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塔夫难道就是作者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本人？这本书是不是他的自传？
读者的这些提问并非毫无来由。在现实生活中，贝格伯德的确是个广告人。而此书的出版又恰恰结束了他的广告人的职业生涯。
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贝格伯德仍坐在赫赫有名的扬雅集团（Young amp; Rubicam）法国分公司的办公室里。像奥克塔夫一样，他也是创意人员。十年来，他发明了不知多少广告标语。他承认，最初，看到法国甚至欧洲各地都悬挂着他发明的广告词时，的确感到非常得意。而这广告美梦迅速变成了缠人恶梦。每次面对那些“我付钱，所以我正确”的人物时，他感到愤怒，感到耻辱。十年的累积终于成就了这本书。他太熟悉广告界，太熟悉广告公司内部的运作，详尽的描绘进而极具说服力。奥克塔夫的身上确实有作者的身影，只是奥克塔夫比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更富有、更颓废、更自大、更有才、更有胆，中毒也更深。作者保证书中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真事，那些愈奇怪的部分往往愈真实。恐怕正是由于这大胆、真实的描写让他的扬雅集团老板以重大错误为理由炒了他的鱿鱼。这似乎正中了作者的意愿，因为他在书的一开始就写道：“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被炒鱿鱼。”只是，炒鱿鱼并没有伴随着作者所希望的巨额赔偿金。为此，贝格伯德打了官司，结果当然像众多束手无策的消费者一样，败给了他那强大的对手。作者以其遭遇，又一次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例证。幸好强大的对手并未能阻止此书的出版，在作者被炒鱿鱼后一个多月，《99法郎》上了法国书店的书架，并迅速成为畅销书，随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将改编成电影……贝格伯德现在是文学批评家，在电台、电视频频曝光，人们付他钱让他读小说，可谓是快乐人生。
谈起他的身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幸运儿。他于1965年9 月21日出生在巴黎西部的富裕郊区诺依。父亲在猎头公司就事，母亲搞文学翻译。在巴黎两所着名的中学毕业后，他随后进了法国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Paris ， Sc Po）和信息传播高等学院（CELSA ）。24岁时，他手拿一份市场广告的硕士后（DESS）文凭，开始了他多栖的职业生涯。身为广告人，他在世界顶级的扬雅集团做广告创意；身为记者，他为法国时尚杂志诸如《巴黎竞赛》提供社交新闻；身为主持人，他不仅在电台献声，还在法国Paris Premi ère（巴黎第一）电视台主持文学节目；身为文学批评家，他更在《费加罗》报的文学版指手画脚。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频频的创刊发起人。自从1992年，他就发起了数份期刊，并任其主编。而在其大学时代就发起的《大粪俱乐部》一直坚持了十年，在当时可谓“臭”名昭着。1994年，他延用巴黎着名的圣日耳曼区的文学咖啡的名字“花神”发起一项新的文学奖“花神奖”。
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中，贝格伯德最呵护的恐怕是其作家身份。他是位勤奋的作家，在相继出版了小说《失衡之年轻男子的回忆》（M émoire dunjeune rois ans）、《兴奋药小说》（Nouvelles sousecstasy ）之后，2000年《99法郎》一书的畅销大大增加了他的名声；2001年还出版了散文随笔《结算前最后清点》（Dernier inventaire avant liquidation）；等到2003年，《世界之窗》还未出版，就被大家看好法国最具权威的龚古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了“9.11”袭击事件发生的当天，一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恰巧在纽约世贸中心107 层的一个饭店里吃早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与子之间演绎出的真情故事。小说最终获得联合文学奖。贝格伯德在颁奖仪式上说：“我相信故事的虚拟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理解当前的世界。”
写作对贝格伯德来说，不仅是发泄，反省，抨击，安慰，同时也是失去。他这样总结道：“我出生在诺依一个优裕的环境里。也许当人们出生时就什么都有的话，写作就是为了失去。我的每本书，都让我失去了一些东西。《昏迷假期》
让我失去了十年的夜生活；《爱情持续三年》是我的前夫人；《99法郎》则是我十年的广告人生涯。我倾向的文学应该是一片烧焦的土地，因为，大火之后，只剩下烫手的废墟。这就像一种精神脱衣舞。你看，我就是一个跳文学脱衣舞的猛男。”
辛辣尖锐是他的风格，不妥协是他的精神，幽默是他的武器。他利用在媒体的曝光时机，对来自广告届的攻击反唇相讥，对社会上尤其是文学界中的伪君子横加嘲讽，对被大家唾弃的倒地英雄则见义勇为。
《99法郎》以售价为书名，可谓真是个天才的创意，更加显示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终极真理莫非就是金钱。此书的作者更声称他是“欧洲最物美价廉的妓女”。
贝格伯德另一个要肩负的重任就是扞卫文学的纯洁性，防止她受到无处不在的广告的腐蚀和侵害。正因为他曾经是个高明的广告人，他知道广告的高度危险性；也正因为他曾经是广告人，他知道广告的利害性。他要用广告来扞卫文学这块还未被广告污染的阵地。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也是他的策略。在法国政府刚刚解除出版物做电视广告的禁令后，贝格伯德极力提倡在电视上大量做书籍广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书籍的销售，出版人才可以收回投资，不用被迫以在书中夹广告的形式来保本。报刊都已如此，不能保证未来书籍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更何况，如今的时代已经趋向为读图时代，读文字书的人愈来愈少。
可叹的是，贝格伯德此次似乎又是少数派，面对的仍是那个强大的对手，似乎又无法逃脱失败的终结。
面对着时代巨人哥利亚，我们的大卫在用他的惟一武器——笔反抗着。除此之外，他还有台粉色苹果imac电脑，一台橙色苹果ebook 手提，家中的卫生间全套卡尔文。克莱用品，书架上全套七星文库从未翻阅过。他只穿羊绒衬衫，六把路易十五时期的椅子是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他的住所楼下栖居着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无家可归人。此外，他还要求保持四个业余爱好：社交场合要喝到酒精中毒，拥有稳定家庭和稳定外遇，此外就是孤独的阅读和肤浅的交谈……我们的作者就此暂时完成了他自己这副献给当今时代的精美的作品。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Robin Setton和Jean-Pierre Cousin大量的无私帮助，郑炜也给予了倾力协助，译者在此深表感谢。另外还有孔丽萍、张雨然、郑碧贤和雷丹宇都给译者提供诸多方便并提出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2005.3. 于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