上帝，可是凡事就怕有个万一，祷告祷告也无伤大雅。另一封信她替他哥哥担心，哥哥在南方的某地作战，好久未给家里写信了。最后一封信她说她梦见他们了，似乎是在伏尔加河春汛的时候孩子们回来了，似乎是与已故的父亲垂钓而归。她就用家里最受欢迎的食品——鱼泥馅饼——来款待他们。她的女邻居是这么解释这个梦的：有一个儿子肯定要从前线回来了。老太太请阿列克谢探探长官的口气，是否能准他个假，哪怕一天也成。

    一个蓝色的信封上用粗大圆浑的学生字体写着字，那是一位少女的来信。她与阿列克谢曾经一起在工厂艺徒学校上学。她叫奥丽雅，现在她是卡悔欣制材厂的技工，他在少年时代也曾经在那里当过金属车工。这个姑娘不仅仅只是他少年时的伙伴，所以说她的来信就非同寻常了，有特别的意味。他反复地读着来信，一次又一次回味着，这自然是事出有因的。想在简单的字里行间寻觅出言外之意——那是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欣喜不已的、只可意会的东西。

    信中说，她现在忙得不知所措，为了节省时间，她已经不回家过夜了，就睡在办公室里。信中还说，阿列克谢如今恐怕认不出自己的工厂了，要是他能猜中他们此时此刻在制造什么，他一定会惊诧不已、欣喜若狂的。信中她还附带说道她几乎没有休息日，有时一月轮到一次，但她还是在休息日经常去看望他母亲。老太太感到身体不太硬朗。因为他的兄长沓无音信，所以她过得挺不舒坦的，最近总闹小病小灾。姑娘让他时常给母亲写写信，报喜别报忧，免得老太太担惊受怕的，因为他现在也许是她唯一的喜悦了。

    阿列克谢反复阅读着奥丽雅的来信，对母亲托辞做梦的良苦用心茅塞顿开。他明白了他的母亲是那么盼望他、那么对他寄予厚望；他明白，假若把自己的灾难告诉了她俩，那将会带去多么可怕的打击啊。他久久地思索着该如何是好。他是没有勇气回信说实话的。他决定缓一缓再说，这样就写了信告诉她俩他生活得很好，被调到一个安全的地区。为了使改变了的地址不露出破绽，更加真实可信起见，他还说如今他在后方部队服役，执行着专门的任务，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他还需要在这里呆上好一阵。

    然而最近，当医生们的谈话总是说到“截肢”这个字眼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可怕。他怎么能变成一个残废回到卡梅欣！他又怎么能让奥丽雅看到自己的假肢？他将会给自己的母亲带去多么可怕的打击啊！母亲的另外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失踪了，他可是她苦苦期待而归的最后一个儿子啦！病房里的寂静又恼人又郁闷，烦躁不安的库库什金将身下的弹簧垫褥弄得吱吱哼哼；坦克手在默默地叹息着；整天站在窗旁打发日子的斯捷璠?伊万诺维奇腰弯得像什么似的，用手指敲打着玻璃。就在这种气氛中密列西耶夫一面听着各种声响，一面想着自己的心事。

    “截肢？不，决不能这样！那还不如死掉好啦……多么冷酷、恶毒的字眼呀！截肢！不干，绝对不于！”阿列克谢想道。睡觉时他甚至梦见一个变化无常的钢蜘蛛，用它那些尖尖的、弯曲的腿夹折磨他。

    3

    四十二号病房的病人四人一间，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可是有一天忧心忡忡的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领着两个卫生员走进来，说大伙儿不得不再挤一挤。斯捷璠?伊万诺维奇的床搬到了窗边，他感到非常高兴。库库什金的床则移到墙角，与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并排放着，而腾出来的那块空间就铺设了一张考究的，带有一张柔软的弹簧床垫的小矮床。

    这一下可惹恼了库库什金。他气得脸色发白，用拳头敲打着床头柜，尖卢尖气，骂骂咧咧的，护士也罢，医院也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也罢，无一幸免。他还威胁着说要向某某人、某某地方写信控告这件事情。他气得差点要用杯子向可怜的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砸去。若不是阿列克谢凶狠地圆瞪着那双茨冈人式的眼睛，用雷鸣般的叱呵制止了他，兴许他真的就砸过去了。

    恰恰在这时第五个伤员抬进来了。

    他的体重似乎很沉，因为担架随着卫生员一起一伏的步伐而弯曲得很厉害，吱吱嘎嘎地发出声响。一个圆圆的、剃得光光的脑袋在枕头上有气无力地来回晃动。一张宽宽的脸庞气色发黄、浮肿，像是浇灌了一层蜡似的，毫无生机。一双厚厚的惨白的嘴唇凝结着痛苦。

    新来的病人好像失去了知觉。可是担架刚刚放到地板上，病人立刻就睁开双眼，用手臂撑起身来，颇为好奇地打量着病房，不知为什么他还跟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挤了挤眼——好像在说，过得怎样，还不错吧？接着又低声咳了几声。大概那又沉又重的身体内部伤得挺厉害，大声咳嗽会引起剧痛吧。密列西耶夫不知怎的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浮肿的大块头，所以满怀恶意地看着两个卫生员、两个助理护士和一个护士怎样齐心协力，折腾了半天才把他弄到床上。他看到当他们笨手笨脚地搬动那条大圆木似的腿时，那新来的病人脸上一下子冒出虚汗来，痛苦得直皱眉咧嘴的。可是他却一声不吭，只是吱吱地咬了咬牙。

    他在病床上躺好之后，就将被子旁边的床单扯扯平，把随后拿进来的书籍和记事本一叠叠地摞放在床头柜上，又将牙膏呀、香水呀、修面用品呀、肥皂盒呀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下面一层，最后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算是对自己的工作做个总结：的确，现在感到是在家里了。他用低沉而又夹有共鸣的声音嗡嗡地说：

    “好吧，咱们来介绍介绍。我是团政委谢苗?沃罗比约夫。人很随和的，不抽烟。请让我入伙作伴吧。”

    他心平气和而又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病房里的同伴，恰恰在这时密列西耶夫与他那细细的、具有威胁力的金色眼睛相遇。它正向他射来一束谨慎试探的目光。

    “我不会在你们这里耽搁太久。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我可是没工夫在这里老躺着。我的骑兵在等着我呢。待到冰一融化，道路一干——就开步走啦：‘我们是红色的骑士，关于我们……’啊！”他的声音嗡嗡隆隆，整个房间洋溢着一个洪亮而愉快的男低音。

    “我们大伙也不会在这里呆得很久。等到冰块一浮动——也开步走喽……开到五十号病房去。”库库什金应声道，猛然转身，脸朝墙壁。

    五十号病房在医院里纯属子虚乌有。那不过是病人们之间对太平间的别称。政委恐怕未必知道这话茬，但是他马上就捕捉到这句玩笑背后阴郁的调子，他并未生气，仅仅是诧异地看了看库库什金，问道：

    “亲爱的朋友，您多大啦？哎呀呀，您这个大胡子，大胡子呀！瞧您呀未老就先衰了，也不嫌早呐！”

    4

    自从新病人（大伙儿相互之间称他为政委）来到四十二号病房之后，病房里所有的生活秩序立即发生了变化。这个块头笨大而又虚弱无力的人第二天就同大伙混熟了，后来斯捷璠?伊万诺维奇说，在这里他给每一个人配制了一把独特的、打开心灵的钥匙。

    他同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是那么过瘾地谈论着马匹和狩猎，他俩都是行家里手，酷爱养马和打猎；同密列西耶夫，同这个热衷于研究作战实质的人，他又是那么面红耳赤地争论着有关空军、坦克兵和骑兵的现代作战方法，不无激动地证明：空军和坦克兵固然是好玩意，可是骑兵嘛并未过时。他还指出，假如现在骑兵好好休整休整，注重战术，让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指挥官统领出一批目光远大、富有思想、骁勇善战的年轻人，那么我们的骑兵仍能让世人刮目相看。同默默无语的坦克于他甚至也有共同语言。原来，他的那个师也参加了高涅夫将军领导的那场著名的反击战，他们先在雅尔采夫附近，后来又转到杜霍夫希纳，而坦克手和他的小队就是在那里冲出包围圈的。政委还兴致勃勃地列数着他俩都熟悉的村庄，又叙述着那里的德国兵在哪些地方吃尽了苦头。坦克兵依然沉默不语，不过不像先前那样总是翻来覆去的了。他的脸部表情因为缠着绷带无法看清，然而他赞许地点点头。对库库什金中尉呢，政委提议与他下盘棋，这样库库什金一下子就由阴转晴了。棋盘放在库库什金的床上，而政委则闭目躺在床上下着“盲棋”。他三下两下就把咋咋乎乎的中尉杀得稀哩哗啦，这样反倒让他们言归于好了。

    政委的到来给冗长烦闷的病房生活注入了新鲜气息，犹如每天早晨，助理护土一打开窗子，一股莫斯科早春的清新湿润的空气夹杂着街上的欢快喧闹的声音扑窗而入似的。政委并不是刻意这样做。他只是生活着，贪婪地、生机勃勃地生活着，忘却或者强迫自己忘却折磨他的病痛。

    早晨醒来，他就在床上做起体操来——手或上或侧地举举伸伸，腰或前或后地弯弯直直，头或左或右地扭动和低下。他洗脸时要稍稍凉些的水，站在盆前把水哗哗啪啪地撩在脸上，噗噗吃吃地洗着，洗得怪久的，然后用毛巾攒足了劲地揉擦，擦得他那浮肿的身体都泛出红晕来。大伙注视着他，不由自主地也想这样做。报纸送到了，他贪婪地从护士手中一把夺过，迫不及待地朗读着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接着再详细地逐条逐条地朗读战场通讯。他在阅读时竟带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这就是所谓的主观色彩：一会儿他突然小声地重复着自己喜欢的消息，嘟哝地说“对的”，接着就加以强调；一会儿他又突然发怒地大喊大叫：“狗杂种！撒谎！全不是这样，我敢用我的脑袋赌啤酒瓶。这个恶棍，他在胡编乱造！”有一次他对一个信口雌黄的通讯记者大为不满，立即给报纸总编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明信片，证明那类报导在战争中纯属乌有，绝对不可能存在，并要求制止这个四处造谣的家伙的行为；有时候他沉浸在报上的消息里，人倒在枕头上，眼睛瞪着大大的，躺着间或猛然地开始叙述着他的骑兵的趣事轶闻，按他的话来说，这些骑兵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然后他又开始阅读报纸。可是奇怪的是他的这些责备以及离题万里的感慨，非但丝毫没有阻碍听众的兴趣、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反而更能帮助他们加深理解他所念到的消息。

    每天在午饭和治疗期间，他还学两小时的德语，又是记单同又是造句的，有时想到外语的意思，会突然发问：

    “年轻人，你们知道德语小鸡怎么说？匠里亨！是的，匠亨里亨！这是一种小巧巧、毛茸茸的、柔嫩嫩的家伙。你们知道小钟怎么说吗？戈嘹克铃，发音真好听，是吗？”

    一次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有些沉不住气了：

    “团政委同志，您学德语干嘛呀？何必折腾自己呀？您省点力气得了……”

    政委狡黠地瞥了老兵一眼：

    “哎哟，大胡子呀，老呆在医院里，对俄罗斯人难道也能算是生活吗？将来我们打到柏林，我用什么语言同德国人对话呢？你说用什么语呢？用恰尔顿土话吗？”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坐在政委的床上，他本想振振有词地反驳政委，目前战线已逼近莫斯科了，离德国娘们还远着呢，可是政委的话语里是那样地充满希望和信心，以致这个老兵只好咂嘴称是，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补充道：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用恰尔顿土话当然不行。可是政委同志，您受了这样的内伤，得多多保重啊。”

    “娇美的鸟儿死得快，你没听说过？可不妙啊，大胡子！”

    病房里没人蓄留大胡子，却不知何故政委把大伙儿一概叫做“大胡子”。他这样叫人并未令人不快，反而叫人高兴，大伙听到这个可笑的称呼心中无不舒坦。

    阿列克谢整天仔细地观察着政委，竭力想弄清他那永不枯竭的饱满精神的秘诀。毫无疑问，他非常痛苦。只要他一睡着，自己就失去控制，就会立即开始呻吟，翻来覆去，咯咯地磨牙，脸部痉挛抽搐。八成他是知道这些的，因而他白天里挺着坚持不睡，替自己寻找些事拨弄拨弄。精神饱满时，他总是镇静自若，似乎他那可怕的伤痛不曾发生，而当医生们触摸和检查他的病痛的地方时，他总是悠悠然地与医生们有说有笑。只有在看到他的一天那么紧紧地揪着被单，鼻梁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时，才能猜测到，他总是如何地强忍着自己的。飞行员弄不明白政委怎能压抑住可怕的剧痛，哪来的那么多的精力、勇气和生活的乐趣。如今他尤其想知道这其中的蹊跷。因为尽管给他加大了麻醉剂量，可是他还是彻夜难眠，眼睁睁地直躺到天明，有时只好用牙齿咬着被子，害怕痛得呻吟起来。

    现在每当检查的时候，那个不祥的同“截肢”越来越频繁地，越来越偏执地出现。密列西耶夫感到这可怕的一天不可避免地逼近了，他决定没有脚就不再活下去了。

    5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把那发黑的、已经不能感觉到触摸的脚摸了半天，而后猛然挺直腰身，眼睛直直地盯着密列西耶夫，说道：“切掉吧！”未等脸色苍白的飞行员回答，教授暴躁地加了一句：“切掉吧——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听见了吗？不然你就要死掉！明白吗？”

    他走出房间，看也没看自己的随从。病室里一片难忍的静谧。密列西耶夫躺着，脸色呆板，目瞪口呆。他的眼前一片朦胧，那个残废的老艄公的那双蓝色、丑陋无比的假肢又浮现出来。他又看见了那个人是如何脱了衣服，四肢爬地，像猴子似地撑着双手，沿着湿润的沙地爬进水里的。

    “阿辽沙。”政委轻轻地唤了一声。

    “干嘛？”阿列克谢用生疏的、恍惚的声音应声道。

    “阿辽沙，必须这样做。”

    刹那间密列西耶夫感到，这不是艄公，是他自己在用断腿爬行着。而他的姑娘，他的奥丽雅穿着花花绿绿、随风飘扬的连衣裙站在沙地上。她轻盈、容光焕发、妩媚动人。她咬着嘴唇，慌慌张张地望着他。将来就是这副德行！他一头扎进枕头里抽噎起来，浑身发抖地抽搐着。大家都挺难受。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呼哧呼哧地走下床，披上衣服，拖着鞋，手扶搭着床，向密列西耶夫走去。然而政委却做了一个禁止他的手势，仿佛说，让他哭吧，别打搅他。

    的确如此，阿列克谢觉得好受一些了。不久他就安静下来，甚至还感到一丝轻松。一个人一旦解决了久久折磨他的烦恼，总会有这种感受的。一直到晚上，到卫生员把他抬进手术室，他都默然无语。在那间洁白得耀眼的手术室里他也一言不发。就连别人告诉他，根据他的心脏的状况不能全麻，做手术只能局部麻醉的时候，他仅仅是点了点头。手术的时候他既没有呻吟也没有叫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亲自主刀做了这个并不复杂的手术，他照例在这时对护士和助手大发雷霆，有好几次他让助手看看刀下的病人是否还活着。

    锯骨头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骇人听闻的，然而对忍受痛苦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甚至有些迷惑，这些身穿白大褂，脸上带着纱布口罩的人在他的脚旁干些什么。

    他清醒的时候已经是在病房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娜那张关切的脸。奇怪的是，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他甚至很惊诧，为什么这个亲切、可爱的金发女郎的脸上挂着焦急、狐疑的脸色。她看见他睁开眼睛，就露出了笑容，在被子里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

    “您真是条好汉！”接着她就给他切脉。

    “她在说什么呢？”阿列克谢觉得脚上疼痛的部位比先前往上移了些，不过不像是以前的那种火辣辣的、迸裂似的、一抽一抽的痛了，而像是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似乎是用绳子在腔骨上方将疼牢牢地扎住了。蓦地他从被子的起伏皱褶上看见他的身体变短了。刹时间他回忆起来了：耀眼夺目的白色手术室，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激怒的不满声，搪瓷桶里的顿挫声。难道已经……他不知怎的有些愕然，苦笑着对护士说：

    “我好像短了一截。”

    克拉夫奇雅?米哈依洛夫哪尴尬地笑了笑，像是在做苦脸，心痛地给他整理了一下头发。

    “没什么，没什么，亲爱的，现在就会轻松些了。”

    “是啊，是轻了一些，轻了几公斤。”

    “不要这样，亲爱的，不要这样，您是好样的，有些人喊呀叫的，有些人用皮带捆住还得抓住他们，可是您连哼都没哼……唉，战争呀，战争！”

    这时政委生气的声音从昏暗的病房里传来：

    “您干嘛在那儿像做祷告似的？您把信递给他，护士。我都嫉妒了呢。这个人真是好运气，一下子来了那么多的信！”

    政委递给密列西耶夫一束信。这都是来自他本团的信。信上的日期前后不同，可是不知何故却同时到来。这会儿阿列克谢截了脚躺着，就一封一封地读着这些朋友的来信。在信中他们讲述了那遥远的、充实的劳动，喜悦和危险。那是他自始至终一直渴求的生活，可现在对他来说一去不复返了。团里的来信，无论是重大的新闻还是亲切的琐事他一律津津有味地品尝：兵团里一位政治工作者泄露消息说，已经呈报将红旗勋章奖给他们团；伊万丘克一下得了两枚奖章；雅申打猎时打到一只不知为什么竟没有尾巴的狐狸；斯捷派?罗斯托夫因为患了口腔溃疡所以同护士莲诺奇卡的恋爱不欢而散……诸如此类他都觉得十分有趣。一霎时他的思绪飞到了那个隐避在树林和湖泊之间的机场上，在那里飞行员们常常因为机场跑道的险恶而破口大骂，然而如今对他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他那样地沉溺在信中，以至于忽视了日期的不同。他也没有发觉政委冲着护士使眼神，微笑地在一边指指点点，悄悄地对护士说：“我的药比你们所有的安眠药要高明呢。”阿列克谢一直蒙在鼓里：是政委藏匿了他的部分信件。他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他要在密列西耶夫的可怕的这一天，把来自亲爱的机场的友好问候和消息转交给他，减轻对他的沉重打击。政委是个老兵，他知道这些字迹潦草匆匆写成的纸张的非凡的力量，有时候它在前线会比药品和于粮要重要得多。

    安德烈?捷葛加连科的来信写得又粗糙又简单，正如他本人一样。信是夹在别人信中的一张不大的纸片，上面布满了歪歪斜斜的小字和许许多多的感叹号：

    “上尉同志！您说话不算数，这可不好！！！团里大伙儿经常念叨您，我不说瞎话，不过只是谈论谈论而已。不久前团长同志在餐室里说道，阿列克谢?密列西耶夫——这才叫了不起呢！！！您知道，对最出色的人他才这么说。快点回来吧，这儿都在等待您呢！！！餐室里的大廖丽娅让我告诉您：不消说她现在会给您三份第二道菜的，就是为此被军需处开除她也不管。不过您说话不算数真是不好！！！别的人您都给写了信，可我呢，您什么也没写。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我就不单独给您写信，可是请您给我单独写一封信——告诉我您过得怎样，身体好吗——行吗……”

    这封有趣的便笺下的署名是：“气象学中士”。密列西耶夫微笑了，但是他的目光落到了“快点回来吧，这儿都在等待您呢”这句话上，在信中，这是加了着重号的。密列西耶夫在床上欠起身体，用一种发现丢失了重要文件而在口袋里乱摸乱掏的神色慌慌张张地用手拂过从前是脚的地方，手摸了一个空。

    霎时间阿列克谢完全意识到失去双脚的一切痛苦：他再也不能重返团队，重返空军，总而言之，永远不能重返前线了。他永远也不能驾机直冲云霄，参加空战了，永远不能了！现在他是一个残废，失去了心爱的事业，寸步难行，是家中的重负，是生活中的累赘。这是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