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要撞倒的墙壁事先就考虑到要砌得有孔时，用熟铁做成的脑袋对他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说撞旋转门是一项职业？难道要使娼妓从良？难道缠着人要瑞士乳酪不成？当揭疮疤能给人带来乐趣时，谁会去揭开旧疮疤呢？或者说，要给另一个人掘一个坟，好让他以后拉你一把？打空拳吗？要把别针弄弯？要把钉子敲进实心橡胶做的敌人身上去？要密切注视电话簿或者姓名地址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马特恩，就别报仇了吧！你再也没法引起普鲁托这条狗的兴趣了！够了，非纳粹化！你同整个世界和解吧！要不，你就承担义务，用每月所得作保证金，去听从心脏、脾脏和肾脏吧。因为你并不懒。你总是一个大忙人——老在走来走去，说出什么，走来走去。你已经经常达到甚至超过你的成就极限——你把女人带走，又把女人扔下。你还能干什么呢，马特恩？你面对镜子，顶着风学会了什么？学会在舞台上大声、清晰地讲话。也就是说，迅速进入角色，你刷牙齿，敲三次门，然后接受聘请，担任性格演员，扮演表现型人物，是演弗兰茨还是卡尔·莫尔，由当时的情绪来定——你对着剧院里所有的楼厅和排好座次的正厅前排座位说：“可是我想下一次走到你们当中，仔仔细细地进行观察！”
太笨了！马特恩还没有准备好，乘报仇之机做一笔可以说是值得一做的交易。他坐在萨瓦茨基的沙发椅上，想出一些空荡荡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来。他吃力地拖着脚步和他的肾结石，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朋友们养着他。他的情人请他去看电影。当他带着狗，而且由于职业的缘故去散步时，没有人敢于转过身来。得有锤子击中他，使他不去纠缠那些人，那些听见他这个咬牙人跟在后面的人。
这时，在五五年，当所有在四五年那个和平年出生的孩子十岁大时，大量生产的廉价产品被抛向市场。有一个上了润滑油因而没有声音的销售机器在秘密地、但又并非违反禁令地工作着。没有一种报刊上的广告预告它，预告旺季的热门货。它在任何橱窗里都不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在玩具商店和百货公司出售这种商品就非常容易。没有一家邮售商店用免付邮资的办法推销它。可是在教堂落成纪念日年市售货摊之间，在儿童运动场上，在校舍门前，却有流动商贩带着货物站在那儿。凡是在孩子成堆的地方，甚至在职业学校，在徒工宿舍和大学门前，到处都可以买到玩具，这种玩具是专为七至二十一周岁的青少年制造的。
这里说的是——用不着把一件神秘莫测的日用品精心炮制成另一个秘密——眼镜。不，不是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研究形形色色的丑态的那种眼镜。没有那种心肠歹毒、藏在角落里的工厂主想要使西德战后的青少年堕落变坏。既不用报告主管的联邦考核部门，也不用传达临时性的指示，或者说两者都并非必不可少。没有一个教士找到机会，从布道坛上走下来，让使人恐惧的比喻不胫而走。尽管如此，仍然没有能够矫正比比皆是的视觉缺陷的眼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陈列待售。其他那些既无伤害作用、也无治疗作用的眼镜——人们只能靠估计——以大约一百四十万副的规模走向市场，每副价格为五十芬尼。后来，在联邦的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调查委员会对这种商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这之后，官方的估计才证实是切合实际的。一家布劳克塞尔公司，即希尔德斯海姆的大吉森公司，生产了七十四万副被指控为非法式样的眼镜，根据这个数字，确切地讲，可以推销一百四十五万六千三百一十二副传达带产品。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特别是因为生产成本很低。这是一种经简单冲压而成的塑料制品。镜片虽说像窗玻璃那样不用磨得特别光，但却必须是长期研究工作的结果——合格的光学仪器制造者在耶拿培训过，然后逃离东德，愿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给布劳克塞尔公司。不过，布劳克塞尔公司——顺便提一下，这是一家有声誉的企业——可以向两个调查委员会证实，没有一个光学仪器制造者从事毫无结果的研究工作。那种小型的、工厂附设的玻璃工场充其量是在熔化一种特别的、因而也是作为专利申报的混合物。把一份以克计量、因而其剂量也是保密的云母——就像从云母片麻岩、云母板岩和云母花岗岩中提炼的云母那样——搀到众所周知的石英砂、苏打、芒硝和石灰岩的混合物中去。那就是说，别调制魔鬼的唾沫，不能有任何一点儿禁用的东西。职业化学家的鉴定将证实其科学性。由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进行的审理程序将停止下来。尽管如此，在这些东西当中，仍然会出点儿事情——这很可能就是搀进去的云母擦痕面——可是只有七至二十一周岁的青少年明白这个窍门，因为这个窍门就在眼镜上面，这个窍门既非成年人，也非小孩子所能理解。
这些眼镜叫什么名字？在流通时有各式各样的名称，所有这些名称都不是由布劳克塞尔公司命名的。更确切地说，制造者把他们的商品作为没有名称的玩具推销给青少年，而一旦销售额明显增多时，就接受一些名称，作为售货员的广告用语。
马特恩同现在已经八岁的小瓦莉·萨瓦茨基一起活动活动手脚，他在博尔克尔大街，在杜塞尔多夫圣诞节市场上第一次听说“神奇眼镜”。一个貌不惊人的、很可能是出售胡椒蜂蜜饼或者过于廉价的自来水笔和刮胡子刀片的矮子，端着装了一半的纸板匣子，站在土豆煎饼铺和推销圣诞节糕点的货摊之间。
然而，不管是在弥漫着的油脂味正诱惑人们的左边，还是在糖粉摊旁不会少花钱的右边，都没有如此众多的孩子挤在很快就要掏空的纸板匣子前。这个售货员肯定是一个季节工，他并不高声大叫，而是低声说着：“戴神奇眼镜呀，用神奇眼镜看东西。”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具有童话色彩，但它更多地还是为那些身带小钱包的成年人取的。因为在正成长着的青年人中已经流传着这种说法，说神奇就是指：十三岁男孩和十六岁少女大多把这种眼镜称作“认识眼镜”；中学高年级学生和刚出师的自动控制机械工，甚至连刚上一年级的大学生也谈论“认识眼镜”。用得比较少、很可能不是由孩子们取的名字有：“父亲认识眼镜”和“母亲认识眼镜”，或者“家庭揭露者”。
这就是说，从最后这些名称出发，布劳克塞尔公司几十万副、几十万副地抛向市场的那些眼镜，使家中之事变得一目了然。这些眼镜不仅发现、认识，更为糟糕的是，还要揭露父亲和母亲，甚至还有刚满三十周岁的成年人。只有那些在五五年还不到三十岁或者大于二十一岁的人才会漠然置之，既不会去揭露，也不会被弟弟妹妹揭露。难道说非得用这些总括的计算绝招来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不可？难道说那些态度冷漠的人，那些年满九周岁的人就不能指望和没有能力去进行最初的认识？难道说布劳克塞尔公司胸怀大志，或者说客观冷静、朴实无华地进行现代市场研究，就能领会和满足成长中的战后一代人的需要？
甚至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布劳克塞尔公司的法律顾问也能提供鉴定，这些鉴定在社会学方面所浓缩的客观性能够解除两个调查委员会的怀疑。“产品与顾客之间的巧合，”在一个鉴定中这样说，“是可以预见的，但只能预见到那个相关的事件，因为顾客已开始进行独立生产，将所掌握的产品变成他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变成某种不可侵犯的东西。”
怀疑论者尽可以继续摇头。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决定生产和销售神奇眼镜时，这种季节性热门货的成功都是清清楚楚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德的社会结构，而不管这种结构变化或者顾客变化——就像舍尔斯基①所说的那样——是否有意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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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舍尔斯基（1912～1984），战后德国有影响的社会学家。
青年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当所有生产出来的这种眼镜大半都在购买后不久就被毁掉时——因为父母们预感到这些眼镜意味着什么——仍然剩下大约七十万个戴这种眼镜的人，这些人得以心平气和地看到一个全面的父母形象。大约在晚饭后，在全家郊游时，当父亲用割草机转着圈子割草时从窗口往外看，就会出现一些美好的瞬间。在联邦共和国全国范围内，发生过多起眼镜事件。然而，弄到问题成堆这种地步的只有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而这时在西南部以及巴伐利亚州，这种眼镜仍然在有规律地投放市场。只是在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州——基尔和卢卑克除外——有一些地方，整个地区都找不到这类眼镜，因为在那里，在欧了县、伦茨堡县和诺伊明斯特尔县，官方毫无顾忌，整纸箱整纸箱地就地没收商贩们的眼镜，然后补开一道“临时的处分”。虽然布劳克塞尔公司能够提出索赔权作为要求，可是，只有在城镇和伊策霍周围，眼镜才能找到顾客，这些顾客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印象，一个关于父母的印象。
那么，人们现在通过神奇眼镜仔细观察到的是什么呢？民意测验没有得到很多材料。大多数对父母有一个印象的、或者正准备丰富其父母形象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发表意见。他们充其量承认，神奇眼镜使他们大开眼界。在运动场上和电影院入口前的询问大体上是这样的：“年轻人，您说一说，戴上我们的眼镜对您有什么作用？”
“这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戴过几次这种眼镜之后，我相当清楚地看到了同我老爸有关的事情。”
“我指的是某些细节。请您不要有顾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从布劳克塞尔公司来。这是为了我们顾客的利益，如果这些眼镜的进一步改进……”
“这些眼镜用不着再改进了。我们对它们都非常满意。我已经表示了赞同。我看过几次，现在我看得很清楚。不能比这更清楚了！”
所有被询问者都在回避，不过，人们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年轻人的肉眼见到的父亲，同一个年轻人戴上神奇眼镜的眼睛见到的不一样。此外还证实：神奇眼镜会给戴这种眼镜的年轻人显示父母变化无常的形象化的过去，而且是够多地、颇有耐心地按照时间顺序显示。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对成长中的孩子缄口不谈的那些插曲，变得明显可见。甚至在这一方面，布劳克塞尔公司以及学校当局煞有介事的询问都是徒劳。人们至少可以——而且会以奇特的方式——猜测，许多性爱秘密会被揭开是不足为奇的——还有一些比比皆是的荒唐行为——更确切地说，在父亲认识眼镜的两个圆圈中重复出现了种种暴行，这些暴行都是在十一二三年前干下的、忍受的、引起的。谋杀，多数为成百人地谋杀。伙同作案。谋杀时叼着烟，在一旁观看。经过考验的、得到奖章的、受到热烈欢迎的杀人凶手。杀人动机变成主导动机。和杀人凶手们同桌吃饭，同坐一条船，同睡一张床，同游一个娱乐场。祝酒干杯，出动命令，档案评语，盖上印章。有时候只是签名和字纸篓。谋杀的渠道很多，言论和沉默都能杀人。每个父亲至少都隐瞒了一次谋杀行为。许多谋杀行为差不多等于没有发生，它们被掩盖，被隐蔽，被埋藏，一直到战后十一年，神奇眼镜上市，使作案人露出原形。
没有特殊情况。除非这个或者那个年轻人准备宣布，他的认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是可以利用的。可是，子女们对现有资料都守口如瓶，恰似以前直到做梦时父母们都神秘莫测一般。羞耻之心很可能起了阻碍作用。长得特别像父亲的人，都害怕那些关于还有其他相似的结论。此外，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都希望质问父母，不要妨碍他们那条由父母往往在牺牲他人的情况下提供资助的学习之路。肯定不是布劳克塞尔公司，但总是有人，总有那种研制出神奇眼镜的人，也就是那种从片麻岩中提炼出云母擦痕面、把云母掺和到常见的玻璃混合物中的人，他们想看到这种眼镜行动的最后目的，而且盼望尽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不过，这不会引起孩子们反抗父母的起义。家庭观念、自卫本能、比较冷静的推测以及对于丢丑之人盲目的爱会阻止一场革命，一场也许会给我们这个世纪提供一些通栏大字标题的革命。这里所说的大字标题有：“儿童十字军东征会遇到新的表现形式！——有组织的半大孩子占领了科隆一瓦恩机场！——紧急状态法生效！——在波恩和巴特戈德斯贝格的流血冲突中，警察和联邦国防军的部队只有清晨才能出动——黑森广播电台除了几座附属建筑物外，均陷入半大孩子之手——迄今为止可能有四万七千青少年，其中还有八岁儿童——自杀浪潮在劳恩堡、易北河地区的青少年中肆虐——法国将执行引渡条约——十四至十六岁的为首闹事者已经供认——在结束有计划的清洗行动之后，明天将通过所有电台广播——对引起和领导这次暴动的共产党间谍的追捕工作将继续进行——在行情暴跌之后交易所出现希望之光——甚至在苏黎世和伦敦，德国有价值的东西重又走俏——十二月六日被定为全国性的忌日。”
根本没有这一类的事情。有些病例将要公诸于世。一批数字可观的少男少女再也无法容忍父母可怕的形象。他们离家出走，跑到外国，跑到外籍军团，这已成为习以为常之事。有几个人又回到家里。在汉堡，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有四起，在汉诺威有两起、在卡塞尔有六起自杀企图得以成功，促使布劳克塞尔公司在复活节前不久就停止了供应所谓的神奇眼镜。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过去突然明亮起来，然后便再一次而且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永远暗淡下去。只有在这里即在马特恩故事中提到的马特恩才理智地对待种种反抗。因为当他在杜塞尔多夫圣诞节市场上给他女儿瓦莉买到这种神奇眼镜时，孩子立即就戴上了它。瓦莉刚才还是笑嘻嘻的，格格地啃着美味烘饼，现在她通过这种眼镜一看见马特恩，便丢下烘饼和用金色带子捆住的包裹，叫了起来，而且一面叫着一面逃跑。
马特恩同狗在后面追赶。可是两者——因为瓦莉也看到了这条狗的真正面貌，看到它很可怕——在孩子眼里变得越来越可怕。他们在快到拉廷根门前时才抓住她。过往行人都可怜这个叫嚷着的女孩，他们要求马特恩出示证件，证明父亲身份。出现了种种麻烦！已经说出了这样的话，譬如：“这个人肯定想动手打这个孩子！你们仔细瞧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臭狗屎！”这时，终于有一个警察来分散蜂拥的人群，查明履历。证人们说看到或者没有看到这样和那样的事情。瓦莉叫嚷着，仍然戴着这种眼镜。一辆巡逻车把马特恩、普鲁托这条狗和受到惊吓的孩子交还给孩子的父母萨瓦茨基。可是即使在熟悉的住宅里，周围有很多贵重的玩具，瓦莉仍然没有在家里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一直戴着这种眼镜。不仅仅是马特恩和这条狗，就连约亨和英格·萨瓦茨基，在瓦莉眼里也都是新面孔，很清楚，很可怕。这种叫喊声把普鲁托赶到了桌子下面，让大人都呆若木鸡，它充斥着整个儿童寝室。在此期间说的话虽然被叫喊声弄得支离破碎，却仍然意味深长。瓦莉结结巴巴地说到很多雪和流到雪里的血，说到与大家同样的牙齿，说到可怕而又可爱的胖子，爸爸和瓦尔特叔叔，说到还有别的人看起来都很可怕，他们打那个胖子，不停地用拳头打，打得最多的是瓦尔特叔叔，不停地打那个可爱的胖子，那个人再也站不住，然后便倒在雪里，因为瓦尔特叔叔把他……“你不该这样做！不该做这种事！打人，残酷对待人、花和动物，这种事到处都禁止。每个做这种事的人都进不了天堂。亲爱的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住手，住手……”
只是在英格·萨瓦茨基把这副眼镜从吵吵嚷嚷的孩子脸上取下来后，孩子才稍微安静了一点儿；可是在几个钟头之后，当她已经躺在小床上被所有的玩具娃娃围了起来时，抽噎仍然不止。要测量和检查体温。必须叫一位医生来。医生说，既不是刚开始的流感，也不是常见的儿童疾病，他认为，很可能是一种打击引起了这种危象，这是某种估计不到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持安静，大人最好避开，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就要把孩子送进医院。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两天两夜不退烧的这段时间里，冬天的景象在孜孜不倦地、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白雪皑皑，鲜血流淌，拳头在说话，胖子倒了下去，一再扑通扑通地倒下去，倒在什么里面？倒在雪里，因为马特恩叔叔和爸爸也倒了下去，倒在雪里，而且吐出那么多牙齿，一颗、两颗、五颗、十三颗、三十二颗！——很可能再也没有人一起来数这些牙齿了。因此，要把瓦莉同她的两个最喜欢的玩具娃娃一起送进玛丽亚医院。男子汉萨瓦茨基和马特恩并未坐在过于空旷的童床旁边，他们坐在厨房里，用饮水的玻璃杯喝着酒，一直喝到他们从椅子上摔下来。约亨保持着这种对于厨房环境的爱好。白天，他是商人，衣服笔挺，堪称楷模；晚上，他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从冰箱走到炉旁，拉着裤子背带。白天，他操着他那一口灵活的商业德语，军事用语的残余赋予这种语言以生动精确和省时简洁。“我们不想拖拖拉拉，我们想快刀斩乱麻！”过去军事首脑古德里安想要坦克大规模快速行动时，就说过这种话，如今萨瓦茨基想以一批单排纽成衣充斥市场时，也鹦鹉学舌地跟着他这样说；可是傍晚时分，他穿着拖鞋，在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吃着烤得松脆的蛋煎饼，絮絮不休、唠唠叨叨地谈着“过去在五月份，那是一个冷冰冰的故乡”。就连马特恩也学会了估计厨房的安全性。两个同事哭泣着，拍着肩膀。感动和未加水的烧酒使得他们的小眼睛在不断地眨巴。他们把一半的负罪感在厨房用的桌子上推过来推过去，当事情涉及到详细日期时，他们还要争执一番。马特恩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在三七年六月，萨瓦茨基持反对态度：“那件事正好发生在十二月。我们当时曾经低声耳语过那件事，说它只好那样草草收场。”可是两人都认为，他们当时就不赞成那种事：“你知道，我们中队其实是这样一种国内流亡①的避难所。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柜台边探讨哲学。维利·埃格尔斯在场，在场的还有杜莱克兄弟、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布布利茨、霍佩和奥托·瓦恩克。而你却不停地讲呀，讲呀，讲存在，一直讲到我们大家都迷迷糊糊为止。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那么现在呢？现在怎么办？现在，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自己，还说：‘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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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纳粹时期一部分不满法西斯暴政的人士在德国国内对当局采取的回避态度。
在经历这样一番诉苦之后，厨房环境每一次都有一分钟之久鸦雀无声，充其量只有咖啡水在唱着它那笃信上帝的小曲儿，一直到萨瓦茨基再次开始讲话：“总而言之，小瓦尔特你说说看，我们就活该如此吗？我们都做了什么呀？——我说不行，决不！”
当瓦莉·萨瓦茨基在将近四个星期后离开医院时，那副所谓的神奇眼镜已经从住宅里消失了。既不是英格·萨瓦茨基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也不是约亨和瓦尔特把它放在厨房了，很可能是那条狗把它咬碎，吞下肚子消化掉了。不过，瓦莉并未问起这件下落不明的玩具。女孩一声不吭地坐在她的斜面写字台前，因为耽误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功课，所以必须把好多东西都补上。瓦莉变得神情严肃，人也消瘦了一些，她已经能够做乘法和加法。所有的人都希望，孩子可能会忘记她为什么变得这样消瘦、这样严肃，为什么她再也不是胖乎乎的、滑稽可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瓦莉呆在医院里，受到很好的护理，以便让她忘记不愉快的事情。这种行为方式逐渐成为所有参与者主要的生活准则——遗忘！种种格言被绣在手绢、毛巾、枕套和帽子的衬里上。每个人都必须而且能够遗忘。遗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据说记忆是令人愉快的回忆的栖身之地，而不是折磨人的丑事所呆的地方。要进行正面回忆并不容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有某种他能够信仰的东西，譬如说上帝；或者说，凡是不能信奉上帝的人都应当信仰美，信仰进步，信仰人们心中的善，或者信仰一种别的什么思想。“我们，在这里，在西方，我们坚定不移地信仰自由，直到永远。”
那么就行动吧！遗忘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马特恩买了一个大的橡皮擦，坐到一张厨房用的椅子上，开始擦去心脏、脾脏和肾脏上所有那些已经显示和尚未显示的名字。就连普鲁托这条狗，一段长着四条腿、虽然又老又弱却又在周围走来走去的过去，他也想卖掉，想把它送给无主小动物收养所，想把它擦掉。可是，谁会买一条老野狗呢？再说，母亲和孩子也反对这样做。英格·萨瓦茨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这段时间里，她已经对这条狗感到习惯了。瓦莉在哭哭啼啼，要是把狗卖掉，看来她又会生病。这就是说，它依旧黑糊糊的，而且不容忽视。甚至就连那些名字也在对马特恩巨大的橡皮擦进行顽强的抵抗。譬如说：他擦去这个名字，把橡皮屑从脾脏上吹下来时，他阅读报纸时就会遇到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撰写戏剧评论文章的人的名字。这是因为在擦去名字时还作了某种附加说明。每篇文章都有一位作者。这儿这位作者是一个行家。他获得了种种认识，而且还要说、要写：“人们渴望戏剧，戏剧也同样渴望人们。”可是紧接着他就抱歉道，“如今人们处于这种相互疏远的状态中。”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人类的历史可以在戏剧史上找到自己的最佳相似点。”可是，他在写到他怎样看到这种情况到来时却说：“如果室内剧场变得平淡乏味，再次成为有幕布、背景和侧景的舞台”，那位在自己的文章下面签上R．Z．这一名字的先生就只有赞同伟大的莱辛，而且大声叫道：“戏剧表现形式这种艰苦的工作有什么用？”他的文章同时包含着警告和劝告：“并非在人不再成其为人之时戏剧终止；正相反，如果剧院关门，人就会停止再成其为人！”总而言之，人这个词使罗尔夫·灿德尔先生——马特恩在演戏时就认识他——心醉神迷。譬如：“未来几十年的人”或者“所有这一切都要求竭尽全力研究人类”。还有论战性的言论：“灭绝人性的戏剧吗？从来没有！”此外，R．Z．或者哲学博士罗尔夫·灿德尔——从前他担任过什未林市立剧院的戏剧顾问——不再感谢“剧场转播”。最近，他在西德广播电台担任顾问职务，从事一种不会妨碍他为几家大报的星期六副刊撰写文章的活动。“给人们指出灾难，这还不够；在内心净化的净化作用夺走虚无主义的花环并赋予混乱以一种意义之前，一切动荡都停留于目的本身，并不归属于注释的范畴。”
拯救在字里行间友善地眨眨眼睛。这是一个人，是心乱如麻的马特恩应当求助的人，尤其是因为他早就非常熟悉这个人，而且还在某个地方刻上了罗尔夫·灿德尔这个名字，随身携带着，不是刻在心脏，就是刻在脾脏，要不然就是作为肾脏上的铭文。没有一种橡皮擦，就连新买的橡皮擦也不能将它擦掉。
每个人都得住宿，就连R．灿德尔也得住宿。他在科隆漂亮的新广播大楼里工作。他住在——电话簿这样低声说——科隆一马林堡。
是不带狗去呢，还是带狗去？到那儿去是为了进行审判呢，还是在人类混乱的困境中去请教？带去的是一小包报复呢，还是一个小小的、友善的询问？两者都有。马特恩不能放弃。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也在寻求报复。建议和凶杀同出一辙。他带着同一条黑狗去拜访敌人和朋友。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毫不迟疑地走到那儿去说：“我在这儿，灿德尔，不管顺利与否！”他多次蹑手蹑脚地走着——你们别转过身——围着古老的花园地皮绕圈子，打算即便碰不上当时的戏剧顾问，至少也能碰上他花园里的树木。
在八月份的一个闷热的似有雷阵雨的夜晚——所有报告都正确无误：那是在八月份，天气闷热，下了一场雷阵雨——他同狗跳过墙壁，落到灿德尔花园松软的地上。他随身带的既不是斧头，也不是锯子，而是一包白色粉剂。哦，马特恩要下毒！他在这方面积累了经验：没到三个小时哈拉斯就死了。没用马钱子来毒死狗，用的是普通的灭鼠药。这一次是一种对付植物的毒药。他同狗影子一道，从一棵又一棵树旁一闪而过。这是一种颂扬大自然的小型舞蹈。小步舞和边伏特舞在朦朦胧胧的、有小精灵出没的、枝叶繁茂的灿德尔花园里决定着舞步的顺序。他用不断的鞠躬来帮忙。他没有嘟哝咒语，就把粉剂撒到那些像龙形怪物一般粗壮的根上。马特恩充其量像往常那样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你们别转过身，
咬牙人在游荡。
可是，这些树木该怎么办！甚至连树叶也不再沙沙作响，因为在闷热的天空下没有一丝微风。没有鹊鸟发出警告。没有松鸦进行预报。长有苔藓的巴罗克小天使雕像也不想咯咯发笑。甚至连带着猎犬、行色匆匆的狄安娜也不愿转过身来挽满那有把握的弓。灿德尔先生从昏暗的花园山洞里走出来，亲自对这个轻松愉快的、正在撒着毒药粉剂的人讲话：“我可是一点儿也没看错！马特恩，是您呀？我的上帝，您在从事何等友好的工作啊。您把化肥撒到我的花园里那些巨大植物的根上。很可能您是认为这些树长得还不够大吧？可是，这种通向宏伟目标的活动在当时就使您变得出类拔萃。化肥！多么荒唐，却又多么讨人喜欢啊。只是您没有考虑到有雷阵雨。雷阵雨马上就会从我们这些人头上和花园上空倾泻下来。第一阵暴雨就会将您在园圃中辛勤劳作的标志毁掉，就会将它们冲洗一空。不过，我们别犹豫！阵阵狂风已经在宣告暴风雨的来临。第一阵雨滴肯定已经在往下掉，掉到了半空中、半空中……我可以请您，也请这条杰出的狗光临寒舍吗？”
这样，他便轻轻地挽着这个勉强答应的人的胳膊，往房屋的方向走去。现在，在卵石路上的最后几步，他们必须加快脚步。他们到了游廊里才又说起话来：“我的上帝，世界多小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次都在想起您：马特恩可能在做什么呢？这个质朴的年轻人，这个——请允许我这么说——贪杯的人和极度兴奋的人在哪儿？——现在您就在这儿，站在我的图书之间，摸着我的家具，用目光扫视着，您的狗也同样在扫视，两者都在灯光下投射出影子，也就是说，确实现在很热情，有人情味——欢迎！”
这时，灿德尔先生的女管家赶忙泡上了一杯适合男人口味的浓茶。法国白兰地已经准备停当。没有描写的环境再一次占了上风。当外面暴风雨正粉墨登场时，为了同灿德尔先生讲话，他们坐在干燥、古老的沙发椅上，正在进行一段有益的戏剧对话：“可是，好朋友——那好吧，您很快就要讲述您的难处——虽然您跟着人瞎跑，大肆冤枉我，但是我承认，我曾经是、好歹都不能不是那个人，那个提前解除了您和什未林市立剧院合同的人。只不过其原因——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落到您头上，而且必然落到您头上——并非如您今天所说，在于政治方面，而是——我该怎么说呢？——在于极其平常的酒精方面。这种事叫人无法忍受。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喜欢喝上一小杯。可是您的嗜好太过分了。坦率地讲，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差不多已经够民主的联邦州里，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剧院经理、戏剧顾问或者导演也许都会这样做。您排练时喝得酩酊大醉，您烂醉如泥，不说台词，把我的戏演砸了。哦，对啦，我当然还记得您那些震耳欲聋的格言！对这些格言的内容和表现力，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当时就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可是所有的人，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都反对您发表那些高谈阔论的场合和时机。尽管如此，值得敬佩的是您成百次地讲出了我们最多只是在心里想、但不敢公开承认的东西。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大家都佩服您大无畏的勇气。因为您只是在酪叮大醉时才直言不讳棘手的事情，这种状况使您的行为失去了影响。告发信，大多数是舞台管理人员写的告发信，在我的办公桌上越堆越高，我犹豫不决，从中调解，最后还是不得不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保护您，确实是要保护您。要是我不用一个普通的惩戒诉讼程序给您提供这个机会，离开什未林，离开一个当时对于您来说是危险的地方，我的上帝，那就无法想像，您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马特恩，您知道，当时的人一旦采取行动，他们是不习惯闹着玩儿的。个把人无足轻重！”
在外面，戏剧中的隆隆雷声并未错过参与的机会。在里面，马特恩在苦思冥想，如果没有灿德尔博士这位人类之友，他可能会怎么样了。在外面，滂沦大雨把毒死植物的毒药从花园里那些古老的无所不知的树的树根上冲走。在里面，普鲁托在狗梦中发出呼噜声。莎士比亚式的雨水在外面像不断线的珠子那样流着。当然，在干燥的室内现在有一架钟发出滴答声。接着，就是三架珍贵的钟调成不同的声音，滴答滴答地打破了昔日的戏剧顾问与昔日的年轻英雄之间的沉默。隆隆的雷声并未超越舞台的前沿。喝口酒润润嘴唇吧。按摩一下额头上的皮肤。外面的闪电将里面照得通明。罗尔夫·灿德尔，一个老练的主人再一次开口讲道：“我的上帝，马特恩！您还记得您在我们那儿朗诵的情形吗？弗兰茨·莫尔，第五幕，第一场：乌合之众的智慧，乌合之众的恐惧！——您真是棒极了。不，不，实际上是语惊四座。一个叫伊夫兰德的人或许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出比这更可怕的东西。有一个发现刚刚来自但泽，来自已经产生了不少出色优伶的但泽——您会想起泽恩克尔，要是您愿意，甚至会想起迪特尔·博尔舍。您精力充沛，大有希望地从那儿走来。要是我没弄错的话，那个善良的、实际上作为人和同事也是讨人喜欢的古斯塔夫·诺尔德曾经是您的老师。据说，诺尔德在战争结束时遇难，死得很惨。您等一下，在一个不堪人目的比林格尔剧本中，您引起了我的注意。您扮演的不是多纳塔·奥普费尔库赫的儿子吗？对啦，那个巴尔克赫尔同她的多纳塔一起拯救了那个夜晚。您在那儿还有谁呢？当然，有优秀的施奈德一维贝尔导演以及扮演主角的卡尔·布吕克尔。当我想起弗里茨兴·布卢姆霍夫时——他扮演阿卡狄亚的亲王，我想那是在三六到三七年，他操着萨克森方言，演得扣人心弦——我便会感到可笑，禁不住大喊大叫。后来，有卡尔·克利韦尔，她扮演不气馁的多拉·奥滕堡。还有我在一次绝对成功的纳旦戏中想到的那个海因兹·布雷德。您的老师一再出现，他是一个多么席勒化的波洛尼乌斯啊！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而如果需要朗诵萧伯纳剧本中的一个段落时，他也同样出色。市立剧团极有勇气，还在三八年就敢于演出约翰娜。我只能强调指出，并不存在落后地区！你们那儿那个建筑物老百姓是怎样叫的？对啦！叫咖啡磨！据说全毁了，如今还是那样。不过有人已经对我说，人们想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古典主义风格重建一个。波兰人都令人奇怪，老是重复。他们希望老城的市中心依然如故。长巷、妇女巷和约彭巷可能已经初具规模。我可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梅梅尔。那我是否又回到那儿去呢？不，我亲爱的。不该与同一个女人结两次婚。在西德舞台上飘然而过的精灵，确实不能把我吹走。那种精灵是剧院转播吗？是作为大众交流手段的戏剧吗？是作为纯粹的类概念的舞台吗？那么万物的精华——人呢？是在一切都停留于目的本身，不用进行任何诠释的地方吗？是涤罪吗？是改过自新吗？是道德净化吗？——都过去了，亲爱的马特恩——或者说还没有过去，因为电台的工作使我心满意足，留给我时间，开始从事几年来就已写下不少文艺短评的工作。那您呢？就再也没有兴趣了？第五幕，第一场：乌合之众的智慧，乌合之众的恐惧！”
马特恩嘟嘟囔囔着，喝着茶。一串挂有十字架的念珠在他体内，在心脏和脾脏打成结，缠绕着受到折磨的肾脏，发出格格的声响——随大流的追随者！潜在的纳粹！品行可疑的人！随大流的追随者！潜在的纳粹！——可是，从杯子边缘却传来细声细气的声音：“戏剧吗？再也不干了！是缺乏自信心？很可能。再说，腿上还有残疾。虽说几乎看不出来，可是在舞台上呢？除此之外，语言、力量，还有兴趣，一切都依然如故。千真万确！可就是没有机会。”
三架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流行艺术风格的钟在不受干扰地滴答了一分钟过后，打破僵局的话语又从罗尔夫·灿德尔的嘴里冒了出来。这个更确切地说是身材颀长的人，一边低声细语，既聪明又颇有同情心地喃喃着，一边在大小合适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在外面，花园里正在滴水的树木让人想起八月份短暂的雷雨。灿德尔博士在讲话时不是用手抚摸摆在宽书架上的书脊，就是抽出一本书来，打开它，犹豫着，读出一段在他的讲话中恰好用得上的引文，然后再十分珍惜地把它放好。在外面，昏暗使花园中的树木靠得更近。在里面，灿德尔在几十年的收藏家激情拯救出来的剧本前摆弄着巴厘岛舞蹈面具，中国有魔力的木偶，涂色的西班牙摩尔人舞蹈者——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口若悬河般的讲话。女管家来换了两次茶，送了两次饼干。就连她也像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流行艺术风格的钟、初版图书和印度半岛的乐器一样，是一个怪人。马特恩老是坐在沙发椅上。落地灯正好照到他那很好使用的脑袋上。普鲁托睡着，发出嘎嘎的声音，这是一条像外面花园里的树木一样老的狗。在里面，灿德尔正在谈论他在电台的工作。他负责清早时刻和上床时间，也就是儿童节目和夜间节目。灿德尔没有对立面，而是朋友。他在节目中谈到紧张关系，谈到架设桥梁。我们必须重新结合，这样我们就会重归于好。当时，就连马特恩也偶尔获准去为儿童节目海阔天空地讲一通。他是《小红帽》中的狼。这只狼吃了七只小山羊。“你瞧，是这样吧！”灿德尔接上话头，“我们缺少声音，缺少像您这样的声音，马特恩。声音，尚待解决的声音，与基本概念近似的声音，剑拔导张的声音，使我们的过去铮铮有声的声音。譬如说，我们要准备一套新的节目，我们想把这套节目称作‘讨论过去’，或者说得准确些，称作‘讨论我们的过去’。一个年轻同事，而且还是您的老乡——很有才华，几乎是才华超群——正在探索新的广播形式。我可以想像，恰好是您，我亲爱的朋友，在我们那儿会熟悉同您的天赋相称的一项任务，那就是：急切地寻求真理，对于人不断探询，探讨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迄今缄默无声之处，从此语言会撞开大门——您愿意吗？”
这时，这条老得不行的狗——普鲁托犹豫不决地苏醒过来了。马特恩愿意。说定啦？——说定啦！后天，早上十点钟，广播大楼？——后天十点。不过要准时。——准时，而且头脑清醒。我可以给您叫一辆出租车吗？——罗尔夫·灿德尔博士可以在西德广播电台报销。人们可以报销每一笔开支。每一种风险都是免税的。每一个马特恩都找到他的灿德尔。